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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居南京、现年96岁高龄的杨苡，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由她翻译的《呼啸山庄》至今已再版数十次，其精装本被英国勃朗特纪念馆收藏，可见受认可和欢迎的程度。杨苡和女儿赵蘅新近主编的《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甫一出版，便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杨苡为哥哥杨宪益百年诞辰献上了一份厚重礼物，她持久的创作力和敏捷的才思令人敬佩不已。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9月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曾任淮安知府，杨苡的父亲杨毓璋（1872—1920）曾留学日本，民国时期任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

时至今日，杨苡依然能够一口气背出当时在平津两地流行的多首儿歌。她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就有几首儿歌代表作品，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今天我做值日生》等，或许就来自童年生活的影响。天津这座在当时身处开放前沿的都市，文化生活很是丰富多彩，看电影、观戏剧、学画画、跳踢踏舞，好莱坞的最新影片几乎同期会在天津放映，少女时代的杨苡眼界得以开阔，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也从那时起点燃了火苗。

在开放、多元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杨苡，被认为是“五四”以后受中西合璧教育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一批批投身到救亡运动之中，受困于家庭的管教，杨苡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办墙报、搞篝火晚会、高唱救亡歌曲在游行队列中前进。苦闷中的杨苡，拿起笔给远在上海的巴金写信，倾诉自己的内心。她读过巴金的《家》等作品，觉得自己的家和巴金的家庭非常相似，而自己就是“觉慧”，渴望冲出大家庭的“牢笼”，飞向自由天地。收到读者杨苡的来信，巴金认真回复，给杨苡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从此开始了他们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友谊。

杨苡是那个大时代里追求自由、解放的无数青年中的一个，1938年7月7日深夜，她从天津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从香港辗转越南再到昆明。战时的昆明，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更遑论时时需要注意警报声，以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杨苡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反而像飞出牢笼的鸟儿一样，投入到一个新的世界。在天津时，杨苡考上了南开大学中文系，但并未就学，到了昆明，改专业入读西南联大外文系。

那时的西南联大名师荟萃、大师云集，叶公超、冯至、吴宓、沈从文、杨振声等，这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作家，都与杨苡有过师生之谊。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课程设置颇为多元并蓄，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在这种通识教育理念的灌输下，杨苡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为后来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学养储备。

西南联大的岁月令杨苡终生难忘，她加入青年会的漫画班，与同学一起筹备百人大合唱，积极向昆明抗敌文协办的诗刊《战歌》投稿，与诗人们一起开座谈会……在西南联大读了两年书后，杨苡又搬到重庆，借读于位于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并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视哥哥杨宪益为榜样。

杨苡最早接触《呼啸山庄》，还是在天津上中学时，有一次去影院观看了好莱坞影片《魂归离恨天》，该片就是根据《呼啸山庄》的原著改编的黑白有声片，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在中央大学图书馆，因为偶然的机缘，杨苡又看到了此书，读后仍是非常感动。她当时就想翻译《呼啸山庄》，想向世人证明此书比《简·爱》更好，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更胜一筹。待她真正开始动手翻译《呼啸山庄》，已经是在1953年了。三年之后，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从此成为中文译作中的精品。平明出版社是上世纪40年代末巴金创办的，杨苡第一本有影响力的译作就拿给平明出版，这又是杨苡与巴金之间深厚友谊的一次见证。在那之后，杨苡又陆续翻译了《伟大的时刻》、《俄罗斯性格》、《永远不会落的太阳》、《天真与经验之歌》、《兄妹译诗》（与杨宪益合作）等。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通过阅读《呼啸山庄》，更多的读者认识了杨苡这位津门闺秀。在她之前，此书有过梁实秋的译本，在她之后也有好多个版本，但是《呼啸山庄》这个书名，却是杨苡最先翻译出来的，她是以自己当年特殊的居住环境所引发的灵感而翻译出来，是首次出现在中文里的准确、形象而又生动、贴切的译法。

《呼啸山庄》成就了杨苡，杨苡也给中文世界的读者带来了经典译作。人一生的成就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埋下“伏笔”。可以说，在天津度过的青少年时期，杨苡打开了眼界、丰满了羽翼，后来的西南岁月，则进一步充实了她的学识、修养、阅历，为日后成为一名著名翻译家铺下了坚实的基底。

转自《天津日报》201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