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兆武:上班记

2021-06-18 | 宋春丹 |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98期2021.6.7 |

何兆武。图/《历史理性的重建》

“大家的发言很好。我没有别的意见。想起来我再说。”

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社科院前身)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与何兆武共事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非常年月,室里开会何兆武一般总是最后一个发言,发言总是这三句话,被有人概括为“何三点”。无论任何时候,他总是保持低调,说话慢斯条理,阐述观点心平气和,不整人,尽量不说假话,也不跟潮流对着干,人品在圈子里有口皆碑。

2005年秋天,孟祥才去清华大学看何兆武,何兆武劝孟祥才写“文革”回忆录,孟祥才劝何兆武写一部生平回忆录。

何兆武说:“我一生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事,写出来也没有多大意思。”孟祥才说:“你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代表。像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教授们的风采、严肃而又自由的学风、解放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你那么小心谨慎也没有躲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劫,所有这一切不都具有典型意义吗?”他笑笑不语。

他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写了。2006年,他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记录抗战时自己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被称为“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翘首期盼着其下篇《上班记》,他却说,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纠缠太深,不是他这样的“槛外人”所能率尔操觚的。

2021527日下午四点,何兆武病危。救护车来接时,连血压都测不出了。到晚上九点多,他的血压和体温奇迹般地上升,却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第二天,他安详去世。

千呼万唤的“上班记”,终于还是没能出来。

“诸青”

1950年,何兆武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后,进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他去北图的初衷是可以看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运动很多,难以静下来读书。在“三反运动”中他还被记了过,这件事情教育了他,以后说话做事一定要掌握分寸。

因院系调整之机,1952年他调入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在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讲师。但是当地不像北京,找不到什么书,他还是苦于不能好好看书。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制定了规模宏大的“12年科技规划”。郭沫若担任院长的中科院在整个学术体制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各研究所都在招兵买马。何兆武得以调进中科院,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二历史研究所(1960年与第一历史研究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副所长侯外庐兼任中国思想研究室主任,他一直想把自己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后两卷(解放前出版了一至三卷)编完,直到1957年夏才终于能够重启。他不仅聘请赵纪彬、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和杨向奎等著名学者,还从西北大学借调了张岂之,又接连选调所里的李学勤、杨超、林英和何兆武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出版时的署名之一“诸青”,就是这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笔名。

孟祥才1964年进入历史所,师从侯外庐读研究生。他请教应如何读书治学,侯外庐告诉他主要是自学,读书中如果碰到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请教杨超,文献方面的请教李学勤,外文方面的请教何兆武,论文写作方面的请教张岂之,这几位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去问他本人。

孟祥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被称为侯外庐手下“四大金刚”,无论在业务合作还是情感上都与侯外庐更亲密。何兆武则相对独立,每次看到他都是一个人在翻阅外文书。

第四卷的编写工作从“反右”前后开始,经“大跃进”,至1959年“反右倾”时结束,其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小至打麻雀,大至修水库,动不动全室走空。何兆武曾回忆,真正做研究的时间不到1/10。侯外庐主张搞业务,一心只想完成《中国思想通史》,时常流露出不满:“上级的任务,该顶就是要顶。”到“文革”时这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说他搞“独立王国”,叫他“党内民主人士”。

何兆武的工作之一,是帮侯外庐查德文原典。侯外庐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不弄清确切含义绝不罢休,何兆武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于有点原教旨主义的味道,还有点书生气。政治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而侯外庐往往把政治上的事当学问来研究。比如上面号召搞人民公社,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并没有提过人民公社,他就不太愿意组织写这方面的文章。

工作之余,何兆武就读书和翻译,因为只有做翻译不会犯错:“话都是别人说的,我只负责翻译。”他选译的都是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古典学术著作,安全系数较大。

1958年,他翻译的卢梭《民约论》出版。1962年,这部书经修订后改名为《社会契约论》出版。这两部译作成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的读物,迄今在多种中译本中仍是销量最大、注释最详、流传最广的。

孟祥才说,何兆武的外语水平在历史所是绝对的第一,译作卢梭《民约论》等达到了“信、雅、达”的水平。他的国文功底也相当好,孟祥才写《梁启超传》时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他基本都能圆满回答。

96岁的张岂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兆武在外文(包括英文和法文)方面有深厚的学术语言功夫,翻译作品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他是一位中西文化都有深厚学养、在西方文化特别是哲学方面有很大贡献的学术大家,这是合适的。”

张岂之记得,侯外庐曾说:“兆武同志有其‘大’。”每次侯外庐来研究室找大家谈话,都要加一句“请兆武一起来”。侯外庐告诉张岂之,何兆武在公众场合不大发表意见,不等于他对事理不清,而是表明他不轻易地表述意见。他是有学问的人,大家应当尊重他,向他学习。

19917月摄于德国慕尼黑。左一为何兆武,左三为羊涤生。图/受访者提供

“每个人有自己的真理,真理却只有一个”

“文革”开始后,何兆武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形势太混乱了,看不出谁是革命分子谁是反革命分子,他就躲在家里当“逍遥派”,狂读康德的“三大批判”和“三小批判”。

上世纪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读康德的入门书照例是《纯粹理性批判》(即“第一批判”),读的是英译本。《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赫胥黎曾打趣说,人们出门旅行总要带两本书,有人会带上《纯粹理性批判》,但是直到旅行归来,实际上连第一页也没有看完。何兆武也读得晕头转向,曾对同学哀叹:“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读不懂,我怕是没有希望读懂的了!”

没想到在这个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竟然读懂了,而且读出了“会心之乐”。他又一口气往下读了“第四批判”。这是康德晚年的八篇文章,德国哲学家卡西勒将之命名为“历史理性批判”,人们习称为“第四批判”。

卢梭曾感叹立法之难,简直需要一群天使;康德却认为,并不需要一群天使,只要有“保存自己”的理性,哪怕一个恶魔的民族也能建立起法治的共和国,天使和恶魔在理性面前是等值的。康德说,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追求着彼此冲突的各自目标,就是在不自觉地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是一种“理性的狡猾”。大自然绝不做徒劳无功的事,她一旦把理性和自由给予了人类,这就够了,从此她就不再去插手干预,而是让人类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历史。

何兆武读后,产生了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天启之感。他想起了歌德的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真理,然而真理却仍然只有一个。”他开始偷偷翻译,并没想到出版,只是逃于空虚,苦中作乐。

但他想躲着政治,政治还是来了。

1966年夏他曾与西南联大一位老同学同游颐和园,闲聊时他说起,报上经常登江青的照片,她总是这么抛头露面不合适;京剧是古典剧种,不适合用样板戏的形式来表现。1969年上半年,这位同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成了被清理的对象,无奈之下交待了颐和园谈话的内容。

孟祥才当时是清查小组成员,看了转来的那些材料后,知道何兆武在劫难逃。决定“揪”何兆武时先开了大会,希望他主动交待,但他没有领会。工宣队和军宣队要孟祥才在大会上点何兆武的名,孟祥才只能奉命行事,至今对何兆武心怀愧疚。

何兆武被揪时,批斗高潮已经过去,揪斗重点已转到抓“五·一六分子”。他作为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单干户”,没有被关起来。但他依然不交待,孟祥才与清查小组成员几次找他谈话,他都说无论如何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问题。孟祥才就在一次谈话时点了“颐和园”,他立刻明白了,写下了那次谈话的情况。

但不管怎样检查交待,宣传队都不让他过关。无奈之下,他写了一份特别“深刻”的检查,说群众的批判使他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没有履行叛变手续的叛徒、没有反革命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除了“恶毒攻击”江青,他还有一条罪状:1959年曾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是他唯一奉命而译的。

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交给他的,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曾是他的同学,与他常有来往。那时候出版非常严格,凡是翻译外国人文、社科的都归商务印书馆,马克思以前的西方著作可以公开出版,马克思以后的西方著作只能内部发行。但“二战”以后,罗素投入世界和平运动,这是针对美国霸权的,中国对此很欣赏,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罗素访华,罗素身体不好不能成行,就把《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翻译出来。这是多年后,他才从骆静兰那里得知的。

1971年,何兆武的检查过了关,对他的处理是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中国思想史研究室14人,“文革”中没有作为敌我矛盾挨整的只有两人。

“诸青”中的杨超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愤而自杀,成了何兆武终身难解的心结。他们共事多年,又是好友。何兆武说,古人所谓史家四长“德、才、学、识”,杨超都当之无愧,在举世混沌中仍然不肯放弃自己的高贵与洁白,最后不惜演出一幕屈原式的悲剧,以身殉之。何兆武只能安慰自己,或许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就必须付出这类极其惨痛又必不可少的代价吧。

1972年夏,何兆武随干校一起返京。那时他还顶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有一次去医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对方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就是腰疼。老先生说:“我看你的样子还好,可是你看侯(外庐)先生,人都垮了。”他说:“我跟侯先生不一样,侯先生是‘百万富豪’,我就只一块钱,拿走就算了,无所谓。”

那时已是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之后。何兆武注意到《参考消息》上发了一条外电,说是新华书店里又摆出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正是他翻译的。他敏感地捕捉到气候的变化,遂把当“逍遥派”那两年私下翻译的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八篇论文重新加以校译整理,送交出版社,出版社改名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没想到,一拖又是15年,直到1990才问世。

何兆武说,大家都说康德晦涩难懂,但实际上,如果先读奠定美学基础的“第三批判”(《批判力批判》)以及“第四批判”,就能看到一个更有趣的康德。

他说,康德的批判哲学就像一部“哲学的神曲”,“第一批判”带你游现象世界,“第二批判”带你游本体世界,“第三批判”则将你带上九重天。

冯唐易老,无力攀登“低峰”

1978年,何兆武获彻底平反。1979年,他直接由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和侯外庐被称为新中国历史学界“四老”(另一说是加上吕振羽为“五老”),只有侯外庐的学生和班底隐然形成了一个“侯外庐学派”。孟祥才认为,何兆武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侯外庐学派”,他的姿态更为“独立”。改革开放后,张岂之成为该学派领军人物,何兆武则基本脱离了“侯外庐学派”,研究重点转向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

1983年,何兆武赴美国纽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

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陈启能1984年去美国访学,一次去看何兆武。何兆武提议去看看纽约的赌场,因为陈启能是世界史学者,应该有所了解。他们乘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到了大西洋边的一家赌场,陈启能进去玩了一个多小时,何兆武不玩也不看,就在大西洋边上坐着等。

陈启能1959年进入世界历史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兆武对政治保持着疏离,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也很沉着。他一心做学问,但是不死磕学问,一天到晚听音乐。聊天时,他很少谈自己,但问他什么也不回避。他喜欢历史,但不是死板的历史,更喜欢的是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1996年,两人合编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1985年,社科院开始筹办《史学理论》杂志。第一届编委于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请了代表国外史学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两位专家张芝联和何兆武当编委。何兆武学问很好,却很谦虚,总是向别人征求意见,从不讲定性的武断的话。

于沛说,何兆武还给《史学理论》写了很多文章,他能结合80年代中国史学的现实,从中国学科建设的角度来写文章。学界很长时间都在争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那么久,何兆武说这是个“伪问题”,是以欧洲为视角提出来的,既然说要“摒弃欧洲中心论”,就要承认这是中国的特点。何兆武大笑说:“青年先锋怎么还不如我这个老头?”

那时经费困难,大家每次开完会都去东四一家“加州牛肉面”,一人点一碗面。于沛等人觉得过意不去,何兆武却笑说:“牛肉面挺好吃。加州我去了多少次都不知道有牛肉面,以后去我就找这个牛肉面。”

80年代后清华大学恢复文科,1986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专家聘请了张岱年,西方思想史方面的专家聘请了何兆武。

所长羊涤生去社科院请何兆武时,何兆武因为房子拆迁住在地震棚里。他说:“谁给我解决住房,我就去那里。”就这样,他从社科院历史所调到了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后来张岂之卸任西北大学校长,也受聘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他和何兆武住同一栋楼,时常见面。

羊涤生和何兆武1991年曾受邀去德国慕尼黑开会,一起去了何兆武心向往之的艺术之都维也纳,参观了维也纳音乐中心、维也纳大学,还去海德堡大学走了黑格尔散步的“哲学家之路”。

有人觉得,何兆武的说话风格太像沈昌文。羊涤生说,何兆武不是党员,且经历过的运动太多,说话自然很谨慎。

何兆武一直住在清华大学西南楼一套6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里。清华大学曾请他搬到荷清苑小区一套一百几十平方米的新房,但他没搬,房子也没要,仍住原处。

早年间,清华园里常能看到他蹬着锈迹斑斑、嘎嘎作响的自行车绝尘而去的身影。渐渐地,他只能拄杖而行了。羊涤生夫妇在清华大学照澜院碰见他,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笑说:“不怎么样,活着没意思。”

2001年,他80岁了。清华大学想为他办一个祝寿会,他坚决谢绝。遂改为“何兆武史学理论研讨会”,但开会时他锁上家门跑了。

90岁时,大家以他的一位好友学者去世一周年为由召开了一次会议,默契地绝口不提生日,花篮、条幅也不出现任何相关字眼。

晚年,何兆武常看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他说,那场动乱对于各行各业都是巨大损失,但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体验历史深处和人性幽微的机会,“几乎中国几千年的全部文明(或野蛮)史,都在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的枝头动荡着、震颤着、颤抖着”。

他最推崇的西方古典学术名著之一是英国法学家梅茵的《古代法》,尤其是第五章结尾之句:“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他认为,梅茵一句话就概括了人类的文明史。这句话应该与杜牧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马克思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阿克顿勋爵的“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以及法朗士的哲理小说中“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一起,成为人类史上的不朽名句。

孟祥才说,改革开放后形势和环境完全变了,何兆武迎来了个人学术发展的黄金期,他发表的诸多论著和译作使他取得了与其真实水平相匹配的学术地位,但他反而更低调了。

何兆武自己却说,其实自己并没有写过什么正经的书,他的书大都是短文的合集。他戏称,现在货币贬值,大师也贬值了,动不动就是什么大师。

他总是说,自己属于“报废了的那一代中的一员”。青少年时期战乱连连,没能打下坚实的基础;学术黄金时期又运动不断,难以安定下来认真从事专项研究。及至晚年才开始摸索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题材,但冯唐易老,已经无力妄想攀登什么“低峰”了。

2006年,他的口述史《上学记》出版,反响强烈。但他自己觉得,“啥也没说”。从前汲取了社科院历史所教授、他的牛棚“棚友”顾颉刚的教训,连日记都不写,倒是现在写了,因为脑子不管用了,要记下谁约了稿、什么时候该交稿子给谁。

《上学记》中对冯友兰的“微词”等一些比较尖锐的内容为他招致了一些质问,但他没有出面做任何辩解。孟祥才觉得这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不分辩,任凭别人去说。

但不说,不等于不思考。

何兆武爱引用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思想录》中的一段名言。这是他“文革”初期躲进小楼成一统时翻译的,改革开放后出版。他的一部文集,就叫《苇草集》。

帕斯卡的这段话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占有多少土地都是没用的,由于空间,宇宙囊括、吞并了人,但是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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