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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南联大工学院的日子 ——白家祉

2012-11-24 |
我在西南联大工学院的日子
 
2007-11-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白家祉  查看评论 进入光明网BBS 手机看新闻
 
 

  我是清华大学机械系1939届的毕业生,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十一级”的全体200多同学正在西苑受军训。二十九军班长以上的官兵要归队,大家互相告别,总队长何基旅长也在军训结束时训了话。很多南方同学,只身步行沿平汉铁路南下,我则避身于北平城里的家中。大约在8月中,同学们得到校方的通知,准备在长沙西南临时大学上课,但先不要提前到长沙。

  我是升入三年级的学生。机械系被安排在湖南大学借读。1938年2月,学校再度迁校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我则跟随三十几位机械系和电机系的同班同学参加陆军第二百师机械化部队汽车修理学员训练班,学习五个月后调入1149团工作。1938年12月9日,我由队伍退伍到达昆明复学,进入四年级学习,这是由于把所受到的汽车修理所学到的知识算成三年级的下学期了。此时,工学院教学秩序已很稳定正常,清华教授大多到达,并且有不少是携家属的。南开教师我记得有化工系苏国祯教授和两位电机系讲师,和几位助教。学生当中除旧生外,没有招进插班生,但却有不少借读生。总共算起来,不过百名左右。

  我在1939年9月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一直到1945年8月中旬再没有离开过昆明。回忆当年往事,好像忘掉了那些看着的苦日子,而涌上心头的却多是各种甜蜜的往事。

  西南联大工学院设在城东南拓东路路北的相邻三座会馆里,中间迤西会馆改建成教学区,西邻全蜀会馆,是实验区,东邻四川会馆是学生宿舍区。此外,在附近租赁了很多民宅做为教师家属住宅,单身教职工宿舍和学生宿舍等。

  拓东路是昆明繁华区的东南边缘,西端是南门外的金马碧鸡牌坊,东端则建有一个大体育场,其中心是一个足球场,可自由使用。马路可通行双向的大卡车,街道两旁有不少商店饭店等,附近有两个电影院,院内设有同声翻译设备,观众可直听原声和当地较土的“官话”口译。在马路的南侧是滇越铁路的终点站(离工学院很近)。在马路的中段有一条南北的河道,游船可直达昆明湖边的海埂。

  学生生活和学习条件虽艰苦,但仍可满足需要,在群居宿舍中,每人可放一张木板床,并领到原装两桶一加仑汽油的木箱四、五个作为书桌、书柜和座凳。食堂饭费每月不过五、六元,没有着落的同学仍可申请助学金。我原先是清华清寒公费生,每月可领到公费14元,再加上参军后的储蓄,还有能力供养我在陕西西北联大读书的三弟,每月10元左右。在穿方面,学校发给每人一件黑棉大衣。

  工学院1942年开始大量招考新生,其中绝大部分为广大沦陷区的毕业生,在上海也有招生。在早年,清华工学院只有土木、机械、电机三系,建系历史皆不长,如机械系首届毕业属八级,即毕业于1936年。各系教师阵容较强,大多为原留美预备班的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各名牌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到昆明后,由机械系再分出了航空系,系主任庄前鼎除任课外,还兼任新设的航空研究所所长。今天回顾当年的年青助教与同学,确实被培养出不少人才,其中有几位成为我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机械系著名老教授刘仙洲,当时年龄已超过五十,平生在中文名词译文上有重大贡献,著有《机械工程名词》及《机械原理》两书,多年来被采用为大学教材。实际上,当时工科各系的各种教材多为英文原著。力学教授孟广喆来自南开大学,原为清华大学在1921年改建制为大学后的第一级毕业生,在教学上对学生要求甚为严格,成为工学院二年级必修课同学需要过的一个关口,不小心就会不及格,要重修会影响毕业年限的。系主任李辑祥系务工作较繁忙,主要在于聘请教师及安排实验室,而自己则亲授《机械设计》,此课设有课程设计一项,亦多亲身批阅。担任各种工厂实习的教师多来自留学法国的人员。在发展中由于同学逐年增多,新聘留校助教的人一般经过四、五年的工作就担当大班讲课的任务了。

  总的来看,西南联大工学院自1938年秋季在昆明复课到1946年夏季迁回平津的8年中,所毕业的同学,在学习质量上基本保持抗战前的水平,有不少大人才日后成为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建国骨干。

  当年我们这些助教们不是必上班的,教学工作除需要与授课同学在课堂上见面外,一切备课、批改作业、准备考题等都可在房里进行,其实完成这些工作所需的时间并不太多,多的却是可以随自己兴趣爱好,可自由支配的时光。我真的在这些年内培养出不少的个人爱好,使我终生享受不尽。

  我在文学语言上天分相当差,这对我在留学考试上的教学大不利。各种留学考试中要教的课程是很多的,其中国文和英文两门的成绩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为了提高这两门的知识水平,不辞辛苦,单独前往大西门外去旁听西南联大中文系和英文系几位名教授的讲课,我的文学语言水平到底提高了多少无关紧要,这种旁听使我爱上了孔孟之道和英国的小说。

  中文系的罗庸教授曾开过《论语》课,我没赶上。只知道按他的建议在大一国文教材上增添了不少“子曰”,后来他开出的《孟子》课我却有幸从头听到尾。在他的引导下,我自学了《四书》。此外我还旁听了他开出的《杜甫》。

  说起阅读原文英国小说,我最初读,满页都是生字,后来我基本上不查字典可以直接阅读了。

  在大西门的文林街上,有一个耶稣小教堂,每周六在礼拜堂中开唱片音乐会,一个小狗蹲在喇叭前面的手摇式唱机和大量的西洋古典成套唱片吸引着成百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工学院助教里有五、六位既是同学,又是好友,经常结伴前往。基保有一位曾是清华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回到家中还可按记忆拉出一些主调来。大家有关音乐的知识多来自丰子恺的一本启蒙性质的书。

  拓东路走过东头的一个大门洞是拓东体育场,这是一个没有看台的空阔足球场。年青助教组成足球队的阵容相当整齐,曾赢过航空系学生队。大家经常还在迤西会馆北门外的操场上分成两方进行排球比赛。

  出迤西会馆南门向西走,不远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可直通海埂。这里今天已成为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当年却只有几间没人管的空房子。我们常利用假期两三人或四五人结队租一只小船前往“露营”,也可当天返回。其实在海埂这三面环湖的半岛式空地上,也没什么好玩的,大家亲近一下自然,把昆明湖一带当做海滨玩。

  在昆明度过了近七年的日子,手头上自然很紧,我曾买过一双翻毛的皮鞋,不再记得买过什么新服装。刚到昆明时,校方所发我的一套黑色棉大衣,我还记得有一次半路上遇雨曾把它淋湿过。每月所能拿到的工资从来没有剩余过,大概付出饭费后,剩下的每月可以看一两场电影,买几块糕点。宝珠梨或是其他什么水果则是奢侈品了。倒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到达昆明后,在营地盖宿舍时,实习工厂与他们做一些生意,我从中赚了一些跑腿钱。用这钱可以到市场上买上大桶的美国剩余物资——黄油和干奶酪什么的。

  在助教宿舍区——望苍前院里,我们除去打乒乓球,玩围棋或五子棋以及看报纸外,我和三位同事组成一桌牌友,玩起来有些着迷,不过我常把时间用在发奋读书上。等待抗战胜利的那些日子,我正准备着行装。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天,我已经在一周前飞到印度加尔各答,候船去纽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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