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本文的题目来自清末游美学务处会办、清华学堂首任监督范源濂（静生）当年的日记。《清华校友通讯》1937年7月1日第5、6期合刊第18页载“范静生先生于开办时所作的日记真迹”：“清华学校开办时之情形，创办时精神上强烈之印象。认清华事业之由来为国耻上有生命之一大纪念。对于美人退款兴学感与愧并，为（惟）有教者、学者、游者、居者合力以图雪耻。”

这是100年多前清华创办者的内心感受，其强烈的报国情怀依然令今天的读者深为感动。洗雪国耻，使“教者、学者、游者、居者”时刻牢记并合力图之。清华为国耻纪念碑之说应源于此。

“清华事业”发端于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庚子赔款，是让中国人人格倍受侮辱和国家经济遭受重创的一个历史事件。1901年（辛丑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法等11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订和约，即《辛丑条约》。条约中第六款规定，中国向美、英、日等14国共赔款本金4.5亿两关银，年息四厘（4%），39年还清，本息总和达9.8亿两关银，约为当时清政府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此项赔款因庚子事变引起，遂被称为庚子赔款。在谈判过程中，西方列强以武力相威胁，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虚开军费，超额索赔，体现了殖民主义国家的贪婪本性。作为西方列强之一的美国获得庚子赔款7.3%的份额，计32,939,055两关平银，合24,440,778.81美元。

1904年春季，清政府出使美国大臣梁诚了解到，美国索要的2444余万美元赔款中，“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二百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防次全案报销”，从而推测美国超索赔款数额巨大。此后，梁诚屡向美国政府官员和报界直陈，以争取美国退还超索的赔款。1904年12月5日，梁诚按外务部指示与海约翰交涉以银为准偿付庚款问题时，海约翰首次承认，“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梁诚就此话题，婉劝海约翰，美国应率先核减庚款。首倡义举，美国可赢得国际声誉；各国响应，中国能缓解财政困难。海约翰赞同梁诚的提议，并表示尽力办成。1905年4月8日梁诚致外务部的信，用退还庚款兴学留美计划。“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1908年5月25日，美国众、参两院联合议决通过了《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令，规定中国“应付款总数，将限定为13,655,492.69美元，利息按规定4％年率计算。”授权美国总统修改“中国向美国交付的赔款义务”，“将赔款差额作为一种友好举动退还中国”。由美国原分得的庚子赔款24,440,778.81美元减为13,655,492.69美元后，退款为10,785,286.12美元。1908年7月14日 清政府外务部照会美国公使柔克义，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乘此机会愿表明实感美国之友谊，且念近年贵国大伯理玺天德提倡中国学生来美分授高等教育，此事征之往事，入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者良非浅鲜。中国政府现拟每年遣送多数学生至美就学。”1909年7月10日清宣统皇帝批准外务部、学部《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谨拟办法大纲》的奏折。奏折称：“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

1909年9月30日清宣统皇帝批准外务部、学部9月28日奏折，同意将内务府所经管的清华园旧址约450余亩，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10月25日游美学务处会办范源濂等人与内务府所派人员交接清华园。此后，游美肄业馆开始在清华园内建设。1910年12月21日游美学务处呈外务部、学部，提出：将游美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3月30日清华学堂中等科在清华园暂行开学，在礼堂（今同方部）举行了开学仪式。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清华学堂监督范源濂讲话，称清华学堂为官费，勉励学生努力学习。应该就在此后不久，范源濂写了本文开头的那句话来表述“精神上强烈之印象”。对于美国的退款兴学，范源濂有“感与愧并”复杂心理。实际上，清政府对美此举是深为感谢的，因为这符合清政府效法西方的政策以及引进科学技术的需求，所以外务大臣奕劻说，“念近年贵国大伯理玺天德提倡中国学生来美分授高等教育，此事征之往事，入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者良非浅鲜。”为此，清政府规定，庚款留美生80%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等实业学科，20%专修法律及政治学。《清华学堂章程》也规定：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但是，当时的清政府经济匮乏加上政治腐败已经是苟延残喘了。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背景美国在决定退款的同时，才约定把退款用于兴学，以便美国能够监管退款的使用。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美国真是干涉得太多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国家贫弱的必然。上面说，美国所得庚款占总赔款额的7.3%，退款约占50%。当时中国每年要向列强支付2000万两关银，而美国的退款约占3.5%，即每年约为70万两。用这样一笔钱，就可派数十名学生留学，并开办清华学堂招数百名学生就读。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经济也不会如此的不堪。因此，每个中国人想到庚子赔款，内心无不感到愤慨和屈辱，所以，范源濂“认清华事业之由来为国耻上有生命之一大纪念”，并“合力以图雪耻”。

作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女生的陈衡哲曾在清华大学校庆22周年（1933年）纪念日发表演说，题目是《清华大学与国耻》（参见《清华校友通讯》1935年第1、2期合刊第3页）。演讲词说，“清华大学的存在乃是33年前的一大国耻的纪念与象征。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人问起我是不是庚款学生（IndemnityStudent）时，我就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惭愧与羞愤。这个感觉，在我的心中至今还不曾消减。”她认为庚子（1900）年的失败暴露了中华民族的三大溃疮，也就把国耻从内心显现出来。她所指的“三大溃疮”，其一是“愚”，其二是“弱”，其三是“穷”。对于穷，演讲词说，“穷到了让人家可怜我们，把赔款退给我们——穷到要拿这个纪念国耻的金钱来办最高的教育，来送青年学生出洋读书。即以我个人而论，假若不是靠了那个赔款学额，我便要连一点求学的梦想也达不到。这是何等难受的一个境地。”

面对“九一八”带来的新的国难和国耻，而国家的贫弱依旧，令陈衡哲深为感慨：“应该发生什么样的感想，尤其是我们这一群受过那个三十三年前国耻的恩惠的人？”对此，她谈了自己的感想“第一，我们的自身即是一个大国耻的象征，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以期能把这两个新旧的国耻扫除廓清。第二，我们努力的目的虽然不止一个样，但我以为人格的修养却是最为根本的。”对于人格的修养，她引了孟子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加上一条，“大名不能惑”。她强调：“我们欲求这四件人格上的大成功，却又须先注意到一个更为根本的条件，那便是先把自己忘了。一个人所以贪钱贪名贪权位，无非是因为先把自己做了人生的中心点。假如我们能把自己的种种享乐放到一个角落里去，把国家和人道移置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来，我们便将立刻感到一种恬淡静寂的味道，觉得身心自由，不为物役了。”陈衡哲把人格的修养视为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在演讲最后说：“我把他提出来，用至诚和热情，奉献于我们负着两重国耻十字架的清华同学之前。希望你们在锻炼身体、增集智识、培养才能的种种为国为人的努力中，不要忘了这个最根本的努力；要不然，我们的一切努力，便将立刻有制造奴隶人才的危险了。”

一位学者查阅当年留美学生所办的英文刊物时，看到“知耻而后勇”几个中文字在其中反复出现，起初，她不解其用意。当了解了庚款留学的来龙去脉后，她写道“庚款留学的‘底色’是耻，当时的人们感受真切。”从范源濂到陈衡哲都谈到要洗雪国耻，这是那一代国人的一大誓愿。如今，距范源濂所写已经过去105年，距陈衡哲所讲也过去80多年了，中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已经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正在实现之中，到建国一百周年，中国的面貌必将更会令世界瞩目。清华的历史已过百年，当年的建筑依然屹立，那里记录了中国人曾经的苦难与屈辱，今天的“教者、学者、游者、居者”应该依然牢记范源濂、陈衡哲等先贤的志愿。国耻已雪，历史的教训不可忘；目标仍在，人格的修养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