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殿奎: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2014-09-24 |

李殿奎(1964精仪)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是国内外知名的体育家、清华大学体育教授马约翰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这一口号,受到广大同学们的欢迎,并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我于1964年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毕业,到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参加“两弹”试验,至今还应聘在锦州工程师协会担任《锦州工程师》杂志责任编辑工作,已经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我是1958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精密仪器系光学仪器本科六年制学习。回首在清华大学六年寒窗,经历过“请钢元帅升帐”的火热战斗,经历过吃“小二黑”和“小球藻”的困难岁月,经历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磨练,经历过批判“牛顿•莱布尼兹”的“教育革命” 。六年奋战何等不易!六年学了三十几门课,真可谓得到了“全副武装”。毕业了,如何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建设祖国和为人民服务中去?学校组织了毕业教育,学习讨论了半个月。

1964731日,学校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张报告会入场券,红字印着“首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报告人:周恩来同志。我们看到“报告人:周恩来同志”几个字,都很兴奋。当天晚上七点半,我们清华大学2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和北京市其它高校应届毕业生一起,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们以往届毕业生的事迹为榜样,联系实际进行了热烈讨论,明确了人生的目标、道路和价值。

保留至今的报告会入场券

学校组织早年毕业生回校作报告。有一位校友,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到国防部门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雷达抗干扰问题做出了贡献。我想,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与工业的迅速发展,多与军事装备的需求有密切关系,因此,我决心立志为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防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清华大学毕业时的留影(1964年)

毕业生填表可以填写五个志愿。在第一志愿栏里,我填的是国防科委单位;在第二志愿栏里,我填的也是国防科委单位;在第三志愿栏里,我填的还是与国防紧密相连的五机部。当时,北京市要我们专业毕业生10名,我的对象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完全可以得到照顾留在北京,但是,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思想支配下,我毅然决然地要求到国防科委去工作。很幸运,经过审查,我被国防科委选中了。我不顾自己身患肝炎刚刚恢复,便到了新疆戈壁大漠上去奋战。

千百里戈壁大漠气候多变环境恶劣,没有草没有水也没有路,被人们称为“生命禁区”,通往罗布泊之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路”。我们中国核试验单位的科技工作者,还有来自其它单位和军兵种的参试人员,在那“生命禁区”用帐篷和炕席建起一座“核试验城”。在这座“城”里,没有大街小巷没有商店影剧院,在黄褐色沙石堆起来的半米高的“城墙”上,用蘸过石灰的白色石块镶嵌着一幅醒目的大字标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原子弹的一份报告上的批语。

人们形象地描绘戈壁大漠“早穿罗,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啃西瓜”,这话不假。炎炎烈日下的戈壁大漠地表温度可达60多度,连棵草木都没有,到哪儿去乘凉?测试工号和帐篷像个大烘箱,干热干热的。热,就要出汗,就要喝水。每天到工号去上班,或者到野外站点去作业,临走前将小小军用水壶灌满水,可是不到半天就喝光了。到了夜晚,戈壁沙石很快把热量散发出去,气温急剧下降,外出要披上皮大衣,睡觉盖着棉被上面还压着皮大衣。

我们搞原子弹、氢弹试验正值国内十分困难时期。核试验场区的生活条件很差,没有青菜和其它副食品,每日菜谱变换花样就是炒土豆丁、炒土豆块、炒土豆丝、炒土豆片。早餐,人们习惯于吃点儿干的再喝点儿稀的,在基地住时喝玉米糊,到试验场区后待遇好了,喝大米稀饭。我们说“大米稀饭”而不称之为“大米粥”,并非是地方语言的差异,而是因为它名符其实,那白色的搪瓷桶里的稀饭,看上去就是一桶米汤,用勺子一搅,只见一个米粒跟不上一个米粒地跑。

核试验基地和场区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单调乏味的。从宿舍到食堂再到工作室或测试站点,每天走这么一个“三角形”,没有电视电影,也听不到广播,连报纸都是几天后看那些过了时的“新闻”。但是,我们心里时时刻刻都装着核试验,肩负的重担使每个人忘记了自我,对艰苦的生活毫无怨言,远离了常人的忧愁与烦恼。上下班时或坐或站在解放牌卡车上,总是唱着《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那支豪迈的歌。

我们每天唱着歌走向那些钢筋混凝土工号和那些露天测试站点,迎来一次又一次的激动人心的“零”时的到来。那一时刻,那一种壮丽的景观给人生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呵嗬,听——那清晰悦耳的声音在戈壁大漠上空回荡:“10987654321,起爆!”忽地一片白光,阳光为之湮没;一颗火球燃起,太阳为之逊色!继而,“轰——”地动山摇一声巨响,沉睡千万年的罗布泊被震醒了!一眨眼间,犹如初升红日般的火球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状烟云腾空升起……

我们战斗在戈壁大漠上,并未有丝毫的畏惧。过去战争年代,人们把面对死亡、时刻有牺牲危险比喻作“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核试验测试工作也是如此。那危险不仅来自戈壁大漠的恶劣环境,而且来自核试验本身——光辐射、冲击波、贯穿辐射和核放射性沾染。每当一次核试验成功归来,一辆接一辆的解放牌卡车满载着欢歌笑语“刷——”“刷——”地穿过翠绿松枝搭成的“凯旋门”时,虽然没有震撼的锣鼓,没有欢呼的人群,但那劲头那派势不亚于从三大战役战场归来,从鸭绿江彼岸归来。正是这些没有拿枪的军人,确确实实是从那生死疆场凯旋归来,在原子弹氢弹爆炸的时刻,在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流了多少汗,也曾出生入死!

大规模核试验终于成为历史,我被“复员”到地方,被安排当了工人,后来又改作技术人员。不论干什么,我总是想着不能玷污了“清华”二字。在以后的岁月里,在车间里干活也好,上山沟里打山洞也好,下乡和贫下中农“三同”也好,到农场搞农业生产也好,后来又改做技术工作也好,在自己的“三分地”上勤奋尽力地耕耘,每当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时,人们服气地称赞说:“到底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我觉得这才是我所期望的结论,因为人们称赞的是“清华”。五十年来,我牢记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心里时刻想着为清华争光,始终不渝地沿着毛泽东、周恩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引的道路前进。

但是,从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到退休,只为祖国健康工作了三十几年。如何才能实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呢?

我觉得,人退休,思想不能退休。“退休”只是一次岗位的转移,工作的调动。退休以后,来到一个新的起点,迎接新的战斗。正像李政道说的,六十花甲,六十以后是人的第二个青春的开始。可以自由选择,正可以再干一番事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退休”以后,一方面,找机会再做一些技术工作,先后为一家民营企业开发了一种新产品,为另一家民营企业设计了一套生产线,应锦州市计划委员会聘请编辑出版《信息参考》(月刊)为市领导提供内参,应锦州市工程师协会聘请编辑出版《锦州工程师》(季刊)等;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从事写作,为社会为人民创造精神物质,先后出版了科技专著、科普作品和长篇小说等15部。200012月,长篇小说《忙神》由沈阳出版社出版;20021月,长篇小说《蘑菇云升起的时候》由作家出版社再版;20045月,长篇传记《鲁迅》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20062月,科普作品《神通激光》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01月,科普作品《智慧之光》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此外,在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前夕,我的散文集《清华岁月》由中国文献出版社(香港)出版,敬献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回母校参加校庆留影(2000年)

阅读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蘑菇云升起的时候》(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2002年作家出版社再版)

目前,我还在锦州工程师协会工作,做《锦州工程师》责任编辑。这是一个人的编辑部,集记者、编辑、资料搜集、插图、版式设计、校对等于一身,从2008年至今,六年多,已经出版了25期,从未间断。同时,我还在继续创作新的长篇小说,希望在有生之年再为社会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精神物质。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应当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为人民多做一些贡献。我觉得,一个人所做出的成果不应当像流行歌曲只流行一时,而应当能够长期甚至永远为社会为人民所利用,以至死后仍然对社会对人民有价值。一个人从社会上消失了,但其智慧和创造的成果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我的人生哲理是:

古人叹曰:人生几何?但愿拥有更多的知识,用智慧和创造为后人留下一棵或可观赏乘凉或可作材成器的大树。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像雷锋说的那样:“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雷锋日记》196110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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