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倡导学术民主 维护学术尊严

2009-06-17 |

刘鄂培(1952哲学)

冯友兰师(18951990)字芝生,2005年是他诞辰110周年纪念。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芝生师来到清华任教授,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直至1949年才辞去院长兼主任之职。这十八年,芝生师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风光的十八年。如果从清华的校史来看,这十八年应是继国学研究院之后,清华文科再度辉煌的时期。

青年时代的冯友兰

19379月全家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前合影。后排右起:夫人任载坤、冯友兰、母吴清芝、弟景兰。

前排左起: 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后排左起: 刘崇、浦薛凤、陈岱孙、顾毓、沈履。

1952年,我毕业于清华哲学系。芝生师、龙荪(金岳霖)师、季同(张岱年)师等是我的哲学启蒙老师。他们的教诲和熏陶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令我终生不忘。时至今日,我记忆犹新的是,五十多年前我为什么要报考清华哲学系,给我以巨大吸引力的是:在这里学术大师多,学术水平高。

学术大师云集学术硕果累累

清华哲学系是全校中的小系,学生很少,而教师特强,可谓大师云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亦即芝生师执掌清华文学院的时候,这个“短小精悍”的哲学系竟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哲学著作,建立了三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坛增添了浓墨重彩。今将这三个哲学体系简述如下:

(一)芝生师的哲学体系。在《三松堂自序》中,芝生师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总结为“《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其中《三史》指的是:一、《中国哲学史》两卷本(1934年出齐);二、《中国哲学小史》英文版(《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948年纽约出版);三、《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1991年出齐,台北蓝灯文化公司)。《新编》是芝生师晚年在北大哲学系完成的力作。全书运用唯物史观,增添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体现出他从“理在事先”到“理在事中”学术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这是一部完整的、高水平的哲学史巨著。在此之前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已由(美)卜德(Derk Bodde)译成英文(分别于1931年、1952年出版),此外还有日译本。《中国哲学小史》原稿用英文写成,此外还有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文等译本。中译本由涂又光译出,改名《中国哲学简史》(1985年出版)。这两部书不仅是中国人迈入中国哲学殿堂的必读书,而且成为世界学者认识中国哲学的必由之径。芝生师为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书》。在抗日战争期间,芝生师随清华南迁昆明,他的兴趣从哲学史转向哲学理论的建树。从1939年至1946年,出版了《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书。他称之为《贞元六书》。这《六书》亦即从六个方面阐发了他的哲学体系。

在芝生师执掌清华文学院、哲学系的十八年里,他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六书》,标志着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和世界哲坛上的重要地位。

(二)龙荪师(18951984)的哲学体系。1926年金龙荪师来到清华任教授,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课程。清华哲学系成立时,他是该系创始人之一。龙荪师精研西方近代逻辑,造诣至深,被誉为“中国的穆尔”①,成为中国逻辑学科的领头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论道》(1940年出版)、《知识论》(1940年脱稿,1948年重写)、《逻辑》(1936年出版)。其中《论道》一书是他的哲学体系之作。该书以西方逻辑为主体,又沿用中国的一些范畴,这是一个融汇中西于一体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哲学体系。

(三)季同师(19092004)的哲学体系。1933年,张季同师从北师大毕业后,来清华哲学系。他的一生在学术上有两大成就: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更新探索出一条新路。1935年,他提出了他的文化观雏型“综合创造说”,主张“兼学东西两方之长”“融合为一”,并认为这种融合是“创造的综合”。半个世纪之后,1987年,他根据中国和世界的新形势变化,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更新探索出一条新路。1936年,季同师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构思,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西方的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使之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和唯物论相融合(“唯物”);并采中国传统哲学之长,即道德、人生哲学(“理想”);萃取西方近代哲学中的科学内容逻辑解析法(“解析”)。1937年,季同师的力作《中国哲学大纲》定稿。今天,不仅有中文本,而且还有日文、韩文译本,成为进入中国哲学殿堂的必读书。在抗战时期他又完成他的哲学体系之作《天人五论》(19411948)。一史(《中国哲学大纲》)一论(《天人五论》)建立起季同师的新哲学体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季同师在《天人五论》中第五论《天人简论》中提出的“兼和”思想,将西方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融于一体,天衣无缝,并用中国的语言、形式准确地表达了客观的唯物辩证法。“兼和”是季同师哲学中的精髓,为外来哲学中国化作出巨大贡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由于中西文化、哲学的“碰撞”日益激烈,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必须更新、转型。因此,中国哲学进入到创立新体系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创立体系的时代中,全国创立的体系寥寥无几,而清华文学院哲学系却占了三家。如此优异成就,当然是身为院长系主任的芝生师的风光;也是继国学研究院之后,为清华文科再现辉煌。

一位北大的教授朋友,曾提出问题与我商讨:“清华哲学系的大师们为什么会纷纷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的确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

“学术繁荣”基于“学术民主”

中国哲坛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当时西方各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总的说,中国哲坛形成了:一、辩证唯物论;二、西方哲学;三、中国哲学。三派鼎立,相互排斥,壁垒森严,堪称“道不同而不相为谋”。而在清华文学院哲学系则与之相反。各学派的大师欢聚一堂,相互学习,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为什么在清华文学院哲学系能出现融洽、和谐、互补的局面?我想,这与二先生有关:张申府先生提出了“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张岱年先生提出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先生的这些思想,在距今70多年前提出来,它的确是大胆的、创新的思想。但是,为什么这些思想独独产生于清华文学院哲学系呢?正如一棵新苗要茁壮成长必有一片沃土,同样,一个新的思想的产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学术民主。

芝生师在担任文学院长之时,极力倡导学术民主,维护学术尊严,并大声疾呼,要把清华办成一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大大学(《清华副刊》第44期,第3卷)。芝生师为学术繁荣营造出一个良好环境,因之,哲学系产生了“三流合一”,“接着讲”(芝生师提出的)等新思想,出版了一批优秀著作,建立了三个哲学体系。研究清华文学院哲学系从创办到繁荣的十八年历程,我们可以悟出:学术繁荣,在于有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的产生必先有新的学术思想;新学术思想的唯一源泉却是学术民主。因此,学术民主是学术繁荣的基础。这是我的一点肤浅领悟,以供参考。

200512月于清华园

①穆尔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是西方近代逻辑的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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