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彭林
弘扬礼仪,以继斯学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之不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彭林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追踵先贤,满怀忧思的严师。
彭林认为:中国传统之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经国家,定社稷,立人民”的“疗疾”良方。礼是人的行为方式,思维准则。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涵养德行,提升境界。要想营造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教育成身心和谐的人。而今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如果没有礼的融合,就会出现诸多的不和谐。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礼受到了过度的批判,甚至被全盘否定,生活中有些人甚至连起码的礼仪规范都没有了。正是这种“文化自戕”,在动摇我们民族自信和文化自尊的根基。
彭林忧思中华文化的断裂、中华礼仪的缺失,于是有了《三礼》的研究、《仪礼》注释的问世,有了《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人生》、《中华传统礼仪概要》等书的出版。
三礼之中《仪礼》出现年代最早,因经文意难读,因而传习者极少,注释者更寥若晨星,彭林却笃志以继斯学。他编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传统礼仪格言》首批印出,风行于大众,很快告罄。
他的课是一种震撼
彭林决定首先让自己所讲之课成为吸引学生的力量,将中华传统礼仪之道,化作甘霖润滋学子们的心田。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全国高校中唯一的《中国古代文明礼仪》选修课。
课堂上,他从浅显的方面讲起,却让学生感到耳目一新。比如,人们常说的“观光”,原意并不是游山玩水。《周易》有“观国之光”句,是指外出观察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气象,就是国家的人文之光。
他说,中华本是“礼仪之邦”,可由于2008年要举办北京奥运,大家这才重视由于礼的缺失所带来的问题,如不懂敬人、不懂谦让、不会敬语、不排队、不让座、以我为中心、生怕吃亏、彼此抢道、缺乏公德……我们讲究文明礼仪,不仅仅是为了奥运,更是为了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准,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礼是要践行的。他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时代特征设计传统与现实结合的富有人文精神的见面礼、成年礼、婚礼等;用学到的传统书信知识给父母、老师、同学书写格式规范、文字典雅的信件。学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但提出有创意的方案,而且言行举止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学生们说:“彭林老师的课,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震撼!”
彭林的另一门人文选修课《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也深受学生钟爱,上千名清华学生报名听课,以至于不得不用电脑抽签。授课安排在清华最大的教学主楼后厅,可还是容纳不下,有的学生两年没有抽到签,就坚持旁听了两年。“非典”期间,专业课都停止了,唯一坚持下来的竟然就是这门选修课。学生们说:“这是振聋发聩的寻根之学,是文化和心灵的碰撞。”
“妇好墓”里的象牙杯、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的天文图与二十八星宿的起源、经络与明代正统针灸铜人……彭林引导学生从这些文物探索中国古代农业、天文、医学、音乐、玉器、建筑等领域的先进。学生读懂了这些物化了的中国文化,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提升了民族自豪感和尊严,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
有个女生原本不喜欢说家乡话,觉得“土得掉渣儿”。彭林的课,唤醒了她的乡土亲情。
有的学生回到家乡,面对着气势恢弘、飞泻而下的壶口瀑布,双眼噙满热泪。在家乡的土地上生长了那么多年,此时他才感到和养育自己的家乡“母亲”是那么的亲近,感到血脉中流淌的血液也在喷涌诉说着对家乡的爱。
山西籍学生李强,把热爱家乡的亲情化作了行动。利用寒假深入太行山区,写出了调查报告《乡村八记》,部分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读后非常激动,很快上呈温家宝总理。总理看后亲笔回信,给予很高的评价。
2007年4月一天凌晨4时多,河南安阳火车站又迎来了一批清华学子。在硬座上度过一夜的学生不顾疲惫,兴致勃勃听彭林在考古现场、历史博物馆……满怀对中华文明的敬意的讲解,用实际行动“究天人之际,探心灵宇宙,悟时代真理,会文理一身”,使自己成为行走于天地之间大写的人。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这门课,2003年获首批“国家精品课程”的称号。
彭林还把课堂扩展到了社会。在陕西黄陵县、山东青岛,在民进中央、香港公务员清华大学研究班、中关村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彭林怀抱着他赤诚的“琵琶”,传布着千年祥和的音符,拨动着听者的心弦。
被中华文化浸透
一盏灯对三更细雨,半支笔入万卷黄经。这位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学时看到一篇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文章,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1969年,彭林从南昌工业学校毕业,先到工厂,后做老师,教初中8年。在那个知识荒疏的年代,没有书可读。别人去看电影,打牌,他却到江西图书馆借《说文解字》,整本地抄下来,发现每个汉字都在诉说着古老中华的风雨历程——“我”字竟然是兵器,“王”竟然是大斧……他被古文字深邃的内涵所打动。
打听到有位大学老师有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他马上找到那位老师的家。可是老师不借,说“你能把《说文》看了就不错,这不是你要看的。”冷水浇头,他只好怅然地离开。
在工厂,他利用加班或换休的方法,腾出时间去江西图书馆抄容庚的《金文编》。中午图书馆休息,他只能在公园里等候。
而今,在彭林的客厅里,笔者有幸看到他当年的手抄本。封面有的是毛主席语录,有的是工农兵形象;有用8开白纸装订而成的,也有软皮本、硬皮本,厚厚的几摞,高可盈尺。本子大小不一,参差不齐,日月的久远让本子都泛黄了。
1978年,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中国社科院孟世凯写的一篇谈甲骨文关于蚕桑的文章,顿时魂魄飞腾。他马上给孟先生写信,谈自己的感想。没想到孟先生很快回信,说有问题可以通信,还告诉他一些必读书目。大旱逢甘霖,他马上去找这些书,披阅它们,沉醉其中。他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甜美的了。
单位给了他上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年的机会,他抓紧时机去孟老师家借书,钻研写出了一篇考释甲骨文的论文。孟先生认为论文很有见地,推荐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赵光贤先生。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很欣赏,推荐给《考古》杂志发表。
进修期满,彭林向赵先生辞行,却意外地听赵先生说:“你来考我的研究生!”
“可是,我没有上过大学,单位也可能不放。”彭林不能不有此顾虑。赵先生没有说话,伏案写信,恳请单位支持:“国家发展需要人才,如蒙允准,五内俱铭。”
终于,在1984年,彭林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4年苦读后,1989年他拿下博士学位。1993年,彭林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他作为优秀人才被清华大学引进。说他“幸运”,誉他“才华”,皆不“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中华文化的倾倒、痴迷!他自己说得最好:我是被中华文化浸透的人。
(摘编自《中华儿女》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