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对上过大学的人来说，大学时期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

1973年9月至1977年1月，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强度与振动专业强31班学习。我们班一共35名同学，是1973年9月入学的。入学前，按照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要求，由所在单位推荐出来，再经所在省市举行的高校招生文化考试后择优录取。35名同学，作为工农兵学员，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行业和岗位，都有三五年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既有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又有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工程力学系强度与振动专业1973级强31班师生在主楼前合影

我们的大学生活，处于 “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特殊时期。一方面，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另一方面，王、张、江、姚“四人帮”及其在清华大学的爪牙仍在作怪。但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宋•文天祥《正气歌》），全校师生从上到下，有形无形地持续开展了反对“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正能量抗争，使学校的教学工作总体来说仍按其本身规律不断前行。

强三一班，和当时在校其它各班一样，作为正能量抗争的集体之一，教育和学习一直紧张有序地开展。师生间关系十分融洽，同学间互帮互学。几年中，班级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心灵家园！

课程设置系统、完整，优良师资授业解惑

我们9月初入学，时值金秋，学校为本届新生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党委副书记刘冰、何东昌分别主持大会和讲话，对教学工作做出安排并提出要求。之后，在他们的精心组织下，各系开始了新学年的教学工作。

学习开始前，相应专业的教研室把一系列教科书发给了每一个学员。在以后的三年半时间里，根据专业课程设置和学习进程，都提前将课本发到学员手里，供学员预习和学习时使用。这些课本是学校相关教研室精心编写、铅印出来的16开本。同时，根据学员学习需要，本专业教研组适时编印出突出本专业特点、深化本专业知识的课本或讲义发给大家。课程设置和课本编写所体现出来的教学大纲，充分体现了本专业教育和学习的逻辑性、科学性、配套性、完整性，课本内容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保证了本专业知识必要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掌握。

部分同学在西操场合影

三年半时间里，整个教学过程坚持了知识学习的循序渐进，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顺序，以二十几门课程的教育学习和赴生产企业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校学习的全过程。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的同学们先是在短暂的初等数学复习后进入高等数学、物理学习。在函数理论、微积分、电学、电子技术等大量的数学、物理学知识铺垫后，进入由静力学、动力学、运动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板壳理论、振动理论、结构力学以及电测应力分析、光测应力分析、实用软件基础、有限单元法计算等固体力学专业的学习和训练。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老师呕心沥血与同学孜孜不倦相结合。

张如一老师与吴本浔同学愉快交谈

“结构力学”是我们班最后学习的课程，由余寿文老师全程讲授。他那渊博的知识和自然挥洒的教态，以及大量的公式推导，至今历历在目。记得讲完最后一节课时，他真诚而亲切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专业以前所讲授的课程内容，都已全部讲授给大家……”毕业30多年后，我们班的同学——河南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梁醒培深有体会地说：“……与现在的本科生相比，我们那时一点也没有少学。”

3位老师率12名同学做项目参观途中合影

勤奋的集体，丰收的家园

我们在校的三年半时间里，当时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教研室的每一位教授和老师，都先后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特别是任课和跟班教授、老师们秉承蜡烛精神，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克服自身困难，呕心沥血、教书育人、无怨无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班团支部活动中，全体女生合影

杜庆华教授为我们讲授了“材料力学”第一堂课。尔后，当时已年逾半百的庞家驹教授自始至终地给我们讲授了材料力学课程。由于其它课程需要，我们走出学校，来到工厂，庞教授克服年龄大的困难，和同学们同吃同住，睡上下床，继续跟班完成授课任务，休息时间还在拥挤的临时宿舍里看书，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同学们还要多。庞教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记得，他在与同学们的攀谈中，还笑着介绍了他家老人当初给他取名字的经过，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大宴铜雀台，当众赞扬少年将军曹休：“此吾家千里驹也！”“家驹”二字就来自于此。

邵敏、邬淑婉老师当时都是人到中年的女同志。我们在校学习的前半叶，始终在我们班或者小组，给我们讲授物理知识和振动理论，带领我们做实验。在“开门办学”期间，和我们一起活动在“开门办学”点，一同啃工厂食堂的窝窝头。

赴北京高压容器厂课题小组师生在课题组驻地前合影

在最后一学年里，我们学习专业课。在学校集中上课后，我们班的同学被分成5个组，由专业课老师带领，分头到北京地区的几个工厂，结合具体工程项目的设计、制造，深化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我被分在压力容器组，薛明德老师带领我们小组6名学员，来到北京高压容器厂。刚到该厂时，薛老师亲自与该厂总工程师及相关部门联系，具体落实对我们学习和实践的安排。从那天起，我们吃在工厂，住在车间外的平房里，从秋天开始，直至严冬。在此期间，薛老师结合实际，给我们讲授压力容器的类型、构造和设计制造中的力学问题。该厂生产的氧气瓶和高压换热器，就成了我们深入研究的对象，还对该厂的浮头式多管程高压换热器进行了应力应变测试计算。薛老师带领我们编写有限单元法计算程序，打制计算纸带，一起到北京邮电学院上机计算。此间，回校过程中，我们有幸来到薛老师家里，看到薛老师一家只住一个单间，大人成天忙于工作，女儿正在上幼儿园，我们顿时感到，薛老师成天为我们而奔波辛劳，该是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地不容易呀！

部分师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在那三年半时间里，担任我们班指导员和班主任的，先后有程宝荣、焦群英、蔺书田、陈德、杨锡芬等老师，他们除组织领导我们全班的课程学习外，还要关心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和我们同吃同住，亲密无间，为我们殚精竭虑，陪同我们度过了那紧张而快乐的岁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负责我们英语学习的基础课部的简老师，一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身体有病，形象憔悴，但总是按时来辅导我们的英语学习。闲谈中她告诉我们，她还专门找刚从美国回来的华人，咨询英语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请对方为我们的辅导读物录音，用于我们的学习辅导，真是用心良苦！

教授、老师们忠诚于教育事业，焕发出凛然正气和拼搏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同学们追求知识的欲望，鼓舞着同学们不断进取、刻苦钻研。

虽然有时也不得不表面上应付当时的政治斗争，但老师和同学成天投入的却是教育和学习，大堆的课程教育学习在一门一门地进行和完成。每年的寒假只放14天；暑假只放40天。开校后每周只休息1天，其余6天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早晨6∶30起床集合做早操，开始一天的学习和生活；晚上10点响铃统一熄灯就寝。同学们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晚自习在专业课教室或者寝室复习、预习；平常课余和星期日学校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充满学习气氛。三年半时间里，同学们在老师的引领下，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吸取知识，以实际行动抵制了“四人帮”及其爪牙“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谬理论，用系统的基础和专业知识丰富了头脑，取得了丰收；同时，从教授和老师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事业心、责任感和为人处世的整套学问。我们的班级，不愧是我们全体同学丰收的家园！

为了给葛洲坝水轮机大轴设计提供数据，课题组师生正在做新丰江水电站水轮机大轴金属模型应力测试

不屈的集体，正气的家园

1976年1月8日，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不幸因病逝世，“四人帮”及其在清华大学的爪牙规定师生“不准做花圈，不准做挽联，不准出校门”，等等。禁止师生举行和外出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层层传达到各班级。一时间，学校内飘荡着压抑和恐怖气氛。

但是，“四人帮”的淫威丝毫无损于师生们崇敬周总理的心情，一直等待机会悼念周总理，以了却胸中夙愿。

4月3日，星期六，第二天既是星期日，又是清明节。我们班除少数同学因课题需要未回校外，其余全体同学，经过充分安排准备，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花圈，从学校工友处借来人力三轮车，载着花圈，子夜出发，手扶花圈簇拥而行。大约凌晨3时，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将花圈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栏杆前，排着整齐的队列，在班党支部副书记王长明同学的带领下，集体三鞠躬，默哀，带着抽泣和哽咽，齐声宣读了我们的悼词，向周总理表达了“将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的誓言和决心。然后，环绕纪念碑四周，观看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花篮，阅读声讨“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挽联和横幅，从层层叠叠、堆积如山的花圈、花篮和诗词、横幅、挽联中，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的巨大力量，久久不肯离去。原路返回学校时，已是“东方既白”的清晨。实现了悼念周总理的夙愿，心中有一种由衷的满足和惬意。

经当时了解，清华大学的许多班级和广大师生，不约而同地在清明节那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悼念和缅怀周总理。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兴高采烈，欢呼雀跃。10月24日，全校师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

入学第一年，强三一班团支部利用星期天到香山开展组织活动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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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修亮，男，1949年2月生，高级政工师，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CMC）。1973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学习，1977年1月毕业；曾任东方锅炉厂锅炉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长、纪委副书记，中共自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常委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