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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2008年5月18日于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上的演讲

来源：光明日报 2008年9月4日

主持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面对滚滚而来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浪潮，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创新思维对民族的兴旺、知识经济的挑战以及新世纪的思想解放，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感谢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赐稿本报，就创新谈了自己的看法。

●最近三十年中国的GDP图，从1980年到今天成长了30多倍，就是翻了五番。所以能够翻五番，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邓小平的那个创新。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其影响是没法以道里计的。

　　●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华文化传统里面的重要观念，以立德为先。而西方只讲立功、立言，不讲立德。这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始性的深层不同。

●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些主体观念，是西方没有的，西方不了解的。关于政治哲学、外交哲学方面，中国文化从古来就有一些观念，比如“德”跟“和谐”。这些观念在中国的传统里头是很古而且很重要的，而在西方是没有的。

●要想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是一个需要有创新精神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单靠政府的正式发言是不够的。要在国际上把事实讲清楚，需要有多种创新精神，我认为这是对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科技研究发展中的创新

徐冠华主席，万钢部长，各位贵宾，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是创新”。我先举几个科学技术研发中的创新例子。第一个是双螺旋。

▲图一　1953年摄于英国剑桥

图一是Crick和Watson于1953年在英国剑桥照的。他们在那一年写了一篇文章，震惊了世界，大家今天公认他们的文章是二十世纪生物领域里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发现了DNA的结构是双螺旋。为了了解DNA是怎么样的结构，他们当时做了一个模型（图二）。

▲图二　模型 ▲图三　结构详图

这个模型如果你用图三来看的话，是两个右旋的螺旋，可以想象是一个很高的梯子，中间有一级一级，扭起来成一双螺旋。请注意这个梯子上面的每一级T-A，A-T，或C-G，G-C，都是化学结构。T必与A连结，C必与G连结。而T，A，C，G的排列顺序就决定这个DNA的基因信息。任何一个生物，它的遗传信息就在他体内双螺旋的结构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展示了生命的一个基本奥秘。他们说“我们提出的双螺旋对应结构，可能是细胞一分为二的复制基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双螺旋如果从中间切开，变成两个单螺旋的话，每一个单螺旋都有全部的DNA的信息。所以可以各自补一个单螺旋造成两个相同的双螺旋。这个奥秘他们当时就认识到了，确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它引导出来今天的生物研究与生物工程。

▲图四　三类科技创新

今天全世界的生物研究经费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别的各类科研经费加起来的总和。这就代表他们二人的创新对于全人类整个发展的重要。这个发展中先有基础研究，然后有发展研究，最后有生产研究（图四），这一系列的连锁起来的发展，中间当然有无数多大大小小的创新，这些创新的性质不一样，可是每一个都是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工作。

▲图五　Faraday ▲图六　电磁感应试验

第二个例子是发电机。发电机的原理是电磁感应。图五是英国人Faraday，十九世纪的大实验物理学家。图六是1831年他的一篇文章上的一个图，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他用一个线圈，当中放一个磁铁。他发现假如磁铁不动，线圈中电流是零，可是他把磁铁动一动，不管向外拉、或向里拉，线圈中立刻就有电流了。这就是电磁感应。这个创新是影响全人类生产力的大贡献！

▲图七 　Faraday　Disk ▲图八　小发电机

通过他的发现过了几年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仪器，叫Faraday　Disk（图七），今天在很多学校实验室里都有。再发展下去就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机器（图八），这个机器可以产生两千瓦。前两天在电视上看到，这次四川大地震，有很多救灾的物资，其中有一排排箱子，这么大的，就是这种发电机的近代的样板。然后就变成了近代的大发电机。比如三峡今天就有32个大发电机，每一个可以发电70万千瓦，一共可发电2200万千瓦。发电机的历史是极好的例子，从基础创新，到发展创新，到最后生产所需要的创新，这种连锁性的、一系列的创新是所有科研发展创新共同的模式。

▲图九　Differential 　Analyser

第三跟大家讨论一下近代的计算机。图九是上世纪30年代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计算机，叫做Differential　Analyser。里面用转轴，齿轮和皮带。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发展出来一个机器叫ENIAC，可以说是近代计算机的祖先，在1946年战争结束后完成。这个机器的内部有18000个真空管，和1500个继电器，一秒钟可以做300次乘法，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它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它需要18000个真空管，今天60岁以上的人也许见过真空管，图十是一个真空管的照片，有三厘米高。ENIAC有18000个这样的真空管，是很庞大的。可是它还没有今天的一个PC本事大。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PC不用真空管，取而代之的是半导体与芯片。如果没有半导体今天就不会有PC，不会有手提电话，不会有网络工程。

　　缩小的关键是半导体，那么半导体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一门基础科学——量子力学——的产物。量子力学是理论物理学20世纪的一个大发现，我想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发现，它整个改变了人类跟物理世界的关系：用半导体可以生产芯片，芯片可以代替笨重的真空管，这样就发展出今天的计算机。有了今天的计算机才有今天的世界（图十一）。

　　其他类型的创新

▲图十二: Henry　Ford

▲ 图十三:　Model　T　

今天国内讨论创新，往往倾向于仅指科技领域中的发现跟发明。可是科技领域以外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流水线。流水线对于今天整个世界有决定性的影响。图十二是福特公司的创始人Henry　Ford，今天福特公司老板的祖先。1878年他15岁上中学的时候辍学，自己去搞一个公司，在1908年他制造出来一个叫做Model　T的汽车（图十三），这是人类汽车工业历史上最重要的第一次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在1919年他又引进了流水线的观念，对于今天的世界流水线的创新想法是划时代的。

▲图十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个重大的创新是邓小平讲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句话，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图十四是最近三十年中国的GDP图，从1980年到今天成长了30多倍，就是翻了五番。所以能够翻五番，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邓小平的那个创新。对于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其影响是没法以道里计的。

　　以下我要讨论另外一种创新——

　　“争夺国际话语权”

　　我个人觉得这个创新的需要，今天在国内没有受到足够的认识、足够的注意。

　　1962年中国跟印度打了一仗，那时西方媒体一面倒地攻击中国。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对这个现象知道得很清楚。这个现象是怎么样改变了的呢？是因为英国的一个新闻记者Maxwell，写了一本书叫做《INDIA’S　CHINA　WAR》。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是说印度先挑起了战争，跟西方的媒体说法完全不一样。这本书改变了西方对中印战争的看法，是一个十分及时的创新。

　　今年3月14日西藏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西方媒体又是一面倒地攻击中国，今天所需的是Maxwell那样创新精神，写出西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写出3月14日的真相。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亟须的创新。

今天的国际媒体上大大渲染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威胁论”，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是因为西方不了解中华文化传统，不了解中华文化传统跟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分别。这一点应该负责任的不只是西方媒体和西方知识分子，我觉得中国媒体跟中国知识分子也应该负责任来纠正这一点。

▲图十五：北京保利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

▲图十六　铭文

　　中国的文化里面有一些主体观念，是西方没有的，西方不了解的。关于政治哲学、外交哲学方面，中国文化从古来就有一些观念，比如“德”跟“和谐”。这些观念在中国的传统里头是很古而且很重要的，而在西方是没有的。图十五是最近十年来发现的一个三千年前的西周青铜器。前几年李学勤教授带我去北京保利博物馆看到它。这个青铜器里面的铭文（图十六、十七），讨论的是当时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包括大禹治水的故事。大家知道约八十年前顾颉刚先生写了一本书，要推翻很多中国传统历史上的说法，他说根本就没有禹这个人，说“禹”其实可能只是一个“虫”。他的理论在当时十分重要。今天这个青铜器的发现证明三千年以前就已经讲大禹治水了，顾颉刚的说法不能成立。

　　另外请注意90多个字的铭文里面有6个“德”字。所以“德”在中国的政治哲学里至少有三千年了。

　　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华文化传统里面的重要观念，以立德为先。而西方只讲立功、立言，不讲立德。这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始性的深层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跟周边的国家签了很多国界划线的条约，仔细去看看这些条约，都基于和谐、平等、尊重双方意见的总原则。可是这一点总原则没有被国际媒体所认识，没有被认识，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威胁论”。

　　要想争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是一个需要有创新精神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单靠政府的正式发言是不够的。要在国际上把事实讲清楚，需要有多种创新精神，我认为这是对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谢谢。

（杨振宁，著名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和教授，1966年起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任爱因斯坦教授和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荣誉退休。同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在1950年与李政道教授一起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