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电影《无问西东》热映，4代中国读书人的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西南联大一段，尽显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中国读书人的血性与风骨。

1938年4月，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多时间的大学，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80年过去了，提起“西南联大”，国人依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一

看《无问西东》，第一次感觉心脏受到撞击，是“静坐听雨”一段：昆明的骤雨打在教室的铁皮屋顶上，声若雷鸣，教授一次次提高音量，学生们仍然听不见。教授索性在黑板写上4字“静坐听雨”，然后坐下，肩头已被渗透下来的雨水打湿，他就那么坐着，眼神恬淡从容，看着满屋青年学生。

这是抗战年代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无畏日寇猖狂，不惧环境恶劣，以浩然正气，护中国文脉。

电影中写下“静坐听雨”的教授，原型是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他素以上课“准时”著称，往往是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响了。有一次他还没讲完，下课铃声就响了，后来发现：是校工敲错了。但是在西南联大，环境简陋，一旦下雨，他讲课的节奏就会被打乱。简陋还有另外一个“副产品”，任继愈在《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一文中回忆道：“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作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门，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铁皮屋顶后来也没了：经济越来越困难，西南联大只得把以前的铁皮房顶卖掉来维持运转，全部改造成了稻草屋顶。一下雨，教室漏得厉害，学生们只好打着伞上课。但能打着伞上课也还算不错了，日寇飞机频频前来轰炸，师生们只能躲到乡间，这是何等之悲愤：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仍然避不过侵略者的炮火。但敌人再猖狂，又能怎样?即使在躲突袭的间隙，师生们仍在上课，《无问西东》中有这样的镜头：在昆明乡间的山沟里，浑身泥泞的师生，仍然能够从容地上课，地质学、哲学、文学……当敌机轰鸣而过时，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在大声为学生朗诵泰戈尔的诗歌。

但凡知道一点中国历史的，看到这个镜头，怎不难抑热泪?这样的中国人，岂是能够被打倒的!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云集在昆明的那一代读书人，确实践行了先贤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原本是大城市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生活优渥，身份尊贵，住华屋，有听差，来到昆明，居然会遇到“饥饿”这个难题。当年，在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里，朱自清饿得无法入睡，一人孤独坐着。他的日记中，常有“胃病发作”“胃痛，抽搐”“每日呕水”等文字。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家，遭到日机轰炸，最让他心疼的是缸里的面粉掺进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只能用水冲洗，做成面筋。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他常常去菜市场捡些牛骨头，回家熬汤。在最窘困的时候，他甚至养了两头小猪，计划到年底卖掉换些钱……

教授夫人们也早就告别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为补贴家用绞尽脑汁，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做糕点——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胜糕”，做好后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著名作家宗璞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抗战时期随父亲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她写的《野葫芦引》的多卷长篇系列，细腻描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第二部《东藏记》，取名“东躲西藏”之意，还原了当年在空袭之下西南联大师生清苦而又丰富的生活，比如在一次空袭中，物理学教授庄卣辰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住了，还始终紧紧抱着实验仪器。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几个从北平随父母来昆明的少年，得到了一次吃西餐的机会，孟嵋(原型其实是宗璞本人)“把面包切成小块，仔细抹上黄油，一小口一小口吃”，请客的仉欣雷说：“照说，人都受环境影响，可你们无论环境怎样坏，总有一种清气，或说有一种清贵之气，很奇怪。”玮玮(澹台玮)沉思地说：“虽然吃的是‘八宝饭’，我们却处在一个拥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集体中，那力量是很大的。”

这个“丰富精神世界”，是西南联大独有的气质。纵然国破家亡，但始终有一群人，在守护着中国的文脉，这支文脉不断，中国就不会亡。

二

他们不得不离开北平。

有一位教授，名满天下，“七七事变”后，他的父亲绝食而亡，“他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卫祖国，国家沦陷，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他给父亲办丧事的时候，日本宪兵队找上门来，请他去做客。日本人正在找名人来为华北伪政府撑门面，比如周作人。但他不是周作人，他没等父亲出殡，就悄然离开北平，往西南而去。这个教授叫陈寅恪，国学大师。

有一个少年，看到日军在北平沦陷后举行“庆功会”，怒不可遏，当众把一面日本膏药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知道儿子此举必将引来日军报复，不得不把他送出城，南下昆明，临行前，他告诉儿子：“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这个少年叫邓稼先，若干年后的“两弹元勋”。

那些想尽一切办法离开北平的人，不甘心在日军铁蹄下生活，更不甘心成为日军毁灭中国文化的帮凶。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妄图摧毁中国之文脉，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北平当时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日寇对北平的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进行了疯狂破坏，《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

清华大学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最为恶劣的是，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

日军在侵占的城市，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宗璞《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第一部《南渡记》，就写了“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北平各中小学强行推行日语教育的情景：

“这时教室门开了，校长、教务主任陪着一个穿浅色西装的男子走进来。

“这人显然是日本人了。是侵占了北平的日本人，是逼走了我们父兄的日本人，是来进行奴化教育的日本人。玮玮看着这人相当文雅的脸，觉得血直向头上涌。校长一进门，就站在方老师身边遮住她，很快讲起话来。

“‘同学们，这位三浦健郎先生是来教你们日语课的，他也要和你们做朋友。’校长咳了一声，‘现在北平的日语教师还不多，我们是第一批开日语课的学校。三浦先生提议早点来认识你们。’他再想不出话讲，便伸手请日本人讲话。日本人高兴地向前走了一步，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一番，大意是：日本是个很小的国家，可是力量很大，和中国亲善的愿望很坚决，我知道，这是全北平的最好学校，学生都是聪明少年。诸位年轻朋友一定要学好日语，好一同合作。他并不趾高气扬，可是他深信自己国家的力量。骄傲的眼光直看着同学们，大有主人翁态度。

“教室里死一般安静。同学都低着头。他看了一会，转身出了教室，校长等人也跟着出去。同学好半天还因为羞耻不愿抬头。”

《野葫芦引》主人公之一的澹台玮，一个英俊少年，离开北平，就是因为难以忍受上学途中，要经过一个日军哨岗，哨岗上贴着的一圈告示，斗大的字，写的是：“每天清晨中小学生过此岗必需向皇军一鞠躬。”书上写道：“玮玮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不惜一切代价逃脱这种耻辱。”

到昆明去!到昆明去!

三

到昆明去，道阻且长。

小说《南渡记》中的路线是：从天津乘船，途经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这也是邓稼先当年的路线。但与西南联大联系在一起的，是著名的“文人长征”。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战火迅速蔓延，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当时有3条路线：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历时68天。

文人长征，旷古未有。虽名“旅行团”，但绝无旅行之悠闲。史载，“湘黔滇旅行团”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这批读书人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参加过这次“旅行”的人回忆说：在路上时间长了之后，队伍越拉越长，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为了照顾那些掉了队的人，负责后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点以后就开始找地方宿营，饭做好后，把所有的碗集中起来，以每人盛一碗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点以后，各队队长清点饭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说明人员全部齐了。

时年40岁的闻一多当时是带队教师，一路历尽艰辛，但他仍然意气风发，沿途画了50多幅写生画。他还蓄须明志，表示不驱逐倭寇决不剃去胡须。杨震声教授听说闻一多要参加步行，曾打趣说：“闻一多要参加旅行团，须带一副棺材同行。”闻一多到昆明后，见到杨震声，也风趣地说：“如果我带着棺材走的话，现在可以送给你了。”

西迁的，远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据统计，抗战期间，中国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迁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迁校达4次。浙江大学从1937年到1940年前后内迁4次，历程2600余公里，先从杭州迁至浙江建德，后迁到江西吉安与泰和，再迁广西宜山，终迁贵州遵义、永兴。迁校同时，浙大还协助浙江图书馆运输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州，保存了这一文化宝藏。浙大四迁，师生饱经磨炼，爬煤车、挤木船，饥寒交迫，然而坚韧不拔。船行不畅，男生就跳下来拉纤；安步当车，师生们趁机开展社会调查……

除了昆明，当时中国高校的西迁目的地还有重庆、西安、成都和川南的宜宾李庄(梁思成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还有湘中南的安化蓝田，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中，赵辛楣方鸿渐孙柔嘉一行人从上海出发，千辛万苦到达的湖南三闾大学，即位于蓝田镇。

今天回首抗战岁月，中国的大地上，由东向西，真是一场史诗般波澜壮阔的大迁徙，从海边走向大山，从华北、江南，奔赴偏远的西南，这其中有无数读书人高昂着头颅、挺直着腰板在行走。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转移?世界上有哪个民族遭受过这等苦难?世界上又哪有过这么一群读书人，把大学当作捍卫国家荣誉与民族精神的第二战场?

当年，有一个16岁的瘦弱少年，逃出上海，一路向西，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他途中得了疟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长满疥疮，活像一个流浪的乞丐。无药可服，差点丧命。这是一条饥寒交迫的长路，翻不尽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悬崖峭壁。他一直咬牙在朝西走。在路上，他曾给茶馆做过清扫工，敌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却在机枪扫射下坚持收拾，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剩下的东西。一路上，他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丢，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这就是苦难的磨砺。

四

《无问西东》中令人热泪长流的一幕是：王力宏饰演的富家子弟沈光耀，驾机撞向日舰。

今日南京中山陵还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其中有多名西南联大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一书中列举了多名烈士的英名：“戴荣钜，1943级地质系，1944年6月在长沙与敌机作战时殉国；王文，1944级机械系，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吴坚，1944级航空系，1945年初在陕西与日寇飞机作战时殉国；崔明川，1944级机械系，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殉国；李嘉禾，1940年转入物理系二年级，1944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殉国……”

史载，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曾出现过3次学生从军抗日的热潮：第一次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众多学生作为技术人员加入机械化装甲兵团，其余学生去了战地服务团，一批学生还去了延安抗大学习，他们在八路军大显身手，制造地雷炸药，甚至还造出了土火箭，可飞150米；第二次是随着来华美军增多，西南联大学子纷纷报名担任翻译人员，其中包括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第三次是中国远征军组建期间，联大学子被送到印度蓝姆加当汽车兵，驾车活跃在史迪威公路上。

除了3次大规模的从军活动外，也有部分联大学生零星自发参军的。1946年5月，西南联大回迁前，在联大新校舍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东北角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总计834人，后人亦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碑文上写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战时任务完成学校结束之日，勒其从军学生之姓名于贞石，庶垂令闻，及于久远。其有遗阙，补于校志。”

《野葫芦引》系列第三部《西征记》，写的就是联大学生从军与残酷的滇西之战。第一部中的英俊少年澹台玮，在这一部已经是英武青年，他参军成了一名翻译，为了架设通讯线路，攀上电线杆，被敌人射中，最后在缺医少药的野战医院中溘然长逝。

澹台玮之死，最令人伤感，很多读者读到他牺牲一幕，都掩卷长叹：“我们的玮玮死了……”他是宗璞笔下最优秀的男子，中西合璧式教育下培养出的优秀青年，家境优越，为人善良谦逊，在生物学领域很受教授器重，前程大好，类似《无问西东》中的沈光耀。沈光耀是愤怒于日机的暴虐而毅然违背对母亲的承诺，加入空军；澹台玮参军，是梦想着能够打回北平老家，把那些逼着中国孩子鞠躬的“皇军”从家乡赶走，但是，他永远回不去了。

“没有足够的食粮/且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这是联大经济系学生缪弘的诗作《血的灌溉》，他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用自己的鲜血灌溉了祖国的大地。1945年7月底，他作为伞兵部队的一员，参与了收复广西平南县境内丹竹机场的战役，8月2日伞兵部队占领军事要点，全面打败守敌，收复丹竹机场。但在8月4日的一次战斗中，缪弘手持卡宾枪冲锋时，被敌人狙击手击中，不幸牺牲，年仅19岁。11天后，日军投降。

缪弘与哥哥缪中均是联大学生，同时从军抗日，被传为佳话。令人感慨的是，他们的父亲缪斌，却是著名的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兄弟二人当初报考西南联大时，在报名表上改掉了父亲的名字，才得以顺利录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西南联大的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赶上了一个最糟糕的年代，但正因为有些无法选择，在民族大义之前，更能做勇敢的选择。无问西东，只循内心。如同缪弘《血的灌溉》之结尾：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向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致敬，如此真实，如此血性，如此元气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