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校史连载之三】一波三折的改办大学之路

2007-11-07 | 2121

作者:史轩

  周诒春提出改办大学报告

  晚清以来出现几次留学热潮,打开了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之门。游美学务处成立并选派直接留美生,以及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学生公费留美,是中国近代留学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晚清以来的留学热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但是伴随着留学热潮,也有许多人对留学花费过多提出了批评,他们主张应加强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

  王国维在1906年指出,“吾国之所素乏及现在之所最需要者,高等及中等教育也。”“高等教育既兴,则外国留学可废。”他认为“留学生之数之多,如我中国之今日,实古今中外之所未有也。通东西洋之留学生不下万人,每人平均岁以五百元计,则岁需五百万元;以此五百万兴国中之高等教育,不虞其不足,即令稍有不足,其受教育之人数必倍于今日之留学生之数无疑也。”

  1914年,胡适在《留美学生年报》发表《非留学篇》,批评政府舍本逐末,“不知振兴国内教育,而惟知派遣留学。”美国退还大笔庚款,“足以建一大学而有余”,但政府却只用来资助学生留美。胡适特意提到“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其财力殊可作大学,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他认为“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

  针对国内外舆论,以及国内教育事业发展形势和清华学校自身发展需要,1916年,校长周诒春第一次提出清华应向完全大学过渡。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入威斯康辛、耶鲁等校学习教育、心理等专业,1913年起任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作为有留洋经历的教育家,了解国内外舆情变化。加之到1916年,清华已度过5年的创建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周诒春认为,清华有良好的基础,为图久远之计,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是学校今后发展的“当务之急”。否则,到1940年庚款还清之后,清华经费将难以为继,因此不如未雨绸缪,渐求扩充,早定基础。

  周诒春从三个方面谈清华改办大学的必要性: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二、“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於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三、“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

  以上三点,归根结底,“皆为广育高才,撙节经费藉图久远之计。”周诒春指出:“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显然,周诒春的改办大学计划,既是对晚清以来社会对留学制度批评的正面回应,如第一、二点;也是从清华自身发展出发的长远设计,如第三点。尤其是第三点,周诒春校长深谋远虑对清华的未来具有危机感,正如一位校友评价:“他要在庚款尚能有效运用时期,将清华办成一所完善的大学,将来我们的学生可在国内读大学,留美后即入研究院,研究高深学识。”

  清华学校提交报告不出半月,外交部即予批准,并令周诒春悉心规划。得到批复后,周诒春即开始着手改革课程、选聘教员以及增添设备,并开始兴建早期“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等馆舍。清华得到较稳定的发展,学校初具规模。

  正当周诒春积极推动清华改办大学之时,1917年下半年,社会上一些人却肆意批评周诒春“妄糜巨款,营私害公”,言辞十分激烈。经外交部派人核查,攻击之辞大多不实,但于191811月周诒春仍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辞职。

  校长更迭风波

  周诒春辞职后至1922年曹云祥出任清华校长期间,不到4年内先后有赵国材(代理)、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代理)、金邦正、王文显(兼代校务)等6人任职长校。校长是一校最高领导,对一个学校的发展至关重要。“清华历来所有的权衡,一切的责任,完全集中在校长一人身上。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校长的频繁更迭,使清华改办大学一事进展缓慢。曹云祥感叹:“周校长离校后,学风衰颓,校长数易,仅改组董事会以求维持局面,更无计划之可言矣。”

  在这些校长中,赵国材代理校务时间较短,对改办大学推动不大。

  张煜全来清华之前任外交部参事秘书,曾担任过清华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他任校长一年,病假半年以上,极少与学生见面。五四运动以后,他派巡警干涉学生会成立大会,还把电灯关灭,引起学生公愤。学生当即宣布罢课抗议,引发清华学生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因此于1920130日被迫辞职。同日,外交部任命罗忠诒任清华学校校长。但这一任命遭到学生反对,罗忠诒未到校便辞职了。

  经过“驱张拒罗”之后,暂由学校董事会主席严鹤龄代理校长。严鹤龄精明强干,可惜其志不在清华,几个月后又回到外交部任职。他任校长“纯是过渡的性质,讲不到什么失败成功。”

  接着外交部任命该部参事金邦正为清华学校校长,他是清华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金邦正上任不久,因协同董事会压制学生运动,引起学生强烈反对。1921年秋开学时,全体学生相约拒不出席金邦正召集的开学典礼,金邦正只好借故悄然离校赴美,校务由教务主任王文显代理。学生会就趁此去信请其辞职。1922422日,外交部正式调离金邦正,任曹云祥代理清华校长,后正式任校长,清华校务始告稳定。

  这些校长对清华改办大学,有所推进。19182月,赵国材呈请“增高程度,升为大学,各生由大学毕业,再行派美,则既可缩短留学期限,亦可减轻留学经费。”张煜全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定计划,逐渐增高本校之程度,期跻于完全之大学。”  19201月,张煜全将该会的工作计划呈报外交部。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决定逐渐停办中等科,“而以办中等科之力量与经费,改办大学。”计划决定,自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三年后在校该科学生全部结业,中等科即告结束。高等科仍保留,并扩大学额。1921年又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这些年清华虽然办了大学程度的班级,但这毕竟不是彻底改办大学的措施。

  推动改办大学进展的因素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清华改办大学的因素。

  第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教育界爱国人士掀起的教育改革运动,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1912年全国公立和私立大学仅为4所,1922年有19所,到1925年增为47所。全国大学生也由1912年的2000余人,增至1925年的2万余人。在大学教育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清华自然不安心于将大量人力物力仅投于中等教育。1924年,曹云祥曾不无忧虑地指出:“迩来中国学潮变迁,提高程度,各处中学专门学校,纷纷改为大学,于是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

  同时,清华相对其他学校经费较为稳定,设备优越,改办大学条件更为成熟。曹云祥指出:“其他各校,虽受经济束缚,尚且改办大学,清华经费较为稳固,更当有此一举。”

  第二,清华校友的积极呼吁与极力推动。国内外清华校友看到北京大学富有朝气,以及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力,迫切要求改革,认为清华有必要也有能力自办大学。

  1920年冬,清华同学会北京分会组织成立“清华幸福委员会”,专门推动清华改办大学。此时,随着一批校友纷纷回国服务母校,19236月清华教职工为97人;10月的一份统计表明,返回母校任教的清华校友达31名,占教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同时期外籍教师只有17名。这批回国校友逐渐改变此前中国教师地位低下的局面,成为清华的新兴力量。梁启超在1925年即观察到“今之清华,渐已为本校毕业回国同学所支配;今后此种趋势,当益加强烈。”还有许多身在美国的校友,也和校内学生一道,对清华改办大学积极建言献策。清华校友,无论国内国外、还是校内校外,成为改办大学的一支积极的促进力量。

  第三,经费问题也是推动清华改办大学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因素,周诒春在1916年的报告中就已提出这个问题。为了延长清华的寿命,只有减少留美学额,节省经费,积储基金,自办永久性的大学。这样在1940年退款告罄后,清华仍可利用节余之基金及其利息,继续存在下去。加之1920年以后,由清华资送或津贴的留美人数激增(由1913年的265人,增至1920年的408人,1923年又达471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美生活费用也上涨,以致“每年留学费,约占(每年退还的)赔款四分之三”,学校经费入不敷出,1923年经费赤字达15万元。长此下去,不到1940年,清华经费就难以为继。因此,学校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方针,改办大学以节省留美学务经费即为紧缩内容之一。

  由上述因素促进,加之曹云祥掌校后校务日趋稳定,清华改办大学的步伐大大加快。

  大学部成立的经过与变革

  1922年曹云祥任清华学校校长到19239月张彭春来校任教务长,在上述改办大学推动因素的作用下,改办大学的工作加速进行。学校成立了关于清华校务的“调查委员会”,积极研究改办大学事宜。

  19232月,曹云祥提出“十八年(1923-1940)计划”,筹划逐步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校方组织了“课程委员会”,策划改办大学的一切具体步骤与措施。课程委员会先后三次提出改办大学方案,最后由教职工会议通过,决定自1924年起为大学筹备期。从这一年秋天起,开始逐年停招留美预备生(旧制学生)。至此,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计划,由酝酿阶段正式进入实施时期。

  192311月初,清华教职员会通过《清华大学总纲》,明确了“清华希望成为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的目标,强调“教育应特别奖励创造学习、个人研究及应付中国实际状况及需要之能力。”由此,清华大学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学校任务是培养国家急需人才,尤其要造就各方面的杰出领军的人才(即领袖人才)。

  19242月,清华学校聘请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是年10月,清华学校“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并讨论通过《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纲要》确定了清华大学的组织单位、筹备工作次序等计划。翌年4月,外交部批复同意。学校随即按照《纲要》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曹云祥、张彭春等10人为委员。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并决定到1929年旧制生全部毕业后,留美预备部停办。1925年秋,清华校务会议决定张彭春任大学部主任并兼任留美预备部主任。

  1925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这年共招收大学普通科一年级学生(称新制生)132人,报到者有93人,这便是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级学生。清华学校大学部“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才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为办学方针。1926年起规定学制4年,大学部改成四年一贯制正规大学。1926年大学部共设17个系,其中已开出课程的有11个系: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业学系和工程学系。暂未开出课程的有6个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东方语言学系、数学系、体育学系和音乐系。至此,清华改办大学的初步框架形成。

  1928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将奉系军阀赶出北京,原由北洋政府控制的清华学校,转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此后,清华就以一完全的、独立的大学耸立于中国的大地上。

  余论

  清华改办大学从1916年提出,经几任校长近10年的努力始告成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清华改办大学是清华发展的重要里程,除了是为适应当时国内外教育发展进行的改革,也是清华面对社会舆论和要求的自我调适。

  清华因其特殊的建校背景,甫一成立便面临其他学校所不曾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是对外问题,即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与紧张。“在帝国主义不断压迫,及民族主义怒潮澎湃之时,清华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早在1908年,章太炎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批评美国“退款”办学倡议,认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游学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进入20年代,国内民族主义思潮高涨,清华受到更加猛烈抨击。社会上部分舆论指责清华为“买办学校”、“洋奴学校”,培养的学生是“感化受美最深”,“未‘出’而先‘洋’” “预备‘留美’,而未尝预备‘回国’,可耻孰甚。”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肖楚女批评帝国主义“通过退回庚款办清华这样的买办学校,一天一天地陆续制造出这种卖国的买办。”现在来看,这些观点未尽全面,但在当时,思想界、舆论界颇有对此种言论的支持者。

  二是对内问题,即清华与国内兄弟院校在经费来源上的紧张与冲突。清华办学经费来自庚子退款,充裕而稳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内其他学校因经常欠薪、停薪而闹罢教、罢课。“在全国教育经费普遍严重匮乏的情况之下,清华一枝独秀,自然会引起社会不平之鸣,到底平等与特殊,何者为异?”

  1924年,有人批评“清华虽比较的不无成绩,然费钱如彼之多,仅仅造就少数学生,实属太不经济。且此少数人中,有一部分将来未必能为有用之材,而亦费如许金钱供其读书,尤为不经济之极。”“国家年费百十钜万之资,半以供各省署及外交部员子弟友好之享用,返观京内及各省公立学校数十百万之学生,率因教育经费无著而几于失学,谓为教育界中之一大失策,谁曰不宜?”

  由于这两个问题长期存在,并与诸多政治、社会、教育问题相纠结,令清华处于非常尴尬的窘境。社会上对留学政策、清华教育的批评,大多与此有关。面对这些问题,清华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办学定位与治学态度。因此有着特殊的建校背景的清华改办大学,正是清华面对社会要求所进行的一次积极主动的自我调适,面对国家需求所进行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学习生活在“国耻学校”的清华人,带着更为强烈的爱国情结,不断努力探索着振兴中华的真理,清华迅速成为当时中国高校的“新军”。

(原载《清华人》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