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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山峰 受访者提供

1977年，年仅12岁的董山峰，带着干粮，从保定市徐水县南孤庄营村第一次走入徐水中学的校门。这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农村孩子，考上清华大学，进入《光明日报》成为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后来担任享誉海内外的《博览群书》杂志社的社长、主编，我们可以想见他一定付出了常人无法全面感知的艰辛。如今，面对我们的采访，时年57岁的董山峰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却满是感恩：“如果没有保定这方沃土，没有那些优秀的老师，没有工作中的各位前辈，没有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没有时代大潮的助推，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走出南孤庄营

1965年，董山峰出生在保定市徐水县城正北两公里处一个叫南孤庄营的村庄，他是家中第五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董山峰的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如同那个时候很多农村家庭一样，一家7口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我父亲有点‘大男子主义’，经常发脾气，细究原因，主要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艰难，当时村子里也没有今天这样其乐融融的氛围，吵吵闹闹如家常便饭。不过我父亲对老婆孩子以外的人很友好，而且是一个很讲义气、很重感情的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姑和老姑虽然都在北京，但生活比我们还困难，父亲常常需要和几个叔叔大爷家组织起来，接济大姑老姑两家。有一次大姑家的大表哥看弟弟妹妹们生活也很艰苦，不忍心把舅舅装满粮食的袋子都背走，我父亲眼睛一瞪，扛起粮食二话不说就逼着表哥一起去了火车站。他常说，咱们在老家怎么都好凑合，但不能眼看着外地的姑姑和孩子们吃不上饭。”董山峰回忆道。

董山峰1983年大学新生时证件照

虽然物质条件十分匮乏，但南孤庄营村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年幼的董山峰的精神世界十分富有。

据徐水县志记载，自北宋年间（公元760年-1127年）便有孤庄营。1961年为便于管理，将该村分为南、中、北三村。

除了历史悠久外，这座小小的村落也走出过多位优秀学人。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世界著名目录学家袁同礼、中国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和中国著名体育学家袁敦礼三兄弟，后世称为“袁氏三杰”。其中袁复礼于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70年后，董山峰也走入了清华园。

对于童年的董山峰来说，家乡的历史人文底蕴显得深奥，他最早的人文启蒙则来自于京剧。

“村里有京剧团，当时现代京剧非常流行，人们大都能唱两句。北京京剧院著名艺术家杨少春、林雅雯、岳惠玲等都曾到村里指导排戏和示范演出。因为有长期艺术熏陶，村里不少条件优秀的青年被选拔到了福建、山西、保定等地的京剧团。我父亲当时已是个拖家带口的中年人，唱得也相当好。”董山峰说，当年随家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印象中脾气不好的父亲推着农家小车唱着现代京剧的反差场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种氛围影响下，董山峰很早就喜欢上了京剧。“他喜欢听收音机，看书的时候听，干活的时候也听，特别着迷，唱得也非常好。”这是董山峰的大姐对弟弟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对于董山峰来说，《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中的经典名段，也成为他最早的“流行记忆”和文学启蒙。“中小学时，很多语文考试中的难题都是靠京剧解决的，比如语文课考反问句式，当时不会，我就凭直觉把京剧《红灯记》里李奶奶反问日本鬼子鸠山的一段念白写上去了，结果还得了满分。”

董山峰担任教育部戏曲进校园演唱会的节目主持人

正是这份爱好和积累，为董山峰开启了从南孤庄营村走向更远地方的一扇门。

1977年，12岁的董山峰凭一副好嗓子，从几百个孩子中脱颖而出，考入了徐水中学文艺班（后改为徐水一中初中部）。

当谈起为何会选择文艺班时，他说：“当时家里孩子多，父母对我们基本属于放养，很多决定都是自己做。去考文艺班也是村里的老师带着许多热爱文艺的孩子一起去；另外是觉得能到县里读书是件光荣的事；此外，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在我的心目中地位很高，他们经常深入农村演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指导孩子们唱歌跳舞。群众心里都认为他们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人，对他们由衷地喜爱和敬重。”

从文艺生到“中考状元”

如果历史的车轮按照当初文艺班的既定轨道行驶下去，董山峰未来可能成为一位文艺工作者。

“当时主要就是学乐理、练习唱，经常唱的是‘小小竹排江中游’‘我为祖国献石油’等。后来听到哪首歌曲，就能大致唱出它的乐谱来。但对语文数学这些基础学科，花的精力很少。”董山峰回忆道。

但随着高考的恢复，中国教育迎来了大变革。1978年文艺班取消，改为了普通班，不再训练文艺特长，开始各项基础学科的规范教学。董山峰和他的同学们虽然一时不太适应，却非常幸运，遇到了一位学习上的领路人——班主任张朝芬。

“刚接这个班时，总觉得孩子们的状态不对，显得死气沉沉，他们对学习、对未来没有想法。”现年85岁的张朝芬老师回忆道。

“那种死气沉沉可能源于农村孩子的见识缺乏和少年懵懂，不知道为什么学，学校教什么就学什么。特别幸运我们遇到了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又赶上了当时欣欣向荣的社会大环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生之窗。”董山峰回忆道。

为了尽快帮助学生们进入状态，张朝芬开始了她的“特训”。

“初中是从被动学习到自主学习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必须注意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意识，所以班主任要善于引导。首先要让孩子们树立志向，每周班会我都将社会最新的动态，国家取得的成绩，告诉学生们，为这些孩子埋下了一颗‘通过学习成为一名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的思想种子；其次，教给孩子们学习方法，我重点训练的是学生听课的效率，下课随机抽查听课效果，还发挥课代表的带头作用，与各科老师做好沟通，董山峰当时就是语文课代表；最后是培养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从卫生评比到体育竞赛都要取得好的成绩，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学习生活氛围。”谈起自己的教育实践，年过八旬的老人眼神显得格外明亮。

而在董山峰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张朝芬老师每天带领学生跑操的身影。“我本人当时既不懂学习，也不懂事理，但教历史的班主任张老师有特别的办法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她从体育入手，每天早晨带着我们先跑操再学习，课间休息也时常跑上两圈。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从开始的叫苦叫累、松松垮垮变成每天盼望跑步时间的到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现在回忆，那时的跑操不仅让孩子们强健体魄，而且直面挑战、不怕困难、增进团结，特别是把集体主义精神融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我们这个班的同学日后在各个领域都颇有成绩。”这是董山峰今天的感想。

经过短短2个月的“特训”,原本死气沉沉的班可谓洗心革面。而董山峰也在这样浓郁的学习氛围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阶段，他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等奖。那是徐水一中初中作文竞赛，题目是“难题不难了”，他把这个作文和数学课上刚刚讲到的“三角形的稳定性”联系起来，用生活中窗户、栅栏甚至猪圈门运用三角形增加稳定性的木条结构来解读数学原理，体现“实践出真知”的主题，受到老师们高度赞赏。

据董山峰回忆，这次获奖其实来之不易。当时像很多孩子一样，董山峰写作文也常常是空喊口号。但语文老师王焕然一直提醒他语言文字要朴实、真诚、言之有物，要善于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题材，还要善于真实地记录和描写生活。从记叙校园篮球比赛的场景开始，经过一两个学期的批评、修改和练习，董山峰的写实水平才有了质的飞跃。而这种朴实、真挚的文风也为董山峰日后从事新闻工作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一次英语竞赛中，远远落后的董山峰在跟同学交流时也发现了学习英语的技巧——朗读课文和背单词。“每次英语课下课后，总有几个同学拿着粉笔到黑板上练习背写单词。笔和纸都需要花钱买，但老师们课后留下的粉笔头很多，正好给我们练习。我也逐渐加入其中，与大家互相考问单词。在后来举行的英语竞赛中，我逐渐从没有奖变成三等奖，直到变成一等奖。”董山峰回忆道。

此后，董山峰如同开了窍一样，展现出了很强的学习兴趣和天赋，各科成绩稳步增长，从班里的前十名、前五名、前三名，最后稳居第一名。

1981年董山峰参加中考，成为当年徐水县中考成绩第一名。

“董山峰不是班里最聪明的，但却是最认真、专注的。很多人不知道，暑假时他还找到我，借了教室的钥匙，把初中知识和难点又自己梳理一遍。”张朝芬回忆道。

“当时是觉得初中各科目的信息量非常大，正常上课期间有不少都没有弄明白。假期没事，学校也没人，正好可以享受一人独处、安静学习的快乐。”董山峰回忆说，“学习确实是能创造快乐的。我在徐水一中，接受的是相对全面而规范的教育，逐步学会深入各个学科内部感受内容之美、思想之美、学理之美、逻辑之美，喜欢探究不同学科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沉迷学科思考，重视平时积累，不为考试成绩而斤斤计较，不为生活琐事而耿耿于怀，淡定与专注的状态更容易出成绩。此外，在老师和优秀文艺作品的引导下，我和同学们有了未来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意识。想到无数先贤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付出和伟大贡献，便不觉得眼下的学习成绩好值得骄傲和沾沾自喜，也很少为当时学习和生活条件的艰苦而烦恼。”

“徐水一中教会我仰望星空！”

虽然中考成绩非常好，但董山峰却面临抉择：中专或高中？

这个问题现在也许答案很清晰，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农村人口比重大，学生当中来自农村的很多。对于广大农村学子而言，上师范类中专既不用交学费，毕业还包分配能端上“铁饭碗”；而当时读高中并非都能参加高考，还有一个“预考”制度，如果高中成绩不理想，无法通过预考仍无法考大学。

面对这样的抉择，如同当年报考文艺班一样，董山峰再次自己做了决定。“我只跟家人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生中就这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必须试试。’家里没人反对。”董山峰回忆道。

于是，董山峰进入了徐水一中读高中。他的高中生活仍然过得很艰苦。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山峰每天从家里拿些干粮，在学校用搪瓷茶缸打一杯热水，中午吃点干粮喝点水就对付过去了。这个孩子非常有毅力。”现年已经73岁的高中班主任葛承珍回忆道。

原徐水一中学生集体宿舍

但这样的生活在董山峰回忆起来，却并不觉得苦。“当时农村家庭的孩子大都如此，家里有什么主食就带点什么，但记忆中多是粗粮，人在饥饿时只要有的吃就好。另外当时沉迷于对各门学科‘悟道’的快乐中，顾不上关心吃喝问题。”

另一个不感觉苦的原因是，董山峰此时的精神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他遇到了一群带他“仰望星空”的老师。

1958年后，由于历史原因，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来到了徐水中、小学担任老师。

“胡道稷的英语，王辅仁的数学，梁家华的生物，张庆年、张锦华的语文……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视野开阔，讲课时旁征博引，信息量大。他们气质中的儒雅与平和是我们这批农村孩子所不曾见过的。他们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把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告诉孩子们，把求真务实的科学作风传递给孩子们，相当于为同学们打开了天窗和天眼。”每每谈起那些老师，董山峰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高中英语老师胡道稷（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

在这些老师中，英语老师胡道稷一直是徐水县城的传奇。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曾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同在西南联大读书，后任新华社笔译记者，上世纪50年代来到徐水。

“当时胡老师是全程用英语为中学生授课，这在徐水甚至大城市都是凤毛麟角。我第一次知道斯诺在延安采访毛主席，就是听胡老师用英语讲的。为让不同英语基础的同学都听懂这个故事，老师让我为同学们翻译。后来我能够考上清华并在清华为同学们做各种服务，与徐水一中这批优秀老师的引导和锤炼有直接关系。”董山峰回忆说：“他们来到徐水，大多是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个人和家庭遭受了很多不幸，但正是他们改变了徐水教育，也改变了几代徐水人。”

这样的判断几乎成为徐水教育界的共识。“我是1986年到徐水一中担任化学老师，那些老教师都是各教研组的带头人，每次教研活动，他们都让年轻人上台，给我们很多锻炼的机会。而且特别注重细节，他们的桌子永远是干净的，课后安排学生打扫教室，精细到了安排谁擦黑板、谁扫地上的粉笔屑，谁擦黑板边缘的粉笔末。”现任徐水区教体局副局长贾俊峰与董山峰一样都是徐水一中81级的学生，“正是因为一批优秀老教师的传帮带，我们徐水一中的教育质量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水平。我们都以曾是他们的学生，跟从他们学习而感到荣幸，充满感恩。”

被这些优秀老师打开了人生天窗和学术天眼的董山峰，在知识的大海里搏浪击流，并具备了游向更广阔天地的水性和胆略。日常学习中，董山峰几乎变成了老师的助教，课间休息时，身边常常是同学们排队提问。1983年高考，徐水一中获得大丰收，81级一班几乎有一半同学考入各种高校，董山峰以556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高分子化工专业录取，不过他始终没有去了解自己这个成绩在河北省的排名情况。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当年全国参加高考有167万人，而清华在河北省只招收44人。

考入清华 文理兼修

1983年夏，董山峰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只是一个朴素的信封，但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却价值千金。

据葛承珍老师回忆，因为十分重视这封通知书，他特意骑上自行车把信送到了董山峰家里，那也是葛老师第一次到董山峰家。董家父母非常热情，执意挽留老师在家里吃饭，准备了“好酒好菜”招待老师。“好酒好菜”四字是葛承珍老师的记忆，但在董山峰印象中，虽然父母竭尽全力拿出了家里最好的饭食，但无非是多放几个鸡蛋，多几个家常菜，所谓“好酒”也无非就是当时十来块钱一瓶的徐水的“刘伶醉”。对此，葛承珍老师的回忆也堪为佐证，“董山峰家给我留下最突出的印象就是贫寒：几间西厢房，非常简陋。”

董山峰老家现状

还有一个细节是葛老师和董山峰的共同记忆：按照徐水农村的习俗，小孩子不能上桌，所以有趣的一幕是一群大人在饭桌上推杯换盏互道感谢，而作为主角、一米七六身高的董山峰却只能在旁边服务，不能上桌，也不能随便插话。

此后，董家的客人络绎不绝，都是听说他考上清华的消息来家里祝贺的。而在徐水县城，这一消息也不胫而走。据葛老师回忆，他到县政府办事，人们都在谈论考上清华的事情，当葛老师说出自己就是董山峰的班主任时，“政府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在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化工专业创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董山峰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在并没有各种激励政策的当年，这份自豪是葛老师这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最大的幸福和荣誉。

喜悦过后，董家开始犯愁，因为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行李。过去出门，没有今天的各种拉杆箱，贫穷的董家甚至也没有个像样的书包，常常用篮子装东西，用筐背东西，用包袱包东西。最后董山峰的大姐和姐夫把他们结婚时打制的一个绿色木箱拿回家来，才勉强算得上体面。当有邻居建议应该给董山峰准备一块手表以方便在清华的学习时，为避免父母为难，董山峰脱口而出，“我不需要手表”。

由于董山峰第一次去北京，为了不出意外，董家派出了大哥、堂哥和姐夫三人陪同。启程当天，董山峰看到用农用板车为他推行李的父亲，眼神里没有暴躁，满是喜悦和温和。“全家人的这种幸福感，是任何物质满足都无法带来的”，董山峰说。

简单朴素，是董山峰对于清华化工系高分子专业师生的印象。董山峰来到清华园，没有见到电影中和想象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他见到的第一个老师是他所在分（八）三班班主任范奎成老师。当时范老师穿着实验室工作服，像刚从工厂车间里走出来的工人师傅一样，与学生们亲切交流，这给董山峰今后思考清华校风时留下了永远的原点。在之后几年的学习中，董山峰发现清华的老师们也都十分简单朴素，心无旁骛，专心教学与科研。

时隔多年，董山峰还能清楚地记起在清华园上课的场景，他回忆说，周其庠、周啸、李松、刘德山、孙以实、赵士琦、胡平、王晓工、郭宝华等许多老师所授课程的第一讲往往要涉及学科历史，这些理工科老师性格各异，但普遍大音希声。说起专业滔滔不绝；说起人情世故，则寡言少语。

在认真学习化工专业的同时，董山峰探究人文苍穹的努力并没有停止。1983年，首届清华大学写作大赛，他根据自己对胡道稷老师的了解，以清华新生对清华老校友的审视，写出的报告文学《我是清华人》获得最高奖。他还和同学们选听徐葆耕老师的“西方文学思潮和赏析”课程。在那堂课上，董山峰发现人文竟然是如此瑰丽而奇妙，甚至突然意识到理工科老师的“大音希声”“滔滔不绝”和“寡言少语”其实就是生动的“清华人文”。

“清华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只有人文类公共选修课，待中文系1985年恢复成立，1986年开始在本校大三学生中招收第二学位生后，1983级一批喜爱人文的同学如获至宝。经过考试，在200多位报名者中，有30位同学获得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机会。由于大家对人文有强烈兴趣，毕业时工作方向大都选择了人文领域，且工作上卓有成绩。”董山峰说。

董山峰如饥似渴地选修学校的人文课程，到图书馆大量借阅经典读物，主动撰写阅读心得交给老师。“当时只是觉得自己的人文素养薄弱，想在老师那里验证自己的思考是否有价值”，董山峰这样回顾。他没有料到，在20世纪80年代清华园里奖学金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他在大学毕业后，竟然被通知回校领取两项重要奖学金：香港清华校友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中国语文奖学金。获奖原因是，他撰写的读书报告被评奖团队认为具有高度的主动性，体现出较好的学术研究意识和能力。

为新闻奔忙再累也快乐

毕业后，董山峰被当时的国家教委（今教育部）机关刊物《中国高等教育》选中，一辆小货车把他和一些简陋的行李接到当时的机关青年宿舍，距离八宝山革命公墓只有一站路，偏远落后的永乐小区。大学刚毕业，每月工资是116.5元，因为父母生活条件差，董山峰就设法每月挤出50元接济他们，剩下的钱只够勉强吃饭。“那时的生活费比我读第二学位时国家补助的76元还要少。但当时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很大影响力，写一篇好文章，编一个好版面，社会反响大，能解决问题，很有成就感。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总想多做些事情，总想出精品，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董山峰说。

董山峰接受党建网采访

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杂志，每写一篇文章，董山峰都寄给自己大学毕业实习时所在的《光明日报》的老师。后来，当《光明日报》科技部需要增加一位能吃苦、善写作的青年记者时，那里的老师们推荐了董山峰。

1994年2月，29岁的董山峰调往《光明日报》。“当时光明日报社正处于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如火如荼的岁月，名家和高手云集，我的主体基础是理工科，新闻专业基础并不扎实，凡事只能比别人多吃一点苦”，董山峰说。

今天，我们打开百度，检索董山峰所写过的文章，这虽然远非其作品的全部，但却惊讶地发现：董山峰把自己的理工科基础，变成了一个记者的优势；把自己的家乡，也看成鲜活的新闻素材；特别是，把自己多年奉献国家的意识，融入了每一篇文章。在同样作为新闻人的我们看来，这已不只是“多吃一点苦”，而是“多一点情怀”和“多一点创新”的感人互动。

2015年前，董山峰经历了光明日报社多个岗位，采写过数千篇报道，撰写过数百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和各类评论文章，担任过《光明日报》两会报道、奥运报道、世博会报道、世界财富论坛报道、革命老区报道的负责人，几乎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还到过世界十几个国家采访。

此外，我们还在董山峰的新闻履历中发现了一些“非典型”的新闻工作，比如，光明日报社党的十九大后两轮内部巡视的巡视组长，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访问学者，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协调小组成员，中央直属机关党校青干班学员，中央党校首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2021年厅局级调查研究班学员。

这些“非典型”新闻工作对董山峰的新闻专业工作有何裨益，对董山峰提高新闻工作质量和水平有何促进，我们已有感觉，但要得出准确结论，尚待今后深入采访。

我们目前掌握的准确信息是：2011年，董山峰当选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作为获奖者代表上台领奖。

一家媒体掌舵人的凌晨3点

2015年，董山峰被光明日报社任命为《博览群书》杂志的主要领导。《博览群书》于1985年创刊，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撰写发刊词。一家杂志有这样的出身和礼遇，显然是对国家有所担负的。

《博览群书》杂志创刊号

董山峰上任时，正赶上传统媒体遭遇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强烈冲击。为了办好这本在海内外有巨大影响力的杂志，他发挥自己长期的新闻专业积累，发挥《博览群书》在学界巨大的号召力，发挥光明日报专业团队在办刊方面的雄厚实力，扬长避短，在满足社会大众经典阅读方面发力，在引导青年加强系统阅读方面发力，把新型媒体最为欠缺的内容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不少新媒体反过来都和《博览群书》探讨合作。

“《博览群书》的读者是‘读书人、评书人、写书人’，虽然看似‘小众’，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仍然有大批读者，而且都是高水平读者。要满足并引领这个高知识读者群的需要，编辑团队必须保持稳居时代文化潮头。”董山峰说。于是，我们看到，57岁的厅局级名刊主编，一如当年徐水一中那个勤奋少年，每天忙完工作后，晚上10点开始他独自看书和写作思考的时间，常常到凌晨两三点。

正是有了这份专注和执着，受到国内外读者高度赞赏的《博览群书》，被北京市报刊发行局确定为媒体融合试点媒体，并一跃进入著名的人天书店年度订阅百强排行榜的前八强，这在期刊出版界具有现象级意义。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光明日报社决定推选董山峰参评2022年韬奋出版奖，这是我国出版界的最高奖。

“人来世上一次，不要总想自己得到什么，而要常思我能为世界做些什么。有强烈奉献意识者，很少报怨，很少烦恼，往往会有更多创造，往往会有更高质量，往往会有更多机遇，往往会有更多快乐。”回首人生来路，董山峰给家乡的新闻工作者以这样的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