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这两年，纪念西南联大的书出了不少，也是因为赶上成立80年，复校70年的缘故吧。我手头儿也有几本关于西南联大校史的书。遗憾的是，书中都没有提到张清常。张清常何许人也？西南联大校歌的谱曲者。他1940年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是当时联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时年25岁。

张清常先生一生中，曾先后有两段时间在南开大学呆过，一是1946年到1957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当过中文系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教授；一是1973年到1981年。在这两段中间，曾借调到内蒙古大学；在这之后，他就调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直到退休。西南联大校歌，是由北大的冯友兰作词，清华的罗庸作引曲，而校歌的谱曲者，就是精通音乐的张清常。因为张先生后来在南开，所以，再后来的人，提到校歌这一段，就把它说成是三校合作的成果，也是佳话。总之，这是张先生在教育史上留下的一个事迹，值得一说。

张清常

因为有南开的一层关系，我上大学时，就听不少老师提到张先生。比如本科时给我们讲训诂课的王延栋。1974年，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学小组的教师，和1972级语言组学生，就重刊宋本《战国策》原书进行标点，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影印刊行，那时，张清常和王延栋都参加了。王老师和张先生合著的《战国策笺注》，张先生说，从1974年算起，到1991年完稿，花了17年——王老师是张先生的学生辈，这样算来，我可算是张先生的徒孙辈了。虽然有这个渊源，但能和张先生见到面，却是因为朱一之先生帮助联系。

朱一之就是我叫朱伯伯的。他1933年生于河北省获鹿县，2017年10月2日，在北京病逝。1954年到1958年，朱一之在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与家严、家慈是同学，但比他们高两级。朱一之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工作。1958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历史系从天津迁到北京和平里，并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朱一之也随学校到北京。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调到北京语言学院，后来就在北京语言学院主办学报，也就是《语言教学与研究》，任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和主编六个年头。因为主编这份语言学界名刊，朱伯伯与全国语言学家、特别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关系密切。当时住在语言学院的两位大学者，盛成和张清常，都是朱伯伯引荐认识的。

初次见到张先生，我着实有点儿吃惊。他那时已经八十多，身体多病，人瘦得厉害。有一只眼睛不好。但头脑还清醒，谈话也都没问题，还能写简短的文章。第一次见面时，是朱一之先生领着我和侯艺兵去的。张先生和朱先生见面，很高兴，二人握手笑谈，侯艺兵拍下了这情景。

张清常先生原籍贵州，1915年7月生于北京。193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34年，以19岁的年纪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杨树达、罗常培、朱自清等，1937年毕业。1938年秋天时，浙江大学因为抗战，已经迁到广西宜山，张先生就在彼时彼地的浙江大学教过书，后来又转到西南联大。张先生早年致力于语音、音乐、文学三者关系的研究，卓有创见。他长期从事汉语语音史、词汇史研究，在语言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都是比较专深的学术著作，如《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语音学论文集》《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尔雅一得》《战国策笺注》等。

1997年3月底，赵园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沈继光先生，长年一人拍摄北京的胡同，保存老北京的资料，非常执著。沈先生没有什么功利心。拍摄胡同，自己搞艺术创作，都是自费。现在他拍北京胡同的摄影集，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希望能宣传一下。我采访沈先生后，在1997年4月23日，在《中华读书报》做了一个整版。四篇文章，右上是我写的报道《消逝前的记录——沈继光与他的〈胡同之没〉》；右下是赵园的文章《残片古城》；左下是我请光明日报记者部的同事蔡侗辰，采访当时正火的“胡同游”徐勇的报道，用的是一个笔名“李金佐”；左上头条，就是张清常先生的文章《北京胡同知多少》。

张先生考证，北京胡同是3334条，根据是什么呢？是上世纪30年代，张先生从北平邮政局得到的一件原始材料。那时邮政局有项便民措施，凡向邮局查询事务的信，只要标明“邮政公事”，不用贴邮票，投入邮筒，必有答复。张先生写了封信，问：本市信件写收信人及寄信人地址，有何简明准确办法？不久，张先生得到复件，是一本64开70页的小册子，按笔划排列，分街巷名称、所在地点、投递区号三项，还附有一张投递地图，这样编成的北平市内外城街巷地名录。——这其实就是今天邮政编码的雏形。张先生当年住在积水潭，在这本小册子上的地址是邮八局高庙甲十号。张先生按着这个文件，一条一条数下来，数出北平共有街巷3334条。

——北京胡同，一直是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最近，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上映，又引起人们对老北京特别是北京的胡同的兴趣。电影里，姜文把小说《侠隐》里边发生在干面胡同的故事，都改在了内务部街胡同。有人考证，这是姜文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北京胡同，报纸上也曾有过不大不小的讨论。讨论中，当然有不同意张先生观点的，但我个人，则更相信张先生的考证。张先生是语言学家，特别在古汉语方面，造诣极高，他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北京历史，包括胡同的演变。张先生关于北京胡同，有专门的研究，读者朋友不要因为看了我这篇小文章，就以为张清常就是凭着这个小册子下的结论。不是的。这次报纸上用的，实在是受版面限制，只能用这么一点儿。张先生是下了很大功夫，对历史上的相关资料做了详尽研究，有坚实的、丰富的学术论证。他就此有专门的著作，而且不止一种，很全面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后来研究北京胡同，没有人能够不参考张先生的书。

张先生的文章篇幅最短，但分量最重，因为有这篇文章，这一版报纸的学术层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期报纸出来后，我专门跑到张先生在学院路语言学院的家，给他送稿费和样报。那天是1997年4月29日，星期二。之所以晚了几天，是因为要开出稿费来，我要直接把稿费送到他手上，这样可以省得老先生跑邮局去取。那天，他签名送我一本《胡同及其他》。

那几年，侯艺兵正全力投入到《世纪学人》的工作中，这是一本史册，将传之后世。最开始，他并不知道有张清常先生，但是一旦知道，他就发愿，要好好地拍，把张先生收入这本书中。所以，1997年8月11日，我又专门陪侯艺兵到张先生家，拍了照片。这时，距张先生逝世，已经不到半年。照片拍得很好，留下了张先生最后的风采。这次，张先生又签名送我一本《北京街巷名称史话》。遗憾的是，《世纪学人》2001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时，张先生已经作古了。张先生是1998年1月11日过世的。我在第一时间，写了一篇“人物故事”，《学林殒宿 联大绝响》，介绍张先生生平，同时也是报道他去世的消息。配着侯艺兵拍的照片，登在1998年1月21日《中华读书报》第一版。这一算，一晃20年过去了。

我手头儿，还有张先生和王延栋合著的《战国策笺注》，是启功题写书名。这本书，是王延栋老师在1997年4月签名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