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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7月17日10:32 来源：《科学时报》

韦乐平，1970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1984－1986加拿大访问学者，1994～1995以色列高级访问学者。研究领域是光纤通信、sdh、宽带网、接入网和网络发展战略。已发表70余篇论文和6本著作。曾获原邮电部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任国家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863通信高技术主题专家组副组长兼光通信专业专家组组长，中国电信总工程师。第七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

　　韦乐平，这位在中国电信领域耕耘了一生的技术专家，刚刚荣获了中国工程院颁发的第七届光华工程科技奖，这是对于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及其成果的肯定。

　　获得这一奖项，韦乐平可谓实至名归。正是他，领导实施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固定电信网的技术转型工程，不仅盘活了数千亿元固网资产，而且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大规模固网向IP化网络和统一控制层的整体转型，直接推动了我国通信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接受采访时，韦乐平笑着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他现在是半退休状态。因为年龄关系，他刚从中国电信总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中国电信科技委副主任一职。不过，对他来说，如何应对电信重组后的竞争新格局仍旧是他思考的重心所在。

　　3G是不可越过的阶段

　　对于如何理解此次电信重组，韦乐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通过这次重组，国家想同时解决三个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即支持技术进步、防止重复建设以及重构市场竞争格局。对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韦乐平的评价是，“这是一个较好的一石三鸟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一方案在三四年前实施，将会是一个功垂青史的举措。可惜晚了这么多年后，其效果将大打折扣。”

　　此次改革重组将会与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相结合。谈及这一点，韦乐平表示，就全球来看，世界主要运营商的移动投资都已经转向3G，全球的3G用户已经占全部移动用户的15%。在这点上，作为世界通信大国的中国已经落后了几年，如果不能适时赶上这一大潮的话，就有可能使我们奋斗多年所取得的全球通信业的地位毁于一旦。特别是我国提出的TD-SCDMA技术经过两年的现场实验，已经基本成熟，需要在大规模实际网络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总之，这次移动牌照的发放尽管晚了几年，但总算没有落到最后。”韦乐平说。

　　对于业内有些人士所持的“中国可以越过3G发展4G的说法”，韦乐平给予了坚决的否定。他表示，目前国际上关于4G标准只有一些朦胧的概念和速率要求，连基本技术框架和频段还不清楚。据他估计，这一标准的全面完成至少要等到2012年了。至于4G产品商用，更是2015年后的事了。“况且，3G是不可能越过的一个阶段。怎么可能还没有吃前4个馒头就吃第5个馒头呢？”韦乐平笑着摇头。

　　他认为，通过“五合三”式的重组，未来只需要发放三张移动牌照，这是本次重组最大的亮点。“因为这可以节约两张移动网的建设成本，大约3000亿元左右。”韦乐平说。

　　单纯企业重组改变不了竞争格局

　　“国家试图通过资产重组来重构相对平衡的竞争格局，这个问题的解决目前看来是争议较大的。”韦乐平说。他认为，现在虽然表面上看是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强有力的非对称监管措施相配合，仅仅靠目前这样单纯的企业资产重组，那么几乎很少有人会相信中国电信业的竞争格局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电信格局仍将会按照其自有的巨大惯性在原有监管框架下继续运行，唯一有可能改变其运行轨迹的办法就是实施强有力的非对称监管措施，使其改变运行惯性，向国家、企业和公众所期望的平衡方向发展。”韦乐平说。

　　此前，韦乐平已经多次表示，鉴于严重失衡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短期难以撼动，所以要想使重组成果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实施对于主导运营商的非对称管制，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市场份额的严格限制（主要是主导运营商GSM的市场份额）、全业务牌照的发放时机以及对于新进入运营商在号码携带、资费结算政策和频谱分配上的倾斜和扶植等。

　　在这方面，国际上已不乏先例。韦乐平告诉《科学时报》记者，“欧盟和韩国都有市场份额的限制，例如韩国政府就曾规定其国内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SKT两年之内要将市场份额降到50%以下，做不到就要每天罚款80万美元。直到今天，SKT的市场份额依然只维持在50％左右。”

　　韦乐平相信，只要能同步实施这几条非对称监管政策，那么四五年后我国就会出现一个大家所期待的真正基本平衡的竞争架构，运营商的精力也将会从低层次的价格战和规模战逐步转移到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的轨道上来，从而营造一个更高层次的竞争局面。中国的电信业也会由此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机遇期和提升期。“否则，几年后，我们将会再次看到所不希望看到的严重失衡局面，从而不得不实施更加伤筋动骨的分拆重组式的大手术才有可能纠正失衡的竞争格局。”韦乐平说。

　　全业务时代的竞争路线

　　重组后，新移动、新电信和新联通这三大运营商将分别获得TD-SCDMA、WCDMA和CDMA2000等三张3G移动制式的牌照，从而整体进入3G时代和全业务时代。

　　韦乐平认为，这三大移动技术的后续技术发展路径都是比较清晰的，都遵循2G—3G—3.5G—3.75G—4G的演进路标，只是对于具体某一代而言，三大技术阵营的技术方案各有不同，而性能和功能应该是类似的，只是实现时间上有先后、技术成熟度上有区别、产业链上有差异而已。韦乐平举例说，例如就3.5G而言，TD-SCDMA和WCDMA都将实施各自的HSPA(高速链路分组接入)，而CDMA将实施自有的DoA（数据版本A），两者性能和功能类似，只不过，CDMA在用户数方面领先近两年而已。至于3.75G上，则三大技术都将融合到LTE（3GPP长期演进）上来，只不过，WCDMA和CDMA将实施LTE FDD（频分复用），而TD-SCDMA将实施LTE TDD（时分复用）而已。

　　“除了技术外，更重要的是实施业务的差异化竞争。”韦乐平说。他认为，在技术差异的基础上，是完全有可能实现差异化业务的，即便技术相同，也同样可能开发出差异化的业务产品来。就大的方面看，新电信和新联通更有可能在固网和移动融合方面走得快一些。以CDMA为例，中国电信在顺利接收和迁移CDMA网络后，首先将会充分利用CDMA的高频谱效率的优势，迅速扩大用户规模，更新核心网技术，实现从TDM向软交换的转移，同时在大城市积极准备启动和建设具有更强数据能力的DoA网络。从长远看，中国电信将在3.75代上融入全球统一的LTE。“在今年年底以前，中国电信一定会推出一批基于CDMA技术的差异化业务。”韦乐平很自信地说。

　　最大的难题——三网融合

　　在韦乐平看来，此次电信重组实现的只是狭义的全业务经营。在此之后，信息产业最大的监管难题就只剩下“三网融合”，即广义的全业务经营了。

　　今年年初，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原信息产业部审议通过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56号令”）。依据这一规定，符合要求的电信企业被允许开展视听类业务，而符合要求的广电部门或企业也被允许经营宽带接入业务。韦乐平认为，这就从理论上为三网融合的监管壁垒打开了一道大门，为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和最终形成“3＋1”式的行业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上述理论上的规定需要有具体的实施意见来保障，否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韦乐平认为，在这方面可能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站在电信运营商的角度，韦乐平认为，我国三网融合问题的解决主要不在电信部门和企业，而是在广电部门。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广电部门应当尽快实施政企分离、网台分离、制播分离、公共台和商业台分离，为构建统一、公平、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创造条件，也为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制度保障。

　　“事实上，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广电网络部分在实施政企分离、网台分离的前提下，可以迅速进入一个更大的市场，吸收过去十几年电信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两个行业的优势互补，通过合作和自营的方式拓展业务范围，吸引资金和技术，做强做大，最终成为第四个全业务运营商，从而形成一个以3＋1的基础网络运营商为骨干，再辅以大量的专业化的增值电信服务商的基本行业架构。”韦乐平认为，届时我国的信息通信服务业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