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三十年同学情EE85芯——依依伴我心

2020-06-04 | 文字 | 陈伊凡 图片 | 电子系1985级校友 | 来源 公号“THU电子系校友会”2020-06-03 |

在浩大而变幻莫测的产业浪潮中,很难定义一群人推动某个产业发展的作用,更不要说面对的是世界级巨头林立、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当我们试图追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30年发展轨迹时发现,发现在1985年曾经出现过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奇点。

一本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无线电系后改名为电子工程系,85级同学自称为EE85。以下简称:EE85)的花名册上,印着一串串名字,赵伟国、虞仁荣、舒清明、冯晨晖、赵立新、任志军、赵立东、刘卫东、魏军、韩杰、郁群慧、吕煌……他们如今已是半导体领域上市公司的创始人、高管抑或是半导体领域创业者。

在产业的大海上波涛翻涌,每一个企业都是行驶的航船,在变幻莫测的浪潮中起起伏伏。属于中国的支流在这三十年里逐渐汇入全球产业的浪潮,随之汇入的,是一大批中国企业,而来自EE85的船队,成为清华无线电系毕业生中数量最多的一支。

这群人中,许多人在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还有一些在重新创业的路上。采访中,几乎每个人都说自己遇到了中国半导体发展的黄金时代,踌躇满志。

这他们与30年前毕业时,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国内半导体产业几乎一片荒凉,极少有人从事半导体工作。大二选专业时,更是“极少人愿意选择半导体”,过了10年、20年、30年,离开这个行业的人纷纷洄游,在这个曾经“门庭冷落”的行业重聚。

选择

1985年,是清华微电子所成立的第5年,摩尔定律已走过了20年,英特尔向全球推出了新一代的微处理器80386,AMD开始涉足CPU。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尚在起步阶段,即使是代表着国内最高科研水平的清华微电子所也落后国外产业水平几十年。刘卫东还记得,当时“允许我们国家购买的半导体设备技术水平相差美国20-30年,与日本差距15-20年。”

这一年,在清华大学东区学生宿舍10号楼,住进了一群大一新生。从安徽考到清华来的高峰进入清华无线电系,和来自江苏的王红卫成为了室友,那时的他们对于半导体的了解只限于“半导体收音机”。

高峰和王红卫那届,清华无线电系正在做一项试点,大一不分专业,等到大二才开始分科,9个班中,半导体专业就占了两个班,足见当时清华对于半导体人才培养的重视。另外分别是通信、图像、雷达、微波、光电子、电子物理等7个专业。

那个年代,进入半导体专业,很多人并非出于理想,更不是为了工作,若非要说,也许可以归结为机缘。王红卫回忆,当时招他进无线电系的顾祖毅老师是半导体专业的。大一时,班主任周育诚老师也是半导体专业,于是他便成为分专业时为数不多第一志愿报半导体的人。

高峰宿舍8人中,6人选择半导体专业,而他们6人也就同室5年,成为了EE85整个本科学习期间同一专业同室居住的兄弟。班主任周育诚时常鼓励他们,说半导体很难,但将来一定有希望,大有发展前途,在之后的三十年里,这句话被逐渐验证。

NeuronBasicTechnology 首席科学家王红卫 半51

刘卫东和室友吕煌、黄文勇也是被安排到半导体专业的,开始学习时对于半导体也是一头雾水,不太懂半导体是什么,谁能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刘卫东成立了一家传感器芯片设计公司,黄文勇成为了一家国内少数能够自主研发MOCVD监测设备企业的CTO,吕煌进入投资行业,投资了大批如今已在国内上市的半导体公司。

80年代,半导体行业不吃香并非没有原因。1986年,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近乎空白,就在电子部厦门集成电路发展讨论会,提出“普及推广5微米技术,开发3微米技术,进行1微米技术科技攻关”之时,大洋彼岸的英特尔和IBM已完成了1微米制程,半导体的发展推动了终端PC和操作系统发展迅速,微软在这一年上市。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正在经历一轮变迁,以美国主导的半导体行业在一路狂奔之后终于到了极限,日本半导体产业在蓄势多年后爆发。

刘卫东还记得在校期间给老师们“打零工”的日子,大家用坐标纸刻红膜来设计芯片,老师说,在国外,已经在用计算机设计芯片了。

在高峰读硕士时,“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也只能做到4寸,清洗设备时都是手动拉出来,按照指令人工清洗,而国际上已经有很多8寸的自动化生产线了。”

1987年,美国社会学者Everett M.Rogers的《硅谷热》风靡全球,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硅谷关键发展时期的创新历程。

这一年,一些学生进了老师的实验室,提前接触到半导体工艺及设计,黄文勇和郁群慧就在其中,这段经历后来证明对他们影响是终其一生的。

宏思电子总经理/飞天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郁群慧 半52

1988年,大三的黄文勇和另外两名同学进了钱佩信教授的实验室,研发快速退火炉。这是一种集成电路工艺设备,做集成电路时有一个工艺是离子注入,但当离子注入之后,晶圆里的一些晶格就错位了,因此需要把晶圆快速加热到一定的温度,让其中的晶格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当时,这种快速退火的设备都是国外厂商主导,有丰富工程化经验的钱佩信教授想到,为何不能用高频感应加热炉加热石墨片,让高温石墨片加热晶圆,线圈自身温度低,晶圆温度高且均匀。高频炉是一项成熟的的技术,在浮法玻璃生产制造过程中,就用到高频炉熔炼法熔炼玻璃。

于是,他便组建一个班子研制用高频感应加热的快速退火设备。黄文勇还记得第一次走进钱老师实验室的场景:屋子里放着一台有电冰箱差不多宽高的国产高频炉,里面是很大的电子管,上面有很多旋钮。钱老师希望能够把高频炉改造成计算机控制的。

微机控制高频炉项目一做就是近三年,黄文勇毕业设计论文写的就是微处理器控制的高频炉,拿了毕业设计二等奖。这种工程化的训练,对黄文勇后来进行MOCVD检测设备的研发起到很大作用。

半导体专业中,少数女生之一的郁群慧在1988年进入清华微电子所技术开发部跟着张建人老师做芯片设计。郁群慧没想到,这个决定影响了自己之后的三十多年,并和她的职业生涯深深绑在一起。

摩尔定律进行到了第23年,1平方厘米大小的硅片上集成有3500万个晶体管,标志着半导体进入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阶段。

此时,改革开放走到第十个年头的中国开始了合资化的探索,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厂、上无七厂和上无十九厂联合搞技术引进项目的基础上,组建成中外合资公司―上海飞利浦半导体公司(现在的上海先进)。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在深圳开业,是全国首家专门销售国内外元器件及配件的市场。技术成果转化的浪潮开始在中国涌动,联想成立,引进了年产100万块电脑主板的生产线。

尽管中国已在进行合资化探索,指望“靠市场换技术”,但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郁群慧还记得,她们当时都是拿国外芯片解剖分析,做“反向设计”的工作,把国外的集成电路版图提出来,进行仿真。这样的路径,很像当年美国人富尔顿到英国当学徒,学习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再将这些学到的成果带到美国。

集成电路的设计版图需要进行验证,是否符合工艺的设计规则,没有工具,都是靠人工把版图彩打出来,然后用肉眼去看有没有与规则不符的地方,在清华微电子所,这个在当时已代表国内半导体行业领先水平的实验室里,常能看见这样的场景,一群研究人员趴在大桌子上,凑近图纸上检查错误,用肉眼验证设计版图。

更多人选择的是除了半导体以外的其它专业。高峰的室友冯晨晖被分到电子物理专业,来自新疆的任志军和北京的赵立东学习通信,虞仁荣学图像处理,赵伟国学微波。

谁也没想到,多年以后,这些当初被其它专业选择的人,纷纷步入了半导体行业,其领导的公司成为了如今中国半导体行业里极为重要的企业。赵伟国将紫光集团带入半导体领域,走出了一条通过收购发展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路;虞仁荣后来走市场倒逼研发的道路,韦尔半导体如今的市值超过千亿;任志军从紫光国微总裁的位置离职,成立了一家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而冯晨晖参与创立的卓胜微成为国内射频领域和无线连接方向上极具竞争力的芯片设计企业。

1990年是EE85级毕业的一年,东欧剧变世界局势风起云涌,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展,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针对微电子产业制定国家规划——“908工程”启动,投资20亿元建设国际的1微米(1000nm)制程工艺的晶圆制造产线。

互联网曙光初现,PC电脑的繁荣推动以英特尔为首的半导体产业狂飙突进,浪潮中的舰队不断增加,装备升级。苹果、IBM和摩托罗拉组成财团AIM的PowerPC、精简指令集计算(RISC)阵营的MIPS、Alpha等与英特尔形成龙虎相争态势。

但这场被称为“电子产业史上最疯狂”的十年,在最初,似乎并未传导到中国。无线电系那年毕业的半导体专业学生60多名。在国内,与半导体相关专业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寥寥无几,如果留在北京,对口的是酒仙桥的北京电子管厂,也就是京东方的前身,或者首钢NEC的合资公司。

毕业

1990年夏天,老图书馆前的银杏绿了五回了。一批清华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的毕业生们拿着简历,在校招大厅穿梭,踌躇满志,但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

刘卫东就去了和通信相关的岗位,在那年夏天提着行李,坐着火车,去了石家庄参与模拟移动基站的微波腔体设计,“当时世界上已经在推GSM(数字全球通),而我们还在干模拟基站,大家都明白,太落后了,干出来也不会有市场竞争力。”

室友吕煌回到泉州老家,就业于一家烟草行业的企业。

另一拨人选择了继续读研究生。黄文勇继续留在老师的实验室研发快速退火设备,郁群慧在清华继续读研,高峰则选择了中科院微电子中心就读硕士学位,上下铺兄弟王红卫则在清华微电子所直博,直到1995年毕业。

EE85 同学相聚,从左至右:久好电子董事长刘卫东(半51)、清华电子系教授宋健(无51)、石溪资本合伙人高峰(半51)以及昂坤视觉副总经理黄文勇(半52)

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在1990年之后,开始有了发展的势头,世界半导体产业格局在变化中前进。1991年,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成立,即海思的前身。第二年韩国三星超越日本NEC,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DRAM内存制造商,在日本之后,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崛起,势头迅猛。同年春,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深入,三星公司在中国惠州设立了手机工厂,是最早在华设立的工厂之一。

在微电子中心读研的高峰到韩国学习交流,在韩国南亚半导体株式会社学习使用当时国际先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设计软件——Compass来设计芯片。彼时,这个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国家,在美国和日本的基础上,实现了DRAM领域的赶超,并在1995年先于日美,开发了256M的DRAM。

韩国工程师对高峰他们说,韩国发展集成电路,实际是向日本学习,同时聘请许多日本的“周末工程师”到韩国进行指导,韩国人认为中国半导体也有机会,“因为市场大,人才多”。

这个判断如今看来确实不假,但在90年代初的中国,芯片设计刚起步,产业链不完善,高峰很快意识到现实的残酷。

后来,高峰回忆,点明了当时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足够大的用户来支持国内的产业链发展。他大一的室友冯晨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庞大的终端和用户市场,才是半导体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的土壤。”

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晨晖电 物5

就在高峰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速度惊叹不已时,正在美国读博的冯晨晖去了一趟硅谷,在这个位于旧金山东南部的圣克拉拉谷地,他看到了与在清华,甚至在波士顿校园里截然不同的景象。年轻、活力、创新,充斥街头,随处可听见新鲜出炉的创业点子。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引来了各地风险投资的热捧。1993年,英特尔发布了第五代微处理器——奔腾(Pentium),上面有310万个晶体管,以100兆赫的频率运行,《财富》杂志在一期封面中放上了奔腾芯片的照片,上面密密麻麻叠着词句——“新的计算机革命”。Yahoo、Broadcom、Facebook、Google、Paypal在之后的几年里发展壮大。

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刺激了冯晨晖,他决定改变做科研的计划,走出校园,去了一家做芯片设计的初创公司。

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在那几年里逐步往前推进。

1993年,无锡华晶采用2.5微米工艺制造出中国大陆第一块256K DRAM;1995年,首钢和NEC合资的首钢NEC开始采用6英寸1.2微米工艺生产4M DRAM。即便如此,但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贸工技”的模式成为那个时期联想的主要战略方向。中关村还是一个超级大卖场,携带奔腾处理器的电脑走入寻常百姓家,街头巷尾流传着关于汉卡、方正激光照排和四通打印机的故事。

1995年,清华半导体专业的创始人之一,郁群慧的导师张建人退休,筹谋开公司,把技术商业化,郁群慧便成为了这家公司的一员。没有资金搞研发,为了生存,他们从反向设计做起,接客户委托设计的任务,把市场上已有的产品拆解分析,把功能都弄明白,然后自己做成产品,再拿给客户做生产,相当于做设计服务。这样的情况一直到第一笔融资进来后才逐渐结束,有了资金开始开发自己的产品,这家公司就是三年前被创业板上市公司飞天诚信收购的宏思电子,是二十多年专注于自主研发信息安全应用集成电路的芯片设计公司。郁群慧在这里一呆就是二十多年。“这个(反向设计)过程也是积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后面也很难具备正向设计的能力。”

另一条发展学习路径,就是“市场换技术”,1997年,NEC和华虹成立了合资公司华虹NEC,建设了中国第一条8英寸生产线并实现内存成功量产。后来,随着NEC设立尔必达后退出DRAM领域,华虹只好转做代工。“市场换技术”这条路在后来诸多例子中被证明行不通,以当时京东方和松下的合资公司为例,技术问题都要松下派遣专家过来解决,国内工程师几乎接触不到核心技术。

石溪资本合伙人高峰 半51

高峰在1995年离开微电子所,到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工作,这家成立于1987年的公司,曾是继台积电、联电之后的第三大代工厂,后来被GlobalFoundries并购。这对于高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7年,在这之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高峰的职业生涯和代工厂连接在一起。很巧的是,王红卫在1996年也加入了特许半导体,并在两年后加入新加坡科技集团下的另一家公司转入设计行业,而后于2000年去了美国著名通信芯片公司Broadcom。

洄游

被摩尔定律支配了35年的半导体浪潮里,舰队起起伏伏,淹没了一批,却也不乏新入局者。中国的舰队,终于在21世纪之后,汇入了世界的海洋。

2000年,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络股纷纷赴美上市。拥有丰富建厂经验的张汝京从台湾来到上海,在距离华虹半导体4公里的地方,成立了中芯国际(00981.HK),这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意义重大,也让诸多半导体人为之振奋。

2001年9月25日,中芯国际一厂投产,4个月后量产。3年时间,中芯国际建成了4条8英寸生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一时期,在不远的江苏无锡,长电科技在上海证交所上市,成为中国IC封装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中国半导体公司在这个时期,雨后春笋般成立,新的机会涌现。

曾经离开半导体行业,或出国寻求职业机会的人纷纷洄游。

2004年4月校庆EE85聚会,后排任志军(无51)虞仁荣(无52)赵伟国(无54)及刘卫东(半51)

2004年4月24日,EE85举办了同学会,在北京清华园宾馆旧址留下了一张合影,任志军、赵伟国、虞仁荣等均在其列,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国内创办了半导体的公司,迎来了关键的发展时机。

这一年,王红卫应清华学长武平陈大同之邀,从美国的Broadcom辞职加入展讯,从事通讯芯片的设计工作,并于2005年年底回国来到位于上海张江的展讯总部担任IC设计总监。“2005年我回国之际,正好赶上了中国半导体发展比较好的时代,刚回国的时候只有100多家芯片设计公司,现在已经到几千家规模了。”王红卫回忆道。正如王红卫所说,在这个时间段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的芯片公司;单由EE85同学创立的著名公司,除了兆易创新,韦尔半导体,还有专注射频芯片的卓胜微电子和专注CMOS传感器芯片格科微电子等等。”

高峰在2004年加入华虹NEC。当时华虹考虑到需要和主流代工厂做一些差异化的东西,提出了特色工艺平台概念,因为华虹NEC是DRAM的工厂转型过来的,要想跟那些主流的代工厂去拼,可能没有优势。所以华虹NEC决定靠技术投入,开发一些特色工艺,比如说模拟、功率、射频、智能卡工艺等性价比较好的工艺来支持国内的芯片设计产业。

因为华虹NEC代工厂的角色,是许多芯片设计企业的供应商,高峰在这个时间段与许多同学都有交流,许多同学创办的公司比如兆易创新想做存储,找过华虹;高峰的室友冯晨晖要做射频,也曾找他交流工艺;虞仁荣的韦尔半导体想做模拟芯片和功率器件替代进口,选择了华虹NEC代工;赵立新的格科也在华虹NEC生产过CMOS图像传感器(CIS)芯片。

张建人老师的宏思电子终于可以真正开发自己的产品了。2002年,一家河南的投资公司找到宏思,说觉得清华的水平应该挺高,于是投了400多万,有了钱,可以开发自己的产品了,张建人老师最后选择了信息安全的方向。做芯片一直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早些年直到大概5年前,郁群慧他们几乎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要在加班的状态。到芯片设计最后一个多月的时候,更是连续的加班,一天都不休息,破纪录的一次是连续15天基本上都在公司。

如互联网浪潮在90年代推动半导体行业高速发展一般,移动互联网技术在21世纪初,带动了手机市场飞速扩张,过去6年,手机年均增长率为74.4%。手机生产企业仍以国外厂商为主,例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与此同时,国内的手机厂商逐渐出现,开拓国内市场,2002年,宁波波导年销量达678.55万台,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市场份额达10.4%。

2003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华强北的山寨手机风头正盛,尽管后来苹果手机将山寨手机们打得七零八落,但也正因有了前面代工、山寨的发展,在珠三角形成了极其完整的产业链,后来珠三角也被称为了“制造好莱坞”,这也反过来支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从电子元器件分销做起的虞仁荣在此时把目光投向全国,决定在全国设点,第一个点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从贸易开始,真正转型做代理。再到后来,已将华清兴昌版图扩展至全国的虞仁荣开始琢磨新的生意——做手机,韦尔半导体在2004年成立,进军手机市场。

在同学眼中,“老虞”一直都是极聪明的人,他对市场的判断极为敏锐,老同学梁杰回忆,在清华时,虞仁荣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一时数学竞赛,虞仁荣前一天打了一通宵的麻将,第二天早上8点去参加了全校数学竞赛,最后拿了一个一等奖。另一件事,则体现了虞仁荣的生意头脑。大学的时候,虞仁荣在同学中就是比较有钱的人,比如,他会把海淀的卷子拿到保定去兜售,挣点小钱。

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左,无52)及监事会主席韩杰(无51)

先看市场需要什么,再反过来倒推产品,这是韦尔这么多年发展的底层逻辑。而如何获知市场信息,便是通过客户。

虞仁荣大部分时间都在拜访客户,他说“客户是商业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环。”在问到如何辨别哪些客户能、并且能够长期合作时,虞仁荣说,靠在这个市场摸爬滚打出来的第六感觉。他说做企业最大的秘诀是,“不断变化,永远在变”,这是半导体行业最有趣的一点。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刚刚进入手机市场的韦尔半导体决定先不做产品,而是去签一些代理线,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手机市场。虞仁荣开始与一些手机设计厂商接触,那个时候,从德信无线出来一些人,到上海开始做IDH,从中兴通讯也出来一些人做IDH,IDH是上游IC原厂与下游整机企业之间的桥梁,它在IC原厂芯片的基础上开发平台、解决方案等产品,为整机产品的研发和迅速面市提供了条件。因此,IDH也比IC设计厂商更加靠近市场。“如今的龙旗、闻泰这些公司,对韦尔的成立影响很大。”同样是EE85同学的韩杰说。他在2002年加入虞仁荣的公司,是看着韦尔一路发展至今的元老人物。

2004年,虞仁荣打算做手机时,需要放弃到之前的所有生意,当时韦尔的上海公司还有一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砍掉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理解,并且那时候手机都是国外的品牌,大家还看不到国内品牌的成长希望。

“市场需求什么,我们就满足这种需求,我们不是创造需求,其实就是比别人走在前面一些。说白了,就是个市场定位的问题,我们要在竞争对手空档的地方,看准别人没做的市场去做,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2006年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虞仁荣如是说。

在进入半导体行业之初,他就很清楚,代理只是手段,最终的目标是要做自己的品牌。随着国内手机品牌的逐渐崛起,虞仁荣觉得,机会来了。

2007年韦尔半导体(603501)成立,做自己的品牌。这在韩杰看来,是一步险棋,在2007年,能够有底气说替代国外产品,需要有十足的把握,他们需要说服客户,得到客户的支持。

“我们当时和客户讲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切合点。之前我们知道最多的是三星、诺基亚、摩托罗拉,有谁听说过国产品牌?现在你们能把国产品牌手机做出来,替代国外的品牌,那里面的元器件我们为什么不能替代?如果你们觉得有这个技术能力可以做手机,那么我们也有技术能力做半导体。并且,我们跟他们说,你们之前用的那种产品,本来就是在国内代工,国内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术能力。”

“这些客户本身也是用国产手机品牌替代国外的手机品牌,我们相当于是用国内的半导体品牌来替代国外的品牌,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想树立自己的品牌。”韩杰说。

一直在美国Broadcom公司工作的王红卫在这个时候加入展讯,从事手机通讯芯片设计和生产工作,那个时候,国内能够自主做芯片设计的极少,展讯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家;朱一明从硅谷回国,创办了兆易创新(603986),将方向定在了存储芯片领域,老同学吕煌是兆易创新的早期投资人之一。

2003年,赵立新回国,创办了格科微电子。如今,格科在国内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的出货量市占率第一,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立新 无53

2005年,EE85的老同学魏军应赵立新之邀加入格科微电子。在他看来,格科更像是“一家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公司。很多公司都是先做出一个产品,然后出来创业,将产品推向市场,但格科几乎是从零开始。和虞仁荣一样,赵立新也是一个敏锐的市场猎手,多年在新加坡特许半导体、美国ESS公司和UT斯达康中积累的对于芯片生产、设计以及传感器设计的经验让他能够捕捉到市场的细微变化和前瞻性,这种优势促成了格科的发展。

找投资时,赵立新就对投资人说,手机上那会儿还没有人做摄像头,以后可以在手机上做摄像头,市场很大,其次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设计公司可以做。于是,格科便从摄像头传感器做起。

2005年7月,格科第一款产品问世,接着就要把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出去。赵立新去拜访中星微,那一年,正好是中星微电子赴美纳斯达克上市的一年,其也成为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势头正猛。中星微的人说,老赵你要是能够按照这个要求做出产品,并做到这个价格,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就可以给中星微做ODM。为了抓住中星微这个客户,赵立新决定接下这个单子,这个产品是安装在电脑摄像头上的传感器。最后,格科做出了这个产品。

但在2006年之前,格科基本只有中星微这一个客户,“对于格科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魏军说,“我们必须要在其它地方跑出来才能分担风险。”当时的格科还在数码相机和手机摄像头上寻找突破口,魏军在格科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跑下了数码相机市场,格科在电脑摄像头之外有了第二条路。

2006年,中国共销售手机1.0919亿部,山寨机已经占据了国内手机市场将近30%的份额。在手机市场的迅猛推进下,是中国半导体发展加速的几年,国内半导体市场的规模在2006年超过了600亿美元,2007年12月,中芯国际宣布其位于上海的12英寸生产线进入正式运营阶段,同年英特尔在大连奠基了12英寸芯片制造厂。

格科微电子深圳分公司总经理魏军 无53

但正如魏军所说,在2006年和2007年两年里,他们都感到明显的竞争压力,台湾、韩国、美国的公司都在传感器行业与他们竞争,眼看着2007年就要亏损,此时,格科做了一个关键决定——做大生意,进军手机市场。

2007年年底,第一个按照手机规格设计出来的手机摄像头传感器做了出来,格科进入了山寨手机市场。2008年,格科进入了快速扩张的阶段,营业额从几百万美元做到了两千多万美金,翻了好几番,乘着山寨手机的东风,到了2010年,格科的营业额超过了1亿美金,2014年,格科的营业额达到了阶段性的顶峰。

和赵立新一样从美国回国创业的,还有冯晨晖。被硅谷的创业浪潮撩动得跃跃欲试的冯晨晖应清华校友许志翰之邀毅然回国,共同成立卓胜微。如今,卓胜微电子(SZ300782)已经是A股市场上射频前端芯片领域头部的企业。但冯晨晖他们的创业过程也并不顺利,甚至有一段时间,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2008年,卓胜微电子拿到了第一笔投资,项目投入很大,做的时间长,但最后实际上市并没有想象中发展迅速,冯晨晖后来总结,是当时市场定位有问题。

与虞仁荣的思路不同,卓胜微最初的思路是先有一个新的东西,再去推向市场,在技术发展迅猛,不断变化的半导体行业,这样的路径很快遇到了问题。

其时他们的第一款产品出来不到一年时间,做的是一款数字音频芯片。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调频FM广播,他们看中了数字音频广播的DAB标准,从美国回来的他们决定要做一个新的东西,有新的标准,但实际上这种新的标准风险很大,因为新标准刚出来,还不一定能够被市场认可。

中国创业公司的创新路径,与美国截然不同。

在美国,谨慎的上市公司们不太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因为风险大,于是大企业通过风险投资,找到一些初创公司进行技术创新,如果初创公司做的是一个产品已经是红海市场,一定拿不到投资。但中国恰恰相反,在鲜有成熟企业的半导体领域,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唯一的出路是必须自己挣钱,开拓市场。“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做市场需要的东西,即使市场需要的东西并不要求技术上有特别大创新。”冯晨晖说。

辛苦做了两年,东西都卖不出去,到了2010年,融的钱差不多快花完了,已有的产品没有市场和客户,新的产品还没出来,几乎有两年时间,冯晨晖他们几个创始人都不发工资。

冯晨晖回忆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很压抑,不知道这个公司到底能不能坚持下去,也不知道未来新的方向在哪。我们对自己都有些怀疑,觉得我们这么多人都还挺能干的,怎么就找不到一个能够被大家认可的产品?”

郁闷时和老同学的沟通给了他启发,对市场嗅觉敏锐的老虞对他说,一定要去看主要的客户在做什么,要什么,看主要的芯片厂商例如高通、联发科他们的规划是什么,如何跟他们配合,而不是自己闭门造车去想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创新的东西。

在新世纪之初,借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业的东风,一批半导体船队扬帆起航。

汇聚

2014年,中国4G网络元年,也是智能手机快速发展的一年。

中国半导体产业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2014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成立。在2013和2014两年间,紫光集团在赵伟国的执掌下就似横空出世一般,一举成为了中国集成电路领域的一匹大黑马,分别完成了对美国上市芯片企业展讯和锐迪科的收购。

那年的EE85同学会,在上海举办。大家在清华大礼堂为主题的照片背景前留下了一张合影,笑得灿烂。时隔十年,产业的斗转星移,正如大礼堂前的日晷,昼夜不同,新的变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处其中的个体与企业,照片里的一些人那时正在酝酿新的创业,一些人正在思考公司新一轮的转型。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EE85赵伟国曾指着紫光的Logo说,你看,这多像两个芯片,紫光创立之初似乎就预示着要以芯片为发展重点。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紫光希望成为一家世界级芯片巨头,想用5年、10年哪怕20年来实现这个愿望。

任志军便是在那个时候加入紫光。他与赵伟国是当年从新疆来EE85的四个新疆老乡中的两个,清瘦、高挑,同学们都习惯喊他“阿任”,他不断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尽管他已做过两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记得门儿清,不假思索地念出他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0289。

新恒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军 无51

2014年,任志军已在上市公司做到了董事长的位置。刚收购完展讯和锐迪科的赵伟国急需帮手,便找到了这位同学兼老乡,“当时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做到头了,正好紫光有机会,到了紫光之后能够从原来的公司管理拓宽到公司的投资、并购等这些资本运作相关的领域,对他来说颇具吸引力。任志军笑着说,当时吸引他的还有赵伟国说的一句话,“回来回报母校”。

紫光进军半导体的思路,既不是从自主研发开始,也不是从市场倒推需求,而是从并购开始。任志军说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赵伟国带着紫光进入集成电路产业,用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发展中国集成电路。赵伟国选择两条路走,只要自己有条件,就去搞研发,自己没条件,就从海外并购,起跑落后了,就想办法搭个车,追到差不多的地方,再下车一起跑。”而这个“车”,就是资本并购,通过收购公司,在收购公司的基础上投入研发,向前发展,能够缩短和国际领先行业之间的差距。

“那段时间是眼花缭乱。”任志军回忆,几乎是隔一两个月就有一个并购方案或设想。

任志军刚到紫光不久,世界芯片巨头英特尔向紫光旗下的展讯通信和锐迪科微电子的控股公司投资约15亿美元,他便负责落实一些国家审批和英特尔入资落地的问题。这之后,任志军又接受了锐迪科的重建工作。

当时紫光高层考虑将展讯和锐迪科合并,锐迪科人心动荡,他们很担心被展讯“吃掉”。因为作为从事通信基带芯片企业,展讯和锐迪科过去在市场上一直是竞争关系。任志军需要做的是稳定人心,然后重建锐迪科的管理层与核心技术团队,他喊来了老同学赵立东。

彼时的赵立东,还在AMD的奥斯汀总部。2007年,他在上海亲手建立起了AMD在中国的技术团队,加入紫光之前,他正筹谋把AMD的一条产品线移到北京来,在中国建立一整套从定义到研发再到最后销售的全体系。但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赵立东至今仍清晰地记得,2014年9月26日, 心灰意冷的他从奥斯汀打电话给大洋彼岸的老同学,询问紫光这边是否有一些机会。任志军说,“你赶紧回来,机会有的是。”于是,2014年10月,赵立东从AMD辞职,和赵伟国见过面后,12月份正式在紫光上班,2015年3月被正式任命为锐迪科总经理。

之后的工作节奏紧凑高效,他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重新梳理产品,5月份与任志军一起赴深圳开客户大会,重建了客户的信心和政府关系。

在对锐迪科管理层进行重建之后,锐迪科基本走出低谷,之后紫光开始谋划进入存储。高层们一直在寻找进入存储的具体路线,就在任志军加入紫光的第二年,紫光收购了新华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三在网络产品、技术服务、服务器及存储设备上,拥有相当的市场地位。

从锐迪科到另一家上市公司紫光国微,对任志军来说同样是“临危受命”,那天他和赵伟国刚出差回来,晚上接到赵伟国的电话问他明天上午是否有空,跟他一起去紫光国微董事会。当时紫光国微董事长离职,总经理也提出离职,而紫光国微还有一项定增计划,需要有人主持大局。到会上后,赵伟国一转身说,这位是任志军,明天他过来代理总经理,下面的事边走边看,任志军便到了紫光国微,待了两年多,稳定了队伍,让公司顺利融入紫光,成为紫光集成电路布局的一部分。

2015年刚到紫光一年的赵立东就参与了紫光集团入股台湾企业的案子,当时他带着香港律师到台湾谈判,计划入股力成科技,这是世界第五大封测公司,然后入股另外两家封装厂,矽品和南茂。这个做法,在当时轰动一时。

但后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只能主动撤回那三个案子。紫光集团在这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后来,紫光确定了“芯云计划”,芯片部分以长江存储、紫光展锐、紫光国微为主力,网络部分以新华三及紫光股份为核心。紫光在芯片领域的发力以及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崛起,让诸多人也看到了创业的机会。

MOCVD设备在LED芯片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其工艺和技术极为复杂,同时也是LED芯片制造环节中最为昂贵的设备,占据LED外延芯片将近一半的成本。美国的Veeco、德国AIXTRON几乎占据了将近90%的MOCVD市场。2003年,我国正式实施了“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并在“十一五”和“863”计划中,将MOCVD设备国产化列入重点支持方向。由于MOCVD生长使用的源都是易燃、易爆、毒性很大的物质,通常要考虑系统的密封性、流量、温度控制的精确性等,故而在线监测系统尤为重要。德国AIXTRON公司的监测设备不是自己研发的,而是采用了另外一家德国企业的产品,美国的Veeco监测设备不对外销售。

黄文勇正是在2013年底加入了昂坤视觉,负责MOCVD的在线监测设备的研发,把这个监测设备变成真正可推向市场的商用产品。

那是黄文勇第一次接触光学测试设备,他自己心里也“没谱儿”。他只能不断看文献、看专利,学习里面的光电传感器是如何工作的,他甚至拆开国外领先企业做的光电传感器,分析里面的原理。就这样一点一点学习思考,最后把这些原理和诀窍都掌握了。如今,黄文勇已经在昂坤视觉做了6年时间,MOCVD在线监测设备迭代了多次。在他们升级到第4代时,中微半导体认可了他们的设备,昂坤视觉的产品成为中微半导体MOCVD的标准配套产品。

久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东 半51

2014年,刘卫东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他是校友总会清华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同学们喊他“老牛”。过去一段时间,刘卫东一直留着一撮小白胡子,他笑称这样容易让人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来,今年他把胡子去了,大家都说年轻了不少。

这一次,刘卫东选择的是传感器信号调理芯片,由于这一类型的芯片见效周期长,能获得投资的机会少,最艰难的前三年,他们拿不到大的投资。那段日子,刘卫东除了说服团队来做低功耗的运营,天天就担心帐上的钱“断顿了”。

创办久好电子,刘卫东拿到的第一笔投资来自大学宿舍舍友吕煌,他问老同学,我要是失败了怎么办?吕煌说,“失败不了,万一失败了,就当还当年请我喝酒的钱了”。原来,本科期间,吕煌有一年过年没有回家,刘卫东从山西老家提早回学校,揣着竹叶青和兔子腿,吕煌在学校南门接他,说以后毕了业挣钱,一定要再请刘卫东一次。“所以要对自己的同学们好点,尤其是同宿舍的同学们!”多年后说起这段经历,刘卫东开玩笑说。2014年,久好电子在北京成立。

与刘卫东一样,选择在2014年前后进行第二次创业的,还有梁杰。梁杰这次瞄准的是物联网市场。2012年,思存科技成立, 主攻互联网的通信模块,例如Wi-Fi,蓝牙等,现在开始涉足一些通讯芯片。2013年,我国物联网产业规模超过了50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2014年,思存科技已经能够做到3000万人民币的营收。

思存科技董事长梁杰(无52)一家三口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的4G市场发展迅速,用户突破了5000万大关。三星、苹果、索尼等国外品牌凭借品牌、技术等优势占据高端手机市场,国产手机品牌逐渐崛起,山寨机的市场逐渐开始萎缩。始于青萍之末的技术,在这一时刻爆发,改变产业的走向。

转型期到来。

2012年,卓胜微电子靠CMMB芯片成为三星的供应商,但由于智能手机、Wi-Fi、4G的崛起,大家开始从网络上直接获取视频,手机电视市场开始缩小,2013年,整个手机电视市场急剧萎缩。2013年到2014年年底,卓胜微又经历了痛苦的摸索和转型期。

当魏军重新回顾那段时期时,说了一句,“成也山寨,败也山寨。”尽管格科微在2014年迎来了营收的阶段性高点,但不论是赵立新还是魏军都很清楚,市场变化之快,山寨机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格科微这一阶段的发展,是抓住了山寨手机高速发展的机会,但当山寨机市场开始萎缩之后呢?

2014年的那张合影里,每个人对着镜头笑得灿烂,他们同时也清楚,产业中的风雨已经到来,并将会对每个人都产生影响。

2014年4月EE85齐聚上海,第三排左三高峰、右一梁杰、右五虞仁荣,第四排左二舒清明、左五吕煌、左七王红卫、右四冯晨晖、右六韩杰,最后一排左五黄文勇、左六刘卫东

再出发

正如虞仁荣所说,半导体行业不断变化,这才是这个行业的魅力所在。冯晨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快速变化过程中的半导体行业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得先机。

2018年中国半导体市场首次超过韩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市场。

左右半导体行业半个世纪的摩尔定律,终于在物理边界上即将走到尽头,原先遵循的技术路线将不再适应新的变化,连Intel、AMD、英伟达等这样的芯片大厂都下注新的技术路线。这一个十年的变化,或将超过之前所有变化的总和。

这年的中美贸易摩擦,让所有人一夜之间意识到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2019年,国家大基金二期开始募资,“科创板”在上海开板,给科技企业的上市提供了新的通道。国内厂商们纷纷在自主可控市场上寻找新机会。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5G等新技术涌现出诸多新的机会,成为资本与企业竞相逐鹿的赛场。这是一个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的图景。

2018年,长江存储的32层NAND Flash 的量产,国产闪存芯片实现突破。虞仁荣心里正在盘算更大的生意,2017年,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股票代码:603501。韩杰说,选择上市,是虞仁荣的野心,他希望能够把公司做得更大一些,做一些技术难度更大的产品,因为做半导体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如果要挑战更尖端的产品,需要有一定的融资。

2018年8月14日,韦尔半导体做了一次大手笔的收购。韦尔股份拟以发行股价的方式购买27名股东持有北京豪威96.08%的股份。北京豪威是一家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企业,成立于2015年,其在下游应用领域中手机市场占比最大,在安防和汽车领域的图像传感器市场市占率第一。收购豪威之后,韦尔也拓宽了在安防和汽车上的市场范围,豪威的产品能够被带入到韦尔的客户中,而韦尔也能够通过收购豪威,与一些一线品牌厂商合作,在韩杰看来,这是一件“1+1大于2”的事情。

2017年,兆易创新需要打造自己的产业链生态。朱一明找到高峰,邀请他到石溪资本。这是兆易创新出资建立的基金,在投资领域可以利用资源上下游协同和共享。

在经过了2013年和2014年的思考和探索后,卓胜微决定调整产品方向,2015年,卓胜微将射频前端芯片作为公司的主要方向。对于市场反应的根据,就是客户,冯晨晖说,“最大的促进应该还是市场和客户群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三星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客户,如今我们的客户群包括像华为、OPPO、Vivo、小米这些国内的手机厂商,这些年都发展壮大,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潜力,这些客户是我们这类芯片公司发展壮大的土壤。科创板和大基金,更像是锦上添花,是一个助力。”

“一方面我们是做射频,射频技术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冷板凳要坐10年,更有点像工匠型的。因为很多必须靠实践去摸索,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花很多钱或者招很多人,就立刻能够做出来的。”冯晨晖说。如今,在射频前端的市场,头部五个厂商中4个是美国公司,还有一家日本公司,占据了将近90%的市场份额,“我们的机会就是把它们替代掉。”冯晨晖说。

赵立新的格科也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时点,2016年,格科做出了重要决定——放弃山寨,从品牌出发理解客户需求,品牌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在2017年,格科的利润开始有所回升。2018年,魏军还记得,公司的会议上不再讨论山寨,大家开始按照客户品牌的要求,嵌入格科自己的品牌。这样的转型在内部很快达成了一致,“赵总一说,我们整个领导团队也都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2019年,格科拿下了华为、Vivo、小米、传音和三星的品牌供应商。

回顾格科的发展,魏军说,中国半导体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工厂先行,如果没有中芯国际在上海建厂,格科可能也发展不起来。当传感器进入了新制造阶段时,最初只有台积电在做,但随着技术在产业的快速发展,竞争也在扩散,陆续有很多家企业也有这样的工艺,格科也可以使用,这样就又追上了一个阶段,格科的“金刚钻”就是本地化。

张建人老师每年都会跟郁群慧她们说,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办法跟外企跟一些国企大公司比,所以支撑下来的就是对这个公司的热爱,还有对事业的热爱,就觉得干这个事业很有意义,因为信息安全对社会、对国家我觉得都非常重要,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郁群慧说。深耕信息安全领域多年,宏思电子如今的用户已经有几百家,销售额已连续两年超过一亿元,在全国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中列前15%以内。虽然公司发展比较慢,但是能够活下来,也是一种成功。”

与2014年一样,2018年前后,又迎来了新一波创业。

2017年年底,任志军向赵伟国提出离职,决定去创业。“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自己做一家公司,从头开始,直到把它做上市,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发展,觉得对自己还挺有挑战的,同时也是有吸引力的一件事。”老同学兼老同事赵伟国对他说,创业是好事情,如果需要支持,他也可以支持。

于是,任志军便到了淄博,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他创立的山东新恒汇,是一家集载带生产与模块封装为一体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

任志军不断说,他的职业生涯,需要感谢两位同学,一位是赵伟国,在紫光的时光,让他对投资并购、资本运作有了深入的了解,从通信领域进入到集成电路,紫光的4年,让他有了重新去创业的冲动。而另一位则是虞仁荣,在他准备创业时,虞仁荣给了资金,并提出两个条件,一,你任志军亲自做,第二,你自己必须投资。后来,任志军邀请他到企业看一看,“我说,你花这么多钱,总得看看你投了什么吧。”虞仁荣说,“你在那就行了。”有一次,任志军坚持让“老虞”来一趟,看完之后,他对任志军说,“按你的思路去做”。

燧原科技CEO赵立东 无51

和任志军一样,在2017年年底决定创业的,还有他的老同学赵立东。当时,赵立东在AMD的老同事们找到他,计划一起创业。10年前从AMD上海到奥斯汀总部的赵立东就有一个未完成的想法,他希望在中国本土做从产品定义到设计再到推向市场的全流程产品线。再加上在锐迪科工作的几年,赵立东发现在中国做消费类芯片非常困难,主要以打价格战为主,很难挣到钱,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端芯片做的企业不多,赵立东与老同事们一合计,不如做一个高端芯片,这促成了燧原科技的诞生。

如今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领域,最高端的是训练芯片,赵立东的考虑是,目前为止只有英伟达的GPU能够实现,2019年,Intel以20亿美金收购了以色列AI芯片公司HabanaLabs,进行高端芯片的研发,谷歌的TPU也在做训练芯片,但不对外销售。“目前高端训练芯片是一个垄断市场,而且正是中国所需要的。”赵立东说,2018年他们的初心是,第一,建立一支世界水平的团队,第二,目标是能够为超算中心打造人工智能、训练和推断完整的解决方案,这里包括芯片、板卡和软件,市场定位是To B和To G。在得知赵立东有创业想法时,同学赵立新力促他,“赶紧做出来,再不做就晚了。”“他“临门踢了我一脚’,我记得是2018年1月份和他谈的,他让我赶紧出来,我3月份成立公司。”赵立东回忆。

赵立东的公司在去年落地了第一款产品,现在正在进行2.0的迭代,将产品推向市场。“在我们刚毕业时,技术都在海外,那时去做高端芯片,是空谈。但经过这么多年,政府、产业界的投资,跨国公司或是本国企业都在培养人才,再加上国际形势对自主可控的倒逼,这是最好的时间点,半导体这个产业的发展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梁杰的思存科技正在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发展芯片需要两件事,一是人才,二是资本投入,从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从海外回来,带着技术,如今国内的芯片投资也在发展,随着5G的发展,对于在Wi-Fi、蓝牙等这些领域的中低端芯片,在这两三年都会实现国产替代,再逐渐向高端发展。”

“首先手机电子产品已经是必须生活必需品了,国内的手机厂商,不管能力还是市场地位也越来越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土壤。除了手机领域以外,国内各行各业其实对芯片需求量都是很大的,像新能源汽车、互联网需要的服务器、智能智造、智能家居、包括蓝牙耳机……我觉得国内现在消费升级、制造业升级,带动了芯片行业很大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短期的,属于长期的需求。”冯晨晖说,这是中国半导体发展的机会。而对于卓胜微,他希望能够在未来的5-10年成为射频前端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

不论是任志军、赵立东,还是在半导体领域坚持三十年的王红卫,都说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设计行业十几年以后能够和欧美国家持平,我认为是很有希望的,可能比较不容易赶上的就是设备行业,特别是半导体生产当中比较先进的设备,要真的赶上是不容易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希望中国好像什么都能干,这也不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国家与国家间资源合作其实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在不是被迫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全都自己来干),全球化本来就应该是互通有无。”王红卫说。

对于芯片行业的发展,一直在半导体领域进行投资的吕煌看得清醒明白。他已是兆易创新、韦尔的早期投资人,尽管如今,所有人都说半导体行业迎来了春天,但他认为还是处于一个虚假繁荣的阶段,这样的景象过不了多久就会消失,“我希望现在有这样一个好日子,大家今后要去回报社会,更加坚持;今后如果过苦日子的话,要想到现在的好日子,如果因为日子苦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整个产业就白白培养他们了。”吕煌说,“另外在做事的方法上,希望大家更多地去思考,我们拿这么多钱,我们这么聪明,干的事情对社会对产业有什么价值?怎么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这是我们中国产自身的一些符合中国制造的特点,是这些有生命力的芯片企业,和企业家能够出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一定不是因为国家需要,或是国外这么做了,我们就这样做,而是我们在中国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情更符合市场需要,对社会更有用。这样一来,整个产业未来才真正是一个有价值的产业。”

易客创新设计开发机构董事长吕煌 半52

“中国半导体快速发展的时候,正好被我们这些85级前后的这批人赶上,未来十年,将是黄金的十年。”任志军说,他的目标是,能够再将一家公司做上市。刘卫东的公司创业至今已经是第六个年头,进入了稳定发展期。梁杰的思存科技也进入了发展稳定的阶段,未来3-4年,市场规模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在未来五年内,能够实现上市。郁群慧希望宏思电子能够向通用市场扩张。在MOCVD在线监测领域专注投入7年时间的黄文勇,希望将来他们的产品还能做到德国、美国的机台上,成为MOCVD在线监测市场上全球的Number One。

后记

今年是电子系1985级校友毕业30周年秩年。毕业三十年,在历史上只是短短一瞬,却诞生了中国芯片产业的中坚力量。2020年,是需要想象力的时代,国际局势变化,金融市场的动荡,这一切都加剧了产业的不确定性,半导体产业的海面上,风云变幻,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似,却又更加剧烈,相较三十年前,举目望不见对口专业的场景,如今的中国半导体行业,机会遍地,EE85芯片舰队已在这片海上行至半程,亦将在未知的海域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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