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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清华园，“一二·九”运动时即是北平学联骨干，后以“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斗争批判，九死一生，几乎魂断夹边沟——赵俪生先生一生坎坷，去世三周年之际，他与夫人高昭一先生的《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李零主编）近日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不讳言，不矫饰，直言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大动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演变，“戳破了诸多学界神话。”学者钱理群表示。

赵俪生先生的弟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回忆，先生个性突出，十分真实，没有半点为人处事的圆滑，率真和透明得近乎于孩子，因为内外一致，口无遮拦，尤其见不得以权势压人的“学霸”、“学阀”，得罪了不少人。赵先生的“嫡传”弟子、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分析，赵先生与高先生是典型的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信仰马克思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既不是完全投身政治的弄潮儿，也没有走一条“退居到生活的安全地带，远离政治斗争，去做一个专家和学者，甚至做一个外国籍的华裔学者”(黄秋耘先生之《风雨年华》)的坦途，“从知识人变成老革命，然后又变成知识人”，注定此生坎坷，然而，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照。

“说真话，道真情，揭示真相。目前的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有很多神话，赵先生都一一打破了。”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表示，赵先生首先打破的就是“民国神话”。“如今，都把民国教育说得天花乱坠的，赵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候的大学教授也有一些是一个笔记混几十年的。”赵俪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他在此回忆录中称，“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确实不怎么样。至于外语系系主任和电机系的副主任，则靠着一本在美国念书时记下的笔记本念了几十年。朱自清先生人望很高，但赵俪生回忆，他讲“陶潜”和“李贺”“两个工作量最轻的题目，讲不出东西来”。

“现在，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倾向，把17年说的很好，竟然还把文革说的很好。我看了一个高论，说文革前三年是内乱，后七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七年。赵先生可以完全回答，17年是怎么回事，文革是怎么回事，他打破了很多神话。”钱理群说。当年，赵俪生因为引用列宁的话要成仿吾尊重知识分子被迫离开华大，后来，又因为在中国科学院看不惯郭沫若对待副院长吴佑、陶孟和的颐指气使，屡发牢骚而得到“影响领导威信”的评语，又离开科学院；1951年，赵俪生刚到山东大学不久，就发生山大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服毒自杀的事，刘宿贤炮制的材料说，陈是会使双枪的女特务；山东大学的华岗校长本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因为“山东大学要逮捕有反革命历史的副教授方未艾时，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出面阻拦”等“罪状”，坐了13年牢，并死于监狱中；赵俪生本人更是历经坎坷磨难，甚至女儿惨死，自己“失业”，九死一生。

“我注意赵俪生先生写王瑶先生的回忆录里面，说他们那一代学人是在几个战场中成长起来的，一是枪炮战场，这个战场应该包括后来的阶级运动；第二是思想战场，第三是精神战场，最后他说了一个人际关系战场。赵先生的命运里，人际关系太起作用了。日本学者丸山昇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强调说，研究中国，研究人命运的时候，不讲人事关系是讲不清楚的。而我们的历史叙述，讲人的命运是回避这个问题的。”钱理群感慨。

“这些少知无能、只会耍阴谋诡计的家伙，要凭政治、权势把大学教育掌握到他们手中，对知识分子任意宰割、摆布。”高昭一先生不明白，在那样一个年代，赵俪生拼命地科研，拼命地教学，课一开出，就轰动全校，但对他们来说，却并没有什么好处，赵俪生反被扣上“帽子”。“可能是我俩缺少人事经验，不会委曲婉转，只是里外如一，十足的书呆子吧”。

无论如何，学者们的感慨是，到西南联大为止，到上世纪40年代末为止，出来的一代学贯中西古今，有文人趣味的学者已经不可再觅，赵先生他们几乎是最后的了。（陈香）

转自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