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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在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的前一天，两院院士郑哲敏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拎着包来中科院力学所上班了。他的学生、力学所前所长洪友士研究员带着歉意向郑老解释：明天因为要开会，不能去看郑老领奖了。

郑哲敏摆了摆手说：“这有什么？不就是颁奖嘛。”

随后，他打开位于三楼走廊尽头办公室的大门，如同50多年来一样，只要人在办公室，大门就从来不关。所里的人只要有问题有想法，就直接拿把椅子来和他探讨。聊着聊着，椅子就落在他的办公室里。久而久之，七八把各式各样的椅子成了一道风景。

“这叫‘有进无出’。”郑哲敏说。

不关门不仅仅是郑哲敏的个人“爱好”，他还倡导整个力学所都开着门做科研、随时争辩。这让力学所一直保持着自由讨论和交流的氛围。

力学所副所长戴兰宏研究员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自己刚到力学所读研究生，有一次郑老与青年学生座谈时就说，“有些研究人员，经常一来就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样不好，大家最好都把门打开，便于交流。”

在那次座谈会上，郑哲敏的另一番话对戴兰宏影响更深，这也是郑哲敏平日里反复强调的：科学研究必须和实际结合，要么是瞄准国家重大需要的关键科学问题，要么是在学科上非常前沿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科学家要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郑哲敏经常这样教导学生，“选题不能是不痛不痒的、可做可不做的，那是没有意义的。”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爆炸力学，就是为了国家的需求而设立的。

196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力学所的篮球场上，郑哲敏带领着研究人员，演示了一个小小的爆炸成形实验：硝烟散去后，一个小钢片被雷管炸成了一个小碗的形状。在欢呼声中，钱学森激动地拿着这个小碗绕场一周，边走边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小碗，将来要在机械工业中产生重大变革。

成为“两弹一星”的理论支撑的新学科——爆炸力学诞生了。而在此前，郑哲敏甚至没见过炸药和雷管。

“爱国的心情是科学研究的唯一动机。”两年前，在所内的一次“答钱学森之问”报告会上，郑哲敏这样说道。对他来说，这源于老师钱学森的影响。1955年，刚刚被美国政府解禁的加州理工学院力学博士郑哲敏准备起程归国，当时还被软禁的钱学森叮嘱他：“回国后，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一定是尖端的，哪怕是测量管道水的流动也可以做。”

如同研究从未涉及的爆炸力学一样，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需求，郑哲敏一直在调整着自己的研究方向。

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计算核爆炸究竟有多大威力，他提出了流体弹塑性体模型；70年代初珍宝岛战役之后，为改变我国常规武器落后的状况，他开始组织力量研究穿破甲规律，通过准确计算，能够让武器在精确的规定距离里打透相应厚度的装甲；80年代，他进行的瓦斯突出机理研究，对我国历年发生的大型煤矿事故做力学上的分析。

“他为国家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很多都是绝密项目，研究多年，却是一篇SCI论文都没法发表的。”戴兰宏说。

中科院院士白以龙记得，自己到力学所的第一天，郑哲敏就给他打预防针：“你一定要干‘出汗’的活儿，不要想不出汗就出活。”他所说的“出汗”，一是要能吃苦，下基层；二是要善于动脑子，“不能给工业部门打小工”。

郑哲敏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上世纪70年代，他经常和学生去怀柔基地做实验，每次都要坐上半天的敞篷卡车，年轻人都觉得颠得很难受，可年过半百的他从来不叫苦。在外面做实验住宿条件差，跟年轻人一起睡上下铺，他知道自己爱打呼噜，就一直读书，等到大家都睡着了以后自己才睡，而第二天一大早，他还要和别人同时起床干活儿。

米寿之年的郑哲敏已经功成名就，可是还有两个遗憾：第一个遗憾是“就只做了这么几项工作”，另外一个遗憾则是在高能粒子、激光等领域刚刚兴起时，他有点胆怯，致使“该抓的一些机会溜走了”。

今天，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的这份荣誉让郑哲敏感到沉甸甸的。“500万奖金需要做什么还没想好，但钱绝不会瞎花。”

在这位不善言辞的老人看来，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份名，就有了这份责任。我应该做得更多。”可是，“现在，还是有点欠了什么没完成的感觉”。

（陈竹）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