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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悦

　　施卫良，1964 年出生，1983 年考入清华建筑系。1988 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现任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参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北京新城规划》等多项北京综合性规划的编制工作。所参与和主导实施的规划项目曾获得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以及国家优秀规划设计银奖等荣誉。

　　除了挂在墙上的几幅北京市规划图，这间朴素的办公室里再找不到任何显眼的东西。大幅的玻璃窗外，错落的建筑映在北京湛蓝的天空下，蹦蹦跳跳地闪出几点阳光。你很难想象，这样一间平凡的办公室，他的主人却拥有着可以“画出”城市未来的魔力。

　　施卫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清华大学1983 级建筑系校友。作为一名规划师，他所做的事情就好像“神笔马良”——让无形的想法跃然纸上，变成有形的图画；再赋予图画生命，让它变成真实的存在。

　　毕业20 年来，他见证着、参与着北京每一步的发展和变迁。而眼下，他还在潜心描绘着北京的未来。

　　规划生涯20载

　　施卫良最初接触到城市规划是在清华。在建筑系读书时，系里有几位专门研究规划的老师，他跟随老师参与了当时丰台老镇的规划和什刹海地区的规划项目，慢慢地竟做出兴趣来。毕业设计时，他选了“规划专门化”做题目，进一步为他后来从事规划行业奠定了基础。加上打小儿在北京长大的他，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于是毕业后来到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简称“北京市规划院”）工作，就变成了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施卫良说，之所以选择规划行业，是因为他更喜欢宏观一点、能把建筑和城市联结在一起的工作。只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在未来等待他的，是一幅16000 多平方公里的巨幅画布。

　　初到北京市规划院时，他被分在详细规划所。这期间，他跟着老规划师跑农村、作勘探；跟着参与望京地区、长安街的规划，扎扎实实地打下了基础。2001 年，时任详规所所长的他被调到总体规划所任所长。从原本驾轻就熟的工作岗位一下子被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刚开始他还有些不理解。“其实那时是老院长有意地在栽培我。”忆及往事，施卫良轻声地说。从那一刻起，他面对的不再是一条条单独的街道、一块块独立的区域，而是一座城市的有机整体。从详规到总规，他的眼界随之骤然开阔。很快，他升任为北京市规划院的副院长。在这期间，他迎来了自己规划生涯中意义最重大的一件事——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简称《总规》）的修编工作。

　　他参与的，是一件让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都密切关注的事情。

　　在2003 年这次修订之前，北京曾经历了5 次《总规》的修订和调整，最近的一次是1993 年。十年间国家和城市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已使得修订《总规》的工作变得迫在眉睫。而2003 年的这次修订，引用《人民日报》的评论来说，“为北京市未来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而且“它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这一次的《总规》修订，差不多集合了全社会最优秀的规划力量。施卫良不仅全程参与了《总规》修订的过程，而且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施卫良来说，也是一次极好的全面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它让我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方向、它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现实的情况，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施卫良这样评价他的收获。

　　2006 年，施卫良被任命为北京市规划院的院长，并且和同事们一起，迎来了建院20 周年庆典。北京市规划院的发展，浓缩了北京的城市发展历程；而施卫良则是一直迈着坚实的步伐，沿着这条漫漫征程一路走来，迎来2008，迎来他自己的20 年。

　　他说，等到今年奥运会的时候，他要站在整个北京的北中轴上，去看看规划实现后的奥林匹克公园是什么样子。

　　“魔法师”的酸甜苦辣

　　作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总规划师，施卫良对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都城有着特殊的感情。这座城市的每一点变化，都含着他太多的记忆。施卫良说，北京城内这许多地方，他最喜欢的是什刹海。不只因为那里有“银锭观山”的北京旧景，还因为什刹海是他规划生涯最开始的时候做的一个规划项目。这么多年来，他也一直关注着什刹海地区的规划改造进展，就像看着曾经养育过的孩子慢慢成长。

　　“从现在的规划效果来看，原来规划当中的一些想法、思路都陆续得以实现了。”施卫良欣慰地说。而今日的什刹海会成为京派文化与洋文化并存、古老院落与时尚潮流融合的局面，却是他们当初规划时没有料到的。“与当初我们规划的相比，现在什刹海的有些区域发展得还更具活力些”，他说。

　　与这种惊喜和满足感相比，规划工作更多的时候带给施卫良的是压力。因为“我们手中的每条线、每个指标都关系到城市的明天”，施卫良说。多年的规划工作经验，使他对自己从事的行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规划工作者实际上就是在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取得一个各方面都认可的门槛。”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不断协调各方利益、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和城市自身发展动力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和矛盾，还要使规划能跟得上城市建设的脚步。“有时候城市发展的速度实在太快，有些东西来不及认识、来不及思考。”而这一点，正是让他忧心的地方。

　　让他颇感欣慰的是，这些年来，社会的共识、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营造，也在变得对规划工作越来越有利。2008 年新实施的《城乡规划法》，更是从法律的角度保障了规划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对规划的贯彻实行起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作用。

　　20 多年的规划生涯里，让施卫良感受最深刻的不是压力，而是社会和公众对规划在认识上的转变。从“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顺口溜，到人们对“宜居城市”的强烈关注；从漠不关心到主动地参与和监督，规划越来越成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建筑师、包括规划师，有一个创作、成长的大环境。也正是因为社会的大舞台、因为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发展的大背景，才造就了我们这一批行业人。”施卫良如是说。

　　清华园的记忆

　　施卫良坦言，从事规划行业后，能真正用到的大学里的专业知识也就是一两门课。“但是这种学习奠定的广博的学识基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却是让我受益终身的。”

　　对施卫良来说，清华岁月里印象最深的，不仅是严谨的治学作风，还有学校里一些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他们的责任心和忧国忧民的意识。“印象最深的，是清华教建筑史的陈志华老师。他每次上课之前都会讲一段社会形势，包括他看到的社会问题、他的思考。那时候就不明白：这和我们的专业课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是先生在用一种责任感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他说，正是清华这种“厚德载物”的传统，培养了他作为一名规划师所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素质。

　　由于工作的关系，施卫良和吴良镛教授一直接触比较多。在他的印象里，吴先生对待规划工作始终是坚韧不拔、孜孜不倦。“80 多岁的老人了，仍是在持之以恒地关注着规划事业的发展、关注着北京的规划建设。他觉得有问题的，就会坚持给市政府、给领导写信反映。他这种执着的精神，确实是我们后来的学生、我们从事规划工作的人值得学习的。”

　　毕业20 载，清华园的变化不禁让这位规划师感慨：“与20 年前比变化很大！”在他那一代的清华人那里，仍是习惯将清华以“红区”和“白区”来界分：“白区”是现在以主楼为中心的东片区域；“红区”则是西片包括图书馆、大礼堂、西操场在内的“老清华”。而今，昔日主楼前的一片菜地已变身为一座座气势宏伟的大厦，原来“红区”内的好多宿舍也都已搬到了东边。“但我还是更怀念‘红区’”，施卫良说。

　　因为工作的关系，施卫良现在还是会经常回到建筑学院，见到熟悉的老教授们。而当年的同班同学，如今好多也已成为建筑领域内杰出的人才，成为施卫良事业上的同行。“他们在工作当中给了我很多帮助！”施卫良说时，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在即将到来的毕业20周年庆典里，他们会再度聚首于他们记忆中的清华园，来一场——“群英会”。

（来源：《清华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