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92年7月16日,旅居巴西的迟镜海学长(1933经济)致信清华校友总会,讲述了一段师生情深,爱校感恩的感人故事,信中说:
“五十年前弟居昆明时(抗战时期),朱自清师之令爱在成都就学郊游时为土匪刺一刀伤,朱师接电后急于赴成都照护,时西南联大待遇微薄,为路费问题朱师急难之中向云南实业银行洽借,用有清代第一书家包世臣亲笔字一卷作抵。惟银行担保品除不动产外不能接受他物,其董事长徐某(已忘其名)向弟设法。我拜闻之下,朱先生为我在北京时老师,当然义不容辞,当即将款交徐某转致朱师(确数亦忘,好像是35000元国币)。朱师之作人为人所共知,一定将包某之字帖送我,我退回又送来,我退他送者有三,不得已我将此字帖保留了五十年。朱师已过世,我亦望九之年,故此物捐献清华朱自清纪念堂保存,以示物归原主以为纪念。”与此同时,迟镜海学长将珍藏五十年的朱自清先生家藏的清代第一书家包世臣亲笔字帖一卷,捐赠母校。
是年9月22日收到朱自清先生哲嗣朱乔森撰写的《一点零星的回忆》,进一步介绍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迟先生信中所说“朱自清老师之令爱”,是我大姐朱采芷。当时大姐在四川大学读书。川大在成都城外望江楼旁,那时学校四周有些地方还相当荒凉。大姐与同学走到学校附近时,遇土匪拦劫,因为没钱给他们,被土匪在大腿上捅了一刀,伤势较重。父亲急于回蓉看望,但没有路费,不得不出售字帖。迟先生信中所提到的云南实业银行董事长徐某,实为云南实业银行总经理徐绍谷先生。徐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扬州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家回到清华,徐先生携夫人曾来看望过我父母,因此我有印象。好象父亲说过,徐先生是他的中学同学。这样,他托徐先生代售或抵押字帖,也就不奇怪了。迟先生因父亲是师长,资助路费后不肯收下字帖,而父亲一定要将字帖送他。这正是父亲一贯为人的表现,他历来不肯凭白收受别人的好处……而这也是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应当时时记取的。(编者按:字帖已由清华档案馆作珍品保存。母校已奉复迟学长表示感谢并寄送了捐赠纪念册)
李英在《朱自清陈竹隐伉俪情深》一文中也描述了这段感人故事:
“(当时)朱自清虽然一个人住在昆明,陈竹隐住在成都,相距遥遥千里,但他们伉俪情深,每逢寒假暑假,朱自清都要到成都探亲。朱自清每年南来北往至少两次,旅途跋涉之苦不说,光来去路费就是一大问题。靠人资助,朱自清又是一位洁身自好的谦谦君子,从来不肯接受。为了筹措路费,陈竹隐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虽有所准备,但遇非常事故,他们就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1942年,朱自清的幺女采芷,在四川大学读书,路遇悍匪,身受重伤。朱自清听说后,在昆明焦急异常。为了解决回成都的路费,他便把他珍藏的清代名书法家包弼臣所写的一件条幅,向银行作抵押贷款。银行以那条幅不是不动产为名,不肯接受。这事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迟镜海所知,他立刻筹措三万多元法币给朱自清送去。朱自清一定要把包弼臣的条幅拿与迟镜海,迟镜海坚决不要,就这样交来送回数次。朱自清最后表示:学生不要他的画,他决不要学生送来的钱。迟镜海这才勉强把那画接受了下来。这事已过去了几十年,大约在1992年,已在巴西定居的迟镜海才把此事的经过说了出来,并把原画赠给母校,由清华档案馆当做珍品保存。上个世纪80年代,笔者为主编四川省志一个分志,到清华档案馆,曾亲眼看见那条幅,证实那条幅非包弼臣而是包世臣,一字之差,相隔千里。”
百度百科关于“包弼臣”和“包世臣”的简介:
包弼臣(1831-1917),名汝谐,字弼臣,晚年号谷叟,又号笔公,四川南溪人,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举人。晚清书法大家、画家。其自创了一种将北碑与南帖熔为一炉独树一帜的“包体字”,自成一格。其对后来者如赵熙、颜楷、谢无量、陈楚帆等人走上碑帖结合的书法之路影响甚巨。为晚清三大碑派书家( 张裕钊、赵之谦、包弼臣)之一。曾任盐源训导、邛州学政、资州学政长达2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清代蜀中唯一的状元骆成骧即出其门下。
包世臣(1775一1855),男,安徽泾县人。清代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字慎伯,晚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嘉庆二十年举人,曾官江西新渝知县,被劾去官。包世臣学识渊博,喜兵家言,治经济学。对农政、货币以及文学等均有研究。28岁时遇邓石如,师从学篆隶,后又倡导北魏。晚年习二王。自称:“慎伯中年书从颜、欧入手,转及苏、董,后肆力北魏,晚习二王,遂成绝业。”自拟为“右军第一人”,自负之极。包世臣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通过书论《艺舟双楫》等鼓吹碑学,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很大,至今为书界称颂。
看来,迟镜海学长捐赠给母校的是包世臣亲笔字帖一卷,只是在给母校的信中把包世臣误认为是包弼臣,称包世臣为“清代第一书家”可能有误。(孙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