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天光云影——悼念旷璧城学长

2009-06-09 |

张宗植(32—35)

2001423日我收到旷璧城学长的信,附有在她建立的长沙清华中学,后改名长沙第一中学的校园内照相。她坐在池边,气色丰润,全无老衰的感觉。我次日即复信,祝贺她健康,希望她老当益壮。

旷璧城学长毕业照

不意同年8月底收到她弟弟旷世模来信,突然告知我璧城学长已于612日无疾仙逝,惊噩难信,诚感说不尽的悲怆惶惑。

我和璧城学长认识,是1932年在清华大学的时期。当时北平的名门大学中,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一切“西学东渐”革新进步的潮流中,北京大学一向居于领先的地位。西郊的清华和燕京两大学,一般的印象中都被认为是洋化的“贵族”学校,资产阶级的子弟才能进去的。在校学生,也多少有一些趾高气扬,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印象。其实燕京是美国教会创设的私立大学,学费也高,说不定稍有庶民不敢接近的现象,清华则是国立大学,和北大没有差异,只因原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给中国,建校时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名义,毕业生都以国费留学美国,经费充裕,设备周全。其后改组为同样的国立大学后,一般民间印象仍不免留有些许特殊的感觉。

我们在校时,除了感谢学校的设备周全,环境秀丽,师生和悦勤奋以外,并没有另一世界的印象。同学们的气氛,同样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占东三省,树立伪满州国,继续以武力进迫冀东,威协南京政府,而蒋介石步步退让,还在高叫“攘外必先安内”,肆行白色恐怖,有着不堪忍耐的愤慨。

同学间那时已经有几个左倾的课外组织,因为对传统的教课的怀疑,读书会有不少同学参加地下党团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社研)和抗日反帝同盟支部,都相当活跃。只是在1932年时,参加的同学仍是男生居多,女生很少。璧城学长是我在课外活动的组织中遇到的两位女同学之一。先在读书会上,后在社研的小组会上。最初的印象便觉得她很坚定,虽然发言不多,却很沉着。另一位许留芬,常跟随着徐高阮,也很积极。我私自思忖,待学生运动更发展时,璧城学长将是一位中坚干部,在女同学中会起领导作用的。她的沉着,不是一个激情的群众的领导人,而会成为理智的组织者。当时我们在一起的同学们,常常简称在姓上加一个“小”字或“老”字,例如张凤阁个儿稍大便是“老张”,我个儿小便是“小张”,牛佩琮是“老牛”,李一清是“老李”,徐高阮是“小徐”等等。但女同学加上“小”没有问题,例如后来我们称韦君宜为“小魏”(她在校时名魏蓁一),但加上“老”字就不好听了。最后我们一致称璧城学长为“旷大姐”,因为她确有长者之风。

1934年时,我们的课外活动人数更扩大了。女同学也增加很多,新来的女同学中名门闺秀风格的比例减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不断出现,常由璧城学长和许留芬学长去“突击”加入我们的外围组织。我们已经都是共青团员,张凤阁和李一清发起组织清寒食堂,因为校内既存的自助食堂价钱太高,平均每餐015元,一个月在13元左右,学生自办至少可以减到半价以下。当时我以为女同学们能上大学的家庭环境都在中层以上,也许不愿自称“清寒”,旷大姐却首先署名为发起人,领出不少女同学同样参加,每月伙食费减至平均每人在5元左右。

学生会也在选举中归入我们手中,但为融洽同学感情,我们只把活动中心的《清华周刊》归牛佩琮主编,《副刊》交与中立派主编,包罗各方意见。地下党主要由何凤元、徐高阮主持,共青团也吸收了姚依林、唐宝心、高承志、荣高棠各位。读书会由蒋南翔主持,我负责社研和社联(全国社研的联合会)北平分会的联络,同时代替牛佩琮,编辑、集稿和出版《清华周刊》的事务。女同学中活跃的已有璧城、许留芬、韦毓梅、韦君宜、毛掬、柳无垢,还有不少已记不起名字的各位。

随着这抗日反帝兼反内战反国民政府对日让步的全国性潮流的高涨,南京国民党政府主导的白色恐怖也就越益严重了。1935年春,正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弹压的惨剧前夕,国民党北平党部就发动了大批军警,捕捉各学校的抗日运动活动分子。我在第一批由清华大学被捕的八人中,和何凤元、高承志、李一清、吕元平、艾光增、徐高阮、张凤阁,同一卡车关进了北平公安局,两天以后,我和徐高阮似乎被认为案情严重,被解送到宪兵团关押,两个月后再解送到南京宪兵总司令部的监狱关押。虽然过后由亲戚保释出狱,却要他签押说是缓刑两年,并禁止再回北平上学。

我和璧城学长从此没有再会的机会,但记忆是很鲜明的。当时的同学同志们,个个都是纯真、热情、有为的革命爱国青年,经过奔流浪涛的冲击,都在中国革命中起着作用,有的在抗战中壮烈牺牲,有的在革命和建设中多有建树。从性格方面说,璧城学长的庄重、清白、热忱和始终如一、永不倦怠的优点,使她在教育方面献奉了毕生的精力。抗战期间主持重庆清华中学,战后一直任长沙一中校长。在我们当年的同志们中,蒋南翔、唐宝心(贵州清华中学的创立者)、荣高棠(体育方面)和璧城学长,都是在教育事业中留下值得永远记忆的实迹的。

我因1935年以后不能再回北平,改至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回到重庆,以偶然的关系,在航运企业作后方工作。抗战胜利时被派往伦敦,辗转欧美,终至日本经营贸易及东南亚建厂等工作,到1980年以后,才有机会回国一次,取得联系。1988年从蒋南翔和高承志处得知璧城学长的所在。以后常有信札往来,屡思会晤,却始终未得机会,只从书信得悉她的心境,很感佩同庆。

现在她离开我们了,我们的心里却永远有她在,也永远是同志好友。这里我借用她所爱好的朱熹的诗,来慰问她清纯的在天之灵: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璧城学长,您所开拓的源头活水,是会永远长流的,愿您安眠!

20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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