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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午后。清华园荷清苑静谧如水，迎春花绽放簇簇鹅黄。

正在卧室看书的郑敏先生笑盈盈地走出来招呼我坐下。她看上去只有70岁的样子，完全不似已有93岁高龄。虽然满头银丝，但听力极好，谈话从容温婉。面对这样一位写了70多年诗的长者，总让人忍不住想探究：她的人生又是怎样的篇章?

“九叶派”掀起中国新诗波澜

记者：您是“九叶派”唯一健在的诗人了。“九叶”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郑敏：“九叶派”是别人把我们捏到一块儿的，是时代把我们冲到一块的。

1979年的时候，曹辛之把八位写新诗的诗人约到他在王府井的家中聚会，说服大家：诗歌百家的春天来到了，我们应当找回上世纪40年代我们发表过的新诗，出一本集子，好让年轻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诗。

为什么叫“九叶”？当时曹辛之说，“九”，是指我们九位诗人。而我们这批上世纪40年代写诗的人，当时正在接受思想改造，总不能说自己是花吧？只能当绿叶，来衬托革命的花，那就叫“九叶”吧，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

记者：你们之间交往多吗？

郑敏：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与其中几位诗人都还不认识呢。一直到70年代末，因为曹辛之准备出版《九叶集》，才在他家和众多诗人聚过两三次，并不熟。这些人里，我一度跟陈敬容通信较多，可后来几次变故，信都不知去哪里了。

记者：“九叶诗人”大多是西南联大的吧？

郑敏：一部分联大的，一部分是上海的。穆旦、杜运燮是我四几年在西南联大时就认识的，后来他俩都加入中国入缅远征军。袁可嘉也是西南联大的，但比我小。我只在录取名单上看到过他的名字，没有见过面。曹辛之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办刊，王辛笛、陈敬容、唐湜、唐祈也在上海。所以曹辛之办《中国新诗》杂志，劝我在上面发表诗歌，说：“我们是起一个‘南北对流’的作用。”

记者：同为“九叶派”，你们的诗风是不是很相近？

郑敏：九叶诗人的风格各个不一样。我的个人背景是哲学，师从过冯至。

我对穆旦的诗看得比较少，觉得很深奥。在当时他是九叶中名声最响的一个。按我的推测，可能是因为他最具有反叛精神，性格也强烈，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一种张力吧，所以大家印象深刻。

杜运燮是新华社的，受奥登的影响最大，更接近现实主义，还在抗战时期写过《滇缅公路》等诗作，他的诗不边缘，不难懂。曹辛之是编辑，意识很敏感，对诗界很了解。陈敬容受法国抒情诗人的影响，只是后来写得较少了。

唐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的诗里现实主义的成分多一些，很红色革命。唐湜的专长是评论，理论很先锋，很现代派。袁可嘉则受瑞恰兹影响最深，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艺批评当中。王辛笛的资格最老，是与卞之琳同时代的人，后来去了英国，结识了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英国诗人。

总的说来，我们的路并不一致，相同的就是背景都是上世纪40年代。说起来，就像曹辛之捏了一把茶叶，把我们撮在一块。这本《九叶集》是解放以后中国的第一本流派诗集，封面是曹辛之做的，装帧非常漂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集，当时出来以后，很多诗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还有过这种诗。这本书，是我们的复活。

记者：“九叶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被列入中国现代10大诗歌流派之一。您认为“九叶派”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郑敏：其实我一直是个人创作，没有什么流派的概念。如果不是曹辛之，我也不会成为“九叶”中的一员，不会跟中国新诗发展相连。

现在让我站出来看，我才认识到，“九叶派”总结了二战后中国新诗的氛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征，那种“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的迷茫。从风格上讲，“九叶派”的诗歌语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用文学语言承载他们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而且“九叶派”把中国和世界搅到一块儿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带入中国，把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的诗，把后现代气氛引入中国。使得中国新诗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莱般浪漫阶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旧的文雅。中国新诗放弃掉闺秀感情，“九叶”是第一个波澜。

“冯至是我的诗歌引路人”

记者：您从小就喜爱文学？

郑敏：我本来姓王。王家在福州是一个很大的家族，我的祖父王又典是福州很有名气的词人，我母亲念过私塾，非常喜欢诗词。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和比利时，专攻数学。可能我更多继承了家族中文学的血统吧，我很喜欢文学，数学就一塌糊涂。

上初中的时候我就非常爱看白话文学，散文啦什么的。初一的时候有个教语文的张老师特别欣赏我的作文，可能就因为我读鲁迅、周作人作品比较多吧，能学着说点时髦的话，感觉跟新文学接得上趟。（笑）

记者：后来怎么报考了西南联大哲学系呢？

郑敏：本来报考的是英文系，但我在注册的最后一刻忽然改了志愿，念哲学了。因为当时我觉得文学可以自己学了，而哲学一点都不懂。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这一步走对了。

也是受家庭影响吧。我在一岁半时曾经得了脑膜炎，几乎要死了。后来就被过继给我父亲一个留法时期的好友。

我的养父姓郑，养母就是我的姨妈，养母因病没有生育，我就成了郑家唯一的孩子。我是跟随养父母在河南六合沟煤矿长大的，养父最讨厌“东亚病夫”这个词，每天带我们去爬山，像放羊似的。五六岁时就带我去游泳。当时煤矿的领导层都是从欧洲回来的，非常注重让我们长成一个健康的现代人。

我这姓郑的父亲对我非常好，极端自由平等。他是一位工程师，充满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留下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他很快就成了同盟会会员，以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我，总是鼓励我要以平等自尊的态度和他探讨问题。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也因此使我成长为一个重视独立思考的人。我父亲后来卖掉一座房子送我去美国念书，所以我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幸运的。

记者：联大期间，您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

郑敏：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读了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废名（冯文炳）等人的新诗。一般的通俗爱情小说我看不上，背后有点哲学的文学作品我才喜欢。到了二年级了，学校规定哲学系学生必须修德文。我被分配到冯至老师的德文班上，迷上了冯至的诗，觉得他的诗中渗透了哲学气息。这和我以后写诗，并且写以“哲学为近邻”的诗有着必然的联系。

那时我下课后老去冯先生家傻坐，听他和他夫人，包括卞之琳等客人聊天、讨论。我也不发言，就总是在吸收。对我来说，冯家就像图书馆、像智慧的源泉。我现在觉得自己也挺可笑的，很想知道在他们眼中的郑敏是个什么样的怪孩子。（笑）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诗作的纸本递给冯至先生，请他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他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条路很难走。”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

所以冯先生是我诗歌的引路人。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写新诗方面，无意中走上了冯先生在《十四行集》中开创的那条中国新诗的道路。

记者：那时您就出了第一本诗集？

郑敏：我的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亲自编的。当时我正在美国留学。巴金对当时的青年作家非常爱护，给大家发表诗歌、编书，包括我和陈敬容的诗歌。

建立中国新诗诗学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新诗的发展？

郑敏：新诗是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极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读众之数量与满意度，却远远比不上小说、杂文等其他当代文学品种，其中主要的问题，出在新诗的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的观念影响，以致新诗的辞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

每个民族都有口语与文学语言。古代汉语是世界上文学语言的奇迹，已经有了四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诗人，不应以为新诗是白话体，就与古汉语无关。诗人首先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赋予它当代的阐释。今天的汉语，由于长期写“我口”，词汇量降低了，尤其是诗文词汇大量流失，深深影响到新诗的内涵深度和色调的丰富，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诗歌语言的再创新。古典诗词由于不受口语的约束，辞藻是极为丰富多彩的。

诗品的高远还在于诗的境界。境界是诗的灵魂，是诗的看不见的空间，想象力是可以打开它的灵魂的居所——诗的形式的金钥匙。今天的诗人应当多读古典诗词，领悟古典诗人的精神素养、诗魂境界的超越不凡，豪迈处荡气回肠，悲愤处惊天地泣鬼神，自然也有深情温婉之时。而诗人又将这一切心灵之境界，镶嵌入诗之肉体，这一切绝非“我手写我口”所能达到的。

记者：中国新诗应该往何处去？

郑敏：中国当代新诗往何处去，这是一个思考中的问题。依我所见，21世纪中国新诗的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从新诗的艺术和审美层面来说，新诗的最大任务，就是寻找具有自己汉语语言特性的当代诗歌艺术，建立自己的新诗诗学，才有可能与世界的当代诗并驾齐驱。

从诗的内容方面来讲，当代的诗有一种倾向，似乎以反崇高、反审美、反共性、反文化、反意义、反主题，代之以虚拟、玩世、丑陋、庸俗等等，希望达到所谓“先锋”的胜利。境界是诗歌的灵魂，也是价值的最终所在，它并不浮出诗歌的表层，但却以它那不可触摸的光辉照亮全诗，没有境界的诗如珠玉失去光泽。诗歌需要诗人对生命真诚地揭示。真诚是诗人的第一美德，而任何油滑的玩闹都是对诗的亵渎。

记者：您认为新诗的发展与中国当下的文化、教育、思维观等是否有着紧密联系？

郑敏：新诗的发展与我们的文化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人文学科的教育长期得不到重视，这势必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对汉字、汉语语言文化、古典诗词等的理解，也就必然阻碍新诗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得到健康的发展。

另外，现在我们大学里中文系不认外文系，外文系不管中文系。外文系完全是语言教学了，鲜有文学研究。中文系总觉得只要对中文负责就行了，没有打开国门，把自己放进世界文学中去思考，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中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新文学出现后它被忽视了，其实如果用世界的眼光挖掘古典文学，那里有着无穷的宝藏。

采访手记

唯有这片叶子

还在闪亮

郑敏是我采访过的最年长的一位采访对象，但我却时时讶异于她的那份纯真。当然，她有着这个年龄的人不可避免的特点，比如说话重复较多，隔一会就会忘记我的姓名和供职单位。但她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本真，着实让人感怀。

文学和声乐是她的最爱。她的声音悦耳动听，这得益于她1948年在纽约留学时，曾师从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朱丽雅特音乐学院声乐教授泰乐先生学习声乐。谈到音乐，她兴致极高地坐到钢琴前，边弹边唱，为我展示了她的意大利发声法，并现场教学，一定要我跟着她学唱。她还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原来她的高音可以唱到3C。

她曾被诗界同仁戏称为“忧国、忧民、忧地球”，虽然年过九旬，她仍在不停地思考，关注诗坛，关注社会。毕竟年龄大了，她很少出门走动，但她总是好奇地向我打探“外面的世界”的动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采访已经进行了3个钟头，我怕打扰她赶紧起身告辞，可她仍挽留我，并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是地道的中国诗？”“你对中国文学怎么看？”“我们可以拿什么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还能产生大诗人吗？”她的问题使我顿时变身成为一个文学青年，恍回到大学时期，青涩而勇敢地在老师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

人说诗人的情怀是纯真，郑敏先生却说：“诗人的命运是预言家，是先知者，他永远远眺，永远思考人类的命运，因此永远是人类历史的哨兵。”

诸叶凋零，唯有这片叶子还在闪亮。

人物小传

郑敏，1920年生，福建闽侯人，中国现代女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诗集1942——1947》、《九叶集》（合著），文论《英美诗歌戏剧研究》、《郑敏文集》（6卷），包括诗歌、文论、译诗等。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48年赴美留学，入布朗大学。1952年获英国文学硕士。1956年回国，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从事英美文学研究。1960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从事教学工作。

（记者 陆云红 文/图）

转自《深圳特区报》2013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