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清华体育教育 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

2007-08-01 |

马约翰(口述)
马约翰(1882—1966),福建省厦门市人。191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大学读书期间,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田径代表队的主力,擅长中长跑,曾获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学校联合组880码冠军和440码第三名。1936年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马约翰先生于19141966年在清华大学历任助教、教授、体育部主任等职。在从事体育教学52年的实践中,研究了体育运动的规律,参考国内外经验,编制出各种不同内容的徒手操近百套,发表过《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起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一)
我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学理科,最后还学了一年医。在校时,我很爱好运动。有一次我同一个美国教师打了一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一班九个学生,有一次背药名,有个同学背不出来,那个美国教师就骂我们,:“你们太笨,在美国,连小孩子都能背出来的,你们还背不出来。”我很不服,就同他打了一架。
我初来清华时(1914),教化学。有一次,跟校长周诒春谈体育问题,他起初没有兴趣。后来,因为有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清华每年要送出100个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吧!因此学校才考虑到搞点体育,活动活动,除了让学生念书,盖图书馆、大礼堂外,也要学生搞点体育,盖个体育馆,等等。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成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清华的学生,像施嘉炀、梁思成等,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尤其长于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伤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总之,那时我们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人家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要打倒“东亚病夫”。
那时,清华全校的中国教师、外国教师和校长都因为学生不肯出来运动,而主张采用强迫锻炼的方式,让学生出来活动,出来玩。所以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学校就将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强迫虽不好,但对增强学生的体质,还是起了作用的。我要求学生要生动活泼,自由地玩儿,自己去活动。不会活动不会玩儿的,我就去教他们,学生对我都很有感情。
我初来时,有个美国教员叫Shoemaker,他是美国春田体育学院的毕业生,是清华第一个体育部主任。此人不学无术,成天呆在屋子里,空嚷要学生出来打球玩儿,他自己根本不动,只是在同学打棒球的时候,才出来看看。他什么东西都要到美国去买,所有的球类和器械要买,都得通过他,令人很不满意。当时学生打球,除学校供球外,他们自己也向学校买些球。学生买球,就向他买;可是他不把钱交给学校,却放进自己的腰包。后被学生发现,向学校控告,于是他就被开除了。
第二个体育部主任,也是个美国人,Brace。此人有点技术,有点学问,特别是游泳和器械运动很好。我曾同他讨论、辩论过一些体育方面的问题,也向他学过不少东西。此人在清华倒没有什么坏意思,也愿意教学生一些技术,但因他的目标不在清华,所以工作不很积极,干了大约两年光景,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体育系主任去了。
美国大学中的一些坏习惯、坏风气,如“拖尸”,就是通过美国体育教员带来的。不过那时清华高年级的学生这样做,也并没有什么很坏的意思,多半是为了逗一下低年级学生,让他们不要老关在屋子里,要出来活动活动。这种“拖尸”的风气,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大约两三年后,就基本没有了。
关于“强迫锻炼”,前面已经说了一些。当时每天下午4点到5点虽然锁了屋门,但仍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我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发现这些学生,但不是去威胁他们,要给他们记过,等等,而是说服他们,要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外国时不被人讥诮为“东亚病夫”,不给中国人丢脸。那时学生一般都接受我的劝告,躲着看书的,也出来活动了。当然,我的工作,我的说服,只起到部分的作用。对于学生,最大的动力,最大的压力,是万一体育不及格,就不能出洋的问题。那时有个“五项测验”,在校学习八年期间,必须通过。测验的时间,由学生自己选择,放在最后一年可以,提前也可以。当时确实有少数学生因为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按时出洋的。如吴宓,跳远跳了十一英尺多,要跳十二英尺才能及格,他就被我扣了半年,通过后才出洋的。
关于清华体育的普及,是由我提倡起来的,体育的普及,一方面要求普遍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要求把体育的一些基本技术,如跳高、跳远、赛跑和某些球类等,加以普及。清华体育的器械,固然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只有善斋南面那六副铁支柱的篮球架,是我设计并由清华工人制作的,花了80元钱。当时我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都从美国买。时间大约是在1928年改为大学后的一两年内);但是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都是我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一开始就有计划安排,建立了制度,如检查身体“五项运动”,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在体育的普及中,特别强调一种精神,即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强调“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 to the finish and never give in)的精神。
(二)
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当时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我一人指导。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1925年以后,清华各项球类运动都搞起来了。我们训练球队,是先让他跑,跑完再练球,练完再跑,目的是增强体质,练好硬功夫,有耐久力。同时要求队员吃好睡足,爱惜身体。队员干劲很高,我也感到很愉快。
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由于我贯彻这种精神,清华校队的体育道德一直很好。这一点,蒋南翔同志和荣高棠同志都知道。
有个足球队员,叫翟克恭,是中锋,球踢得很好,最快,最准确,不但在全校有名气,就是在华北也很负盛名。他的踢球作风本来不错,但经过一个暑假,就变了。原因是,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这就是说,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都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大约在1925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侄子曹霖生来到清华。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前十二名毕业生之一,论名次,是很高的。他来清华教军事,见我对学生太民主、太自由、太宽厚,说这样教学生不行,体育要用军事办法来管理。他要求当学生找教师时,要报告,要立正,教师说话,学生要唯唯称是。总之,教师要有一副官架子。那时的学生,多数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练什么都肯干,挺听话的。因为我不理他那一套,他就到校长那儿去拱我,我也不在乎。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在同一年,我就出国(休假赴美)进修去了。出国前,曹校长跟我说,要让曹霖生做体育部主任。我说可以,让他试试吧。但是,当我1926年回国,到清华后,校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仍请我做体育部主任。原来曹霖生经常向学生发脾气,他教不好就骂学生,学生不买帐,就把他拱掉了。
清华的美国教师,地位都很特殊。他们认为,庚款是美国退的,还给中国办学校,还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一切要听美国人的,是理所当然。况且学生留学要想学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得向他们学。因此,他们自认是高等的,中国教师则是次等的,中国教师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自命不凡,神气十足,令人很不舒服。他们还有一些流氓习气。每逢周末,他们举办一些舞会,约请中国教师及其女眷去参加,在轻歌曼舞中,他们却使出一些流氓举动。见此情形,我气极了,就不顾一切地骂他们。不久之后,因为这种舞会遭到多数人的冷落,就不宣而散了。
北平的体育界为什么对我的印象好呢?最初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原来有个美国人Clark,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管体育比赛的头,但是他对于体育却一窍不通。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裁判,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这个Clark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地骂了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我跑过去,用英语跟Clark,这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要客气点儿。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而且继续骂。我就同他辩论起来,最后我还从口袋里掏出英文规则来给他看,他哑巴了。那次我实在生气,最后也骂了他一顿,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岂有此理!”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许多中国裁判员和体育教员,对我和清华的体育教师,印象都好了。这大约是19211922年间的事。
清华改为大学后,足球队很负盛名,这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原来华南、华东的足球队,都看不起华北的,认为华北篮球行,足球则非敌手。那时以华东交大的足球队最强。一次他们来北平,向清华挑战,要同清华赛。我们应战了。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结果一踢,三比一,赢了他们。当时所有北平的报社记者,都大轰一气,当作很重要的消息登了出来。经过这一战以后,清华的足球队就蜚声球坛了。
(三)
罗家伦来做校长以后,他瞧不上体育,认为体育部还有教授,不成体统。于是他将我降职降薪,改为教员。我没有理睬他。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我辞职。我想,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婉谢了他们的好意,我不肯离职。不久,我带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爆竹,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队员们,把我从西校门抬了进来。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就升我做了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一个银杯。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重视体育的。他们把体育只是当作一个沽名钓誉的工具。能猎取到名利,他们就要你;不能,他们就把你一脚踢开。 
再说一个小掌故。有一次,香港足球队李惠堂指导的那个队来到北方,要跟华北足球队踢。当时正值踢球打架之风很盛,请了许多人去当裁判,大家都有戒心,不愿去,最后我自愿去了。一场球踢下来,李惠堂的香港队输了。但在比赛进行中,他们也不敢捣乱作怪。散场时,李惠堂还走过来跟我拉手,说裁判公正,很好很好。
快解放时,北平五大学的体育教师,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听到特务造谣,认为这下糟了,他们一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办?当时特务们造谣说,共产党不要体育,也不要老头,老头要通通杀光。对这些谣言,我不相信。我对来到我家里的教师们说:“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必怕什么。反正你不过是天天教体育,天天教学生,又没有干什么坏事,共产党为什么会杀你?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是会存在的,体育也还是会存在的。”解放前我是个改良主义者,就是要学生不要去做官,不要去贪污,不要跟旧社会同流合污,而要把旧社会改好。对国民党的教育,我是不满的。在昆明时,我就公开骂过国民党的教育是死教育,压死了天才,埋没了俊杰。后来,这话大约是被《观察》杂志登出去了。有人就来拍我的肩膀,叫我说话要小心,不要那么讲。临解放时,由于我仍是个改良主义者,所以对来我家的惶惶然的教师们,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但我反复对他们讲:“金子终归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没做错事,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那时,的确我是很放心的,一点也不担忧。我的话和我的镇定的情绪,对那些教师是起了作用的。
(转载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大学》)
(《清华人》200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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