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西南联大，是我国抗战期间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它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合并而成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办学，发扬五四以来的民主传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引起了中外教育界的瞩目。1938年至1940年，我曾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七七”事变前我是北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1940年我从联大毕业后，又在昆明教书，一直与西南联大师生有着联系和接触，西南联大的往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现在我仅将自已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和事写出来，为研究教育史的专家们提供点滴参考资料。由于时隔40多年，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望知者指正。

战时最高学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整个华北陷于敌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平津大学被迫南撤。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先撤退湖南长沙，并在那里合并为所临时大学。而后，随着战事发展，又于次年4月迁至云南昆明，并正式建校，定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三校才分别于1946年北返复校。西南联大经历了整个抗战时期，是当时举世闻名的最高学府。

由于西南联大是由三校合并而成，故学校不设校长，而采取校委制，这是联大不同于其他学校的地方。所谓校委制，即是校务工作由原来三校校长主持，各校仍保持自己原有体系，教学诸事宜也分别进行。三校校长中，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在校内工作，南开校长张伯苓因当时担任参政会议长，常住重庆并不怎么参与校务。校委会之下，还有一个教授会，是清华原来采取处理校务的形式，由闻一多先生负责。教授会主要的任务是民主讨论校内重大事宜，负责教授之间的联系，召集会议等。联大秘书长是杨振声先生（原北大文学院代理院长），教务长是樊际昌先生（原北大教务长），樊离职后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兼任，总务长姓沈，后因帐目不清，改由北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先生兼任。

联大共设五个学院，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院长分别为冯友兰先生（原清华文学院院长）、饶毓泰先生（原北大理学院院长）、钱瑞升先生（原北大法学院院长）、施嘉炀先生（原清华工学院院长）及黄钰生先生。联大虽设这五个学院，但实际上三校原来的教学体制并没有合并，原校系仍是自行管理，学院里所设各系，也是各校原有的系，各系的系主任也基本是原系主任。但除此之外，还有联大任命的系主任，统管三校相同的各系，他们分别是：中文系为朱自清先生（原清华中文系主任），朱先生后来休假，由北大中文系代主任罗常培先生兼任；外文系为陈福天先生（原清华外文系主任）；历史系为刘崇銶先生（原清华历史系主任），后刘先生休假，由清华教授雷海宗先生继任；教育系为陈雪屏先生（原北大教育系讲师）；哲学系为汤用彤先生（原北大哲学系教授）；物理系为吴有训先生（原清华物理系主任）；化学系为曾昭抡先生（原北大化学系主任），曾先生休假后，由南开教授杨石先先生继任；地质系为孙云铸先生（原北大地质系主任）；生物系为张景钺先生（原北大生物系主任）；数学系为杨武之先生（著名美籍中国学者杨振宁之父）；法律系为燕树棠先生（原北大法律系主任）；政治系为蒲薛凤先生（原清华政治系主任）；经济系为赵乃搏先生。工学院各系原属清华系统，其各系如土木工程、电机、机械、航空等系主任，仍由原清华系主任担任。师范学院是后来成立的，其各系主任由联大其他系主任兼任。

除院系以外，北大还设有文科和理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主任胡适及代理主任傅斯年从未到校，研究所主要有汤用彤先生郑天挺先生和罗常培先生等人主持工作，另外聘有导师丁声树先生、李方桂先生、陈寅恪先生和何达先生4人。此外还有2名助教，郁泰然先生和邓广铭先生。文科研究所有三个学部，即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语言学部。理科研究所主任是施毓泰先生，也有三个学部，即数学部、物理学部、生物学部。这两个研究所招的研究生均为两年毕业，但在抗战期间的8年中仅招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主要还是因为战争所扰吧。

除以上所述之外，学校的一些主要职员也应提及，如校部秘书章川岛（鲁迅好友，原北大校长室秘书）、注册组主任薛德成（原北大注册组主任）、文牍组主任朱洪（原北大文牍组主任）会计组主任沈肃文（原北大会计组主任，当时年届花甲）、出版组主任李续组（原北大出版组主任）、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原北大图书馆主任）、体育组主任马约翰（原清华体育组主任）等。

联大的职员们有不少是大学毕业生，即使没上过大学，也往往具备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现在我就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几位职员。

蒋梦麟校委，浙江人，早年曾任北大教务长，后继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蒋先生当时50多岁，个子高高的，讲话深沉缓慢，很有风度。蒋先生在北大提倡“自由研究”之学风。1936年秋天北大组织师生们游览景山，蒋校长曾在那里对师生们讲道：“北大同学历来努力学习，又在‘自由研究’的风气下钻研学问，以后多有成就。有些同学在校时靠个人奋斗，‘单刀直入’，毕业后在各个单位亦如此，也都有一定的成绩。”我觉得蒋校长讲的话很能说明北大同学之学风。他曾一度任教育部长，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即取消大学预科，改办高中。当时是中学要上4年初中，再考入大学上2年预科，之后才是本科4年。蒋校委的夫人是陶曾谷女士，与蒋校委的感情很好，我常在联大校内见到她。

梅贻琦校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曾留学美国。梅先生在清华时比较民主，校内重大事宜皆由教授会决定，故师生们都比较拥护他。梅先生生活习惯接近西方的生活方式，平时常穿西装，清华学生们也受其影响，穿西装的较多，说话时常中文加英文。梅先生平时不苟言笑，从不发脾气。在联大时，他对学生讲话次数最多，其次才是蒋校委。解放后，梅先生和夫人前往美国，梅先生现在已经去世，其夫人已回到祖国。

张伯苓校委，原南开大学校长。他在联大仅是挂名校委，在重庆任参政会议长，一年也就去一次联大讲讲话。我听过他两次讲话，内容完全相同，如“青年要好动，南开学生好动，出了不少人才，都能演剧，象周恩来、曹禺都是好演员，曹禺还能写戏，《日出》、《雷雨》、《原野》三部曲都是他写的”等等。当时北大和清华的同学都觉得他有些鼓吹南开的味道。1940年暑假，学生会组织游艺晚会欢送毕业同学，我去参加了。这次游艺会实际是三青团主持的，大会主席是政治系一位姓汪的同学，系三青团员。他们请来了张伯苓校委讲话。他讲完话后，会场秩序大乱，幕布被人拉开，电灯也突然熄灭，于是三青团员们大喊：“这是共产党捣乱！”一位北大外文系女学生刘卡兰马上站起来大声质问：“说共产党捣乱有何证据？”三青团员们又大喊：“揍她！揍她！”但并没有动手。后来电灯亮了，张校委很缓和地讲话，说：“不要闹，我在参政会什么都见过，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代表，我和他关系是很好的！”这样游艺会才勉强进行下去。解放后张校委却未工作，不久去世，报载“教育家张伯苓逝世”。张伯苓的儿子张锡嘏是飞行员，在抗战时驾机冲向日本“出云号”军舰，壮烈牺牲。

沈仲章，浙江人，北大文学院助理，在北大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沈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外文系、研究所读过8年书，到香港后又在香港大学听法文课，可谓是博学多才了。1938年秋，我去昆明复学路经香港，曾请他给法国大使馆写信帮助联系路过越南的护照，他非常热忧地答应了，使我很顺利地拿到护照。当时沈先生已经30多岁了，仍在不断学习，真令我钦佩。

包乾元，在北大事务组并兼联大的职员。他是北大外语系毕业生，法文程度很好，时常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在北大，象包先生这样的北大毕业生当一般职员的不少。

薛德成，联大注册组主任，办事很干练。每到开学之时，他便非常之忙，很多手续都要到他那里去办。他平时在师大还教课，讲教育学。

吴广元在联大地质系画地质图和矿石图，兼保管地质材料。吴先生所画的地质图和矿石图十分逼真细致。此外，他还会画国画，我曾向他学过画。

以上例举的几位职员虽然不多，但也可看出联大的职员人材济济。

联大在昆明的8年，所招收的学生并不算多，总计有2000多名毕业生。原先三校未撤退前的学生，有不少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还有一部分学生随学校辗转长沙昆明，继续学业。有的学生在“七七”事变前夕回到家乡，联大在昆明成立后，又找到学校复学。联大的学生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仍是比较严格的，各种制度也未因战争而废弛，因此，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学者专家。

教授们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诸大学的教授们，多随学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就我记忆所及分别谈谈他们。

朱自清教授，是国内很有名气的散文家，当时在中文系讲“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上中学时就读过他的散文《背影》，对他是很尊崇的。朱先生在联大学生们中的威信很高，有时学牛们高谈阔论，一见他走近，声音自然就放低了，以示对朱先生的尊重。他对学生们极和蔼诚恳，上课时讲过一个题目后便问学生：“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同学们热烈发言。对于同学们敢于发表自已的见解，朱先生总是说：“好！好！有一定道理。”比起他所擅长的散文来说，他讲中国文艺批评史稍逊些，但同学们仍公认为他为名作家，权威教授。

冯友兰教授，是闻名于世的学者，当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联大文学院院长。他所开的课是“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留有长须，据说他曾表示抗战不胜利，就不剃须。他讲课时，只让同学们读他自己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从不介绍看别的参考书。讲完两节课后，他让同学们提出问题，然后一一解答。我记得他对先秦诸子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说《孟子》上讲：“孔子作《春秋》”，“作”字应当“讲”字解释，即是孔子讲过春秋。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我们问他：“冯先生，现代中国哲学家都有谁呢？”他笑着说：“那就得你们说了。”他自信当之无愧。他还常说：“治乱世，用峻法。”他也主张严守校规，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他提出有的教授不按课程表上课，应该纠正。后来该教授接受了这个意见。1938年12月9日，联大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学生们组织了时事研究会，请冯先生演讲。他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以后不再会发生学生运动了。”他以为国共合作抗日了，便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一定的幻想。但后来事实很快就证明他的说法并不对。

杨振声教授，是“五四”时代的作家，那时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讲“现代文艺”。我没有选他的课，不过有时也去听。杨先生讲课不紧不慢，很有节奏，时常讲些文坛轶闻，颇有趣味。一次，他讲：“我和郁达夫一天夜间在北平中山公园，四周非常静，忽然我们仿佛听到了妇女的哭声，达夫就说是可怜的宫女鬼魂在夜哭了。这说明达夫是很同情妇女，又极有想象力的。”他还讲过：“鲁迅先生（是他的老师）短篇小说十分出色，可是后来专写杂文骂人，浪费了不少笔墨。”课后同学们评论这句话，认为他说的后半句是错误的，存有偏见。杨先生是位爱护青年的忠厚长者，经常批改学生们的作品，对于不成熟的作品也常加鼓励指导。

郑天挺教授，原是北大秘书长兼中文系教授。学校南迁后，他改任历史系教授，开“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课，后来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逝世后，他就专研究明清史了。郑先生讲课口齿清楚流畅，同学们很爱听。我的毕业论文是在郑先生指导下完成的，题目是《柳宗元的政治主张》。郑先生很关心学生。在联大时，我们三个同学生活很困难，请他证明领助学金，他欣然答应了。有一次看见我还说；“目前助学金批不下来，你先从我这里拿些钱用吧！”于是他给了我几元钱。郑先生对于穷困学生的关心帮助，令我感到十分温暖。以后，我从联大毕业后，常因研究旧体诗去请教他，他也就不厌其烦地指导我。

罗常培先生，是满族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及音韵专家，在联大任中文系主任。罗先生为人直爽刚强，教授们称他“罗文直公”，意即指他说话办事直来直入，不顾及旁人。他常说自己专搞学问，不参加政治斗争。他重视师道尊严，常因小事训斥学生，学生们对他敬而远之，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长官”。有一次罗先生当面批评我在昆明《朝报》上发表的《虎口脱险记》一文夸大其词。后来我又在该报发表《学人故事》，他知道后大怒，写信申斥我道：“兄为‘多产作家’，但研究学问未多努力；‘学人故事’应停止，因诸先生已有烦言。”此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张荫麟教授，原清华历史系教授，是宋史专家。他中等身材，据说是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生，但他衣着朴素，身穿长袍，生活上并不讲究。他的住处屋里到处是书，仅有一条窄窄的过道可以过人。张先生博览群书，教授们认为他是个有才华的史学家，可惜几年后他即病逝了，才40岁左右，仅留下一部《中国上古史纲》，颇多新的见解。他讲课旁征博引，材料十分丰富，但速度较快，以至有些同学觉得“乱”。他对岳飞评价不高，同意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中说岳飞是“军阀”的观点。考试时，他出的题是“论岳飞”，让我们参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我是不同意吕思勉的观点的，在文章中批驳了吕的论调。交卷后，自以为与张先生的观点不合，分数高不了。结果却是出乎意料，分数并不低。这说明张先生治学态度是客观的，并不以自己之见来随意贬低别人。

赵乃搏先生，原是北大经济系主任兼教授，他开了一门各校都没有的课，即“社会主义史”，我曾选修这门课。课程分两部分讲，先讲半年空想社会主义，再讲半年科学社会主义。我从这门课中获益不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赵先生还给学生们讲了《资本论》。这些在当时都是很难得的。赵先生对学生也较为宽容，从不指责学生，考试时，分数打得也宽。因此，除经济系学生选他的课外，其他各系学生也有不少选这门课，平时听课的学生相当多。赵先生曾留学美国，在美读书期间即出版了有价值的经济论著，很受美国学术界重视。学生们都认为他是个忠厚长者，又是个渊博学者，很尊重他。

皮名举教授，原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在联大讲“世界现代史”。皮先生是清末经学家皮锡瑞之孙，曾经留学美国。我在北大曾听他讲西洋十九世纪史，说一口湖南口音国语，上课时在黑板上只写英文。他备课很下功夫，有时还穿插讲些时事，同学们很爱听他的课。他评论斯大林说；“斯大林不主张世界革命，托洛斯基才是主张世界革命的。”同学们觉得他讲得这句话有偏见。当时一个刊物上还称皮为“托派”。他也讲些学术界派别之争，说：“中央研究院是“北大派’，中法研究院是‘中法派’；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中华书局就出《辞海》；商务出《东方杂志》，中华就出《新中华》……”又说：“北大、清华入学考试是严格的，但入学后北大号召‘自由研究’，我看是‘自由而不研究’。”皮先生这话引起了北大学生的不满，在一次迎新会上，主持会议的同学批评说：“有的教授说北大学生‘自由而不研究’，是亳无根据的胡说！”当时皮先生也在座，显得十分尴尬，后来他就脱离北大了。皮先生当时只推崇刘崇铉先生一人为中国世界史专家，认为别人都不够格。

闻一多教授，原清华名教授在联大讲“楚辞”和“唐诗”，闻先生留着长须，身穿长衫，举止潇洒，很有风度。我曾听过他讲的唐诗，讲得很细致深刻，但有些偏于考据，可仍能感觉到闻先生对唐诗造诣相当高。闻先生还是著名诗人，爱国者。在抗战后期，闻先生眼见国民党政府日益腐败，痛心疾首。一次昆明北教场的驻军请他去讲演，他在最后结束时说：“中国的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革命！”一时全场官兵大为吃惊。后来，闻先生为昆明民主同盟的负责人，经常参加集会发表演说，反对蒋政府的独裁统治，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家驷教授，是闻一多先生的胞弟，北大法语系任教，也是一位进步教授。

张奚若教授，在清华政治系开“政治学”课。张先生主张严格要求学生，看不惯北大学生自由学习的方法。有一位北大同学张某，上课有时到，有时不到，张先生认为他去闲逛去了。实际北大学生的习惯是常常自己到图书馆去自修。考试的时候，张先生本以为这位学生不会考好，岂知打开卷子一看，是全班答卷中最好的。张先生后来感叹地说：“张某学生，我本想给他不及格，但他的答卷满好，分数最高。”

罗庸教授，字庸中，北大中文系教授，比罗常培先生岁数小些，人称“小罗”，罗常培先生为“大罗”，二人关系极好。罗庸先生讲授“隋唐五代文学史”，我曾学过一年。罗先生讲得清楚而有条理，板书工整，十分易记笔记。他对学生很负责任，查看学生笔记本，不合适的地方仔细用红笔改正。这在大学中是十分少见的。罗先生崇拜孔子、韩愈，颇有儒生风度，举止规矩，温文有礼，学生们亦很敬重他。联大校歌为罗先生所创作的，记得歌词大意是：“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终当雪……还燕阙。”（歌词记忆不太清了）这首歌调子悲壮苍凉，最后表现了誓雪国耻，收复失地，重还故都的决心。1950年罗先生在重庆北碚病逝。

燕树棠教授，在北大法律系任教。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记得他在1940年北大毕业同学会上的讲话。他说；“北大这个学校举世闻名。我们在北大教书，不管环境多么艰苦，生活多么困难也不愿离开。在张作霖统治北京时，教授们拿不到薪金，买不起肉吃，5天才能买一次豆腐，就这样也不去别处谋生。北大学术空气浓厚，是能够认真作学问的地方。北大的师生没有升官发财的思想……”其实，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也出现了一些宦场人物。国民党政府曾委任燕先生为立法委员，但他一直没有赴任，也不理睬。后来曾见报载一条消息：“立法委员燕树棠，久不到职，着即除名。”燕先生处之泰然，全然不放在心上。燕先生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好感，认为蒋介石并非不想为国为民办好事，是他手下的官僚太坏，将国家搞糟了。

沈从文教授，是有名的作家，由杨振声教授介绍到联大教书，在中文系讲“现代文艺”。我在中学时即知道沈先生，那时《小说月报》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中学老师还给我们介绍过他的经历：当过兵，后同丁玲、胡也频同住北大附近汉园公寓中，并在北大旁听。他同胡适关系甚好，其夫人便是胡适介绍的。沈先生讲课时声音太小，我听了两节就不去了。沈先生还是联大教授主办的《今日评论》刊物的文艺编辑。

邵循正教授，在清华历史系教中国近代史。邵先生教书偏重外国史料，以《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原文本）为主要教科书，上课时多写英文，甚至把清朝总理衙门及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的名字也写成英文。他讲课时曾说过“清朝的顽固派李鸿章中了洋毒”，有的同学课下评论邵讲课也“中了洋毒”了。邵先生十分重视考试，经常对学生进行小考，就象同学们都是中学生似的，考试内容往往是需死记硬背的东西。考过之后，发下试卷让同学们看，还停课两小时，说是考试太紧张了，应当休息一下。

马约翰教授，原在清华体育系，在联大仍教体育。马先生身体很好，十分精神，平时总穿一身西装，从来没见他穿过棉衣。他平时不大说国语，总说英语，上体育课时喊口令，也是“One（一）！Two（二）！……”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若学生没有掌握技巧，或是缺课，考试就给不及格。据说在清华时，哲学系的学生李长之（后成为作家），只因体育缺课，马老两年给他不及格，李因此留级两年。马老毕业于美国春田体育学校，确是体育行家。民国元年《东方杂志》曾载，在远东运动会上，马约瀚获100码第一名。在旧中国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上，他总是被聘为总裁判。解放后，党和人民尊他为体育界老前辈，在体育界担任要职。

潘光旦教授，原清华教务长，在社会系任教，同时是一位优生学专家。潘先生是一条腿的残疾人，但非常乐观活跃，每天都可以在联大看见他架着双拐、叼着烟斗走动。我听过他在联大讲解优生学，记得他说“聪明的父母，必生聪明能干的儿女”，并举了不少历史人物来证明这一点。当时我们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他讲：“在战争中，聪明的士兵往往能躲避枪弹，不被打死，愚笨的士兵往往被打死。”使我们觉得难于接受，难道为国为民去作战牺牲的士兵们都是愚笨的吗？而贪生怕死侥幸活下来的又都是聪明的吗？我们认为他有些观点失之偏颇。

陈寅恪教授，原清华文科研究所导师，在联大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陈先生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通晓数国语言，尤精梵文，是隋唐史专家。陈先生知识渊博，在联大讲的课有“隋唐史”、“隋唐史研究”、“佛典翻译文学”、“白居易”等，另外对中文、印度文学也有很高造诣。但是听他课的人并不很多，只有一二十人，大约是因为他讲得太长的缘故。我记得清华有两个助教陶光和丁则良，是跟着旁听的。我曾听陈先生讲隋唐史和佛典翻译文学。他上课时只拿一部精装《资治通鉴》，不介绍其他参考书。陈先生面孔清瘦，身材较弱，每次上课前先由陶光助教将窗户关上，然后再坐下来讲课。即使是板书，他也不站起来，回头就写，黑板也不擦，以至字与字都重迭着，学生记笔记很感困难。他讲课不大系统，有时由隋唐史联系到印度佛教，他讲过：“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荒淫的昏君，但印度对他评价很高，因为他信佛教。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评价也不高，但也因其信佛，印度对她的评价甚高。”他似乎不大重视考试，学年终了，他出了一道题为“论唐太宗的事业”，并笑嘻嘻地说：“此题好答，看过《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的会答；上课注意听讲的会答；没注意听讲，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内容的也能答；完全没有听我讲，只看过《隋唐演义》这本书的也能答上来，”这番话确使人有些困惑。陈先生名望很高，被称为“国学大师”，但他的衣着却很奇特，戴一顶瓜皮帽，穿着长袍马褂，足穿一双布鞋，不象学者，倒象个绅士。

刘文典教授，字叔雅，原在北大任教，后到清华。他是《庄子》专家，在联大开两门课，一门为《庄子》，一门为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听课学生甚多。刘先生喜留长发，不修边幅，上课时抽烟很凶，一支接一支，与其他教授颇不同。刘先生课讲得好，头头是道，条理清楚。据说北伐时他在安徽大学当校长，当时安徽大学学生和安庆女子师范闹矛盾，正值蒋介石率军队到安庆，蒋把刘先生叫去，拍桌子训斥他说：“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刘先生很不服气，不客气地说：“你是个新军阀！”蒋一怒之下竞打了刘两个耳光，刘愤而辞职。但也因此，他在学生们中颇有威望。刘先生在北大、清华中也是很有名望的，与陈寅恪先生齐名。

此外，联大也有外籍教授，如噶邦福教授，俄国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曾在俄国军队中担任炮兵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黑海与英军作战时震聋了耳朵。在联大，他教“西洋上古史”、“希腊罗马史”、“世界战争史”。我曾跟他学过“世界战争史”。他讲课内容丰富，引人入胜，不过是讲英语，时常带有俄语的卷舌音。他不大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只是曾说过中国革命“象十月革命前夕”。他平易近人，看见学生总是先打招呼，平时常与夫人（俄国人）及小女儿（十一二岁）在学校中散步，小女几会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另一个是燕卜逊，英国诗人，原牛津大学讲师，在北大外文系任副教授，在联大教“英国诗”。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但能常常看见他。他的外表很随便，有一种诗人风度，平时爱喝酒，常背着酒瓶在校园里漫步。下雨了，他撑着一把不能遮雨的破伞，依旧悠然自得地在雨中散步。他曾在目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有一次考试，一个学生因考试不及格，在他门前剖腹自杀了，使他非常惊恐，辞职到了中国。在中国他常讲：“东方学生不得了，考不及格就要自杀！”于是，即使是学习不好的学生，他也没给过不及格。

联大还有许多教授，也是很有名望和成就的，如吴晗、曾昭抡、沈有鼎、向达、冯景兰（冯友兰之弟）、叶公超、王力、陈岱孙、冯至、魏建功、傅锡永、姚从吾、陈雪屏、唐兰、饶毓泰、汤用彤、朱物华、华罗庚、罗文干、杨石先、孟昭英、刘仙洲等等，由于接触少，了解不多，就不一一赘述了。我当时作为联大的学生，亲眼见到这些教授们，在抗战期间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悉心教育培养后代，并且不计较个人名利报酬，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至今想起，还令我感念不已。因我当时不可能全面了解他们在教育学术上的成就，对他们的为人也仅知其皮毛，上文所记述的只是我耳闻目睹的一些琐事，仅聊表对先生们的怀念。

学生们

（一）学习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与抗战前略有不同。由于三校皆是全国名牌大学，教育质量较高，录取时是很严格的，而且完全是凭学习成绩录取。中学生以考入这三校为荣幸。北平最好的中学师大附中及市四中，升学报考的学校首先是北大和清华。几年报考不被录取的学生大有人在。北大中文系主任马文藻的女儿曾报考两年北大才被录取；胡适的儿子成绩不合格，也未被录取。当时并不闻有走后门之事，故三校中的学生都是凭真才实学考入的。三校在昆明合并成联大后，由于受战争影响，中学生水平降低，录取便不那么严格了，名人及政府要人子女也多了起来，如覃振、杨森、龙云等人的子女。当然在抗战前，北大诸校也有要人子女，如当时北平财印局长的儿子是考入清华后又转到北大的，我与他同班。记得有一次历史系考“中国近代外交史”，教授出了六个大题，两个小时之内难以答完，许多同学都没有答完，但是他不但答完了，而且得分颇高。平时此人学习成绩也好。类似的情况也还有一些。联大这些学生情况复杂一些，有比较好的，如云贵监察史李根源之子李希泌，一直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还有程潜的儿子程博洪，是经济系学生，学习努力，思想进步。但象杨森的女儿，在校学习平平，毕业后却不干什么工作，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后来嫁给蒋介石外甥了。

联大多数学生受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和传统的影响，学习用功，认真研究学问，不少人后来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及各方面的专家，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化学家唐敖庆，语言学家傅懋勣，文学史方面专家吴晓铃，佛教方面专家任继愈，女地质学家郝诒纯，民国史专家孙思白，曾任北大教授的汪篯，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名作家汪增棋，南京大学教授赵瑞蕻等等，还有许多，就不一一例举了。

联大有着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传统的良好学风，尽管处于战乱年代，学生们仍能刻苦学习，钻研学问，在学校的图书馆内常常坐无虚席；在课堂上，学生们能认真听教授讲课。这些青年学生虽然没有上前线杀敌救国，但相信学有本领一样能够报效祖国，中国要强大起来，只有在各方面赶上先进国家，而这些是需要知识的。抱有这样的信念，多数同学学习格外努力，有些人在学校时便有所成就。历史系学生王玉哲，在大学一年级就写出了《晋文公重耳考》，颇受到教授们的好评，后来也成为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中国上古史。唐敖庆当年在化学系读书时，我曾与他同住一室，此人很沉静，善于思索，十分用功，成绩是很好的。中文系学生汪增祺、范宁，历史系学生流金（程应镠）、方令贵等，在校时就写出一些很有分量的小说，在《大公报》的文艺版上发表。郝诒纯在联大地质系学习时，十分刻苦，曾和男人一样跋山涉水，考查了祖国的地形地貌名山大川后来成为女地质学家。联大学生在学习时也注意探讨研究吸取国外的一些新的成果。清华数学系学生钟开莱，勤于攻读，20余岁已两鬓斑白。有一次数学考试，他不及格，便拿着一本德国数学杂志去找教授，原来他是按德国这本杂志介绍的方法解题的，教授给他改成最高分。我的河北同乡、外文系学生陈祖文，英语造诣很深，课余之时，手不离英国文学作品。他英语发音准确，常批评他父亲（其父是中学英语老师）：“老人家发音太老了，还是以前的‘洋泾浜’味的”。陈除学英语之外，还常写些小说在各报刊发表。张仁仲是法律系学生，但在外语和新闻学方面也都有涉猎，并且成绩都很不错，在校时便能与外国人直接交谈，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后，他在重庆《中央日报》担任外事记者。

联大学生除在校内读书外，还经常到昆明的各书店去看书。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进步书店不少，常常挤满了联大学生。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能见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学生们在课余之时，信步走到书店，可随意浏览翻阅，书架上往往摆满了全国各地的出版物、杂志。到书店看书，可以补充课堂知识之不足，开阔眼界。一般学生经济不宽裕，买不起书，所以一到书店后就驻足不走，往往能在那里看上三、四小时。去书店看书，是学生们学习必不可少的内容，也大有裨益。我那时也常到书店去，在生活书店，还常看到李公朴和张一麐先生。但不幸的是“皖南事变”以后，昆明许多进步书店被迫关闭了，进步书籍也被封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们看书学习。依旧开着的书店，也没有往昔那般兴旺的景况了。

（二）民主传统

联大继承了三所大学“五四”以来的反封建传统，民主空气颇浓，多数学生思想都是比较进步的，在学习之余，关心时事，组织进步团体，举办壁报，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并曾发动过很有影响的学生运动。西南联大当时有“民主堡垒”之美名。

联大进步学生团体，应当首推“群社”，其组织者为中文系学生董葆先、哲学系学生莫家鼎，他们定期出刊《群声》壁报，拥有众多读者。他们曾对河北民军张荫梧在河北与共产党制造摩擦、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等大事发表评论，反对国民党政府制造国共矛盾摩擦，主张国共团结抗日到底。《群声》还常发表小说、散文、诗歌，都是宣传反封建、反倒退、反法西斯的内容，曾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好的作用。还有经济系学生程博洪（程潜之子）等人组织了“时事研究会”，举办《腊月》壁报，每周出一次，内容也是进步的，能吸引住很多学生。他们办报也很民主，每周换一次主编。我的同乡好友郭树人（经济系），曾任过主编。郭思想进步，学习也好，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农业银行。有一次银行中一位练习生出身、靠逢迎上司升为主任的人，对他无理地大加申斥，郭感到是受到人格侮辱，忍无可恶，辞职而去。从这件事可看出联大学生受民主自由空气票陶，不甘心受辱的气质。我曾给《腊月》投稿，题为《教授应参加军训》，被发表了。该壁报在联大也有影响。

我同几个同学曾主办《学风》壁报，不定期出刊，提倡北大的自由研究之学风，不拘学术观点，凡是言之成理的文章都可发表；还发表文艺作品、文艺评论、教与学之得失及学习方法等文章。我们还对时事进行评论。“皖南事变”后，我们在壁报上指出，国民党军队上官云相部打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反动学生看了，在壁报上批字“共产党的尾巴！”足见壁报触动了一些人。

记得常给《学风》投稿的外文系学生周正仪，既有文采又有口才，是一个进步学生。有一次，数千名师生听国际局势报告会，由一位姓钱的先生讲，其中有些观点颇成问题，如讲“中国抗战十二分困难”之语，当时周正仪听了马上提出质问：“现在全国致抗日，你说抗战十二分困难，事实在哪里？这样宣传是否有助于投降？是否会瓦解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请你答复！”使得演讲人面红耳赤，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上来。周在联大毕业后，在云南省昆华中学任教，那是云南省最大的一所中学，有学生1000余人。有一天。周正仪正在讲课，教育部长程天放去听课。程听了几句，即当场制止周说：“你别讲了！你这种教学法可怕！”一个教育部长在课堂上申斥老师，给老师难堪，恐怕这是古今中外少见事的！周不愧为“民主堡垒”联大的毕业生，当时把书往桌子上一摔，不客气地说：“你们当官的只会吃喝玩乐，懂得教育的实际吗？懂得教育方法吗？你的说法我不接受！”程满以为自己在这里可以耍耍威风，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连连说：“别说了！别说了！”狼狈退出教室。象周正仪及前面提到的郭树人这样思想进步、为人正派、不怕恶势力、敢于斗争的学生，联大颇有不少。

除了上述进步壁报外，联大也有反动壁报《青年壁报》，由学校“三青团”主办，为国民党政府和“三青团”鼓吹，对“皖南事变”真象进行狡辩，说这次事变是新四军挑起的，同《群声》壁报唱对台戏，打笔墨官司。他们的观点既站不住脚，文笔又拙劣，内容空虚，并没有什么读者。当时只有少数头脑简单、醉心于升官发财、平时也不用功的学生才参加他们的活动。

还有一个学生叫何善周的，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联大历史系学生，原北大旧生。此人素来敢说敢做。1936年冬天，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西安事变”辨论会，会上学生分为两派，争论很激烈。何的发言最引人注意，他先大声说：“张学良以前是什么东西？对日本搞投降主义。”于是反动学生大事鼓掌。谁知他话头一转又说：“但是人是可以转变的，现在张学良变好了，他领导的东北军坚决抗日，是值得称道肯定的。”于是进步学生鼓掌，反动学生目瞪口呆。后来，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暗害，在料理他的丧事时，联大一些人在白色恐怖下胆小怕事，不敢出头露面，何善周（当时毕业在联大任助教）不避危险，挺身而出去料理，使闻先生的遗体得以安葬。何善周的作为，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称道。

联大既然有相当数量的进步学生，并有一定的活动能量，当然要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对大后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迫害，并派特务到联大抓人，约有100余人被列入黑名单。后因及时得到消息，校内有关人员或是撤退，或是躲藏起来。我的同乡郭树人也上了黑名单，曾经在我那里（当时我在昆华中学任教）躲避。还有一些学生逃离昆明，以至后来也未能复学。

1941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即将沦陷，国民党高官要人纷纷将自已在香港的财产转运内地，更有甚者是孔样熙的二小姐竟然用飞机将其爱犬空运重庆。在重庆，进步教授马寅初先生也因反孔被逮捕。“四大家族”的腐朽，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联大学生的义愤，他们集合起来，走上昆明市街头，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孔祥熙”等口号。在学校内，墙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标语口号、声明，刊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动腐朽的壁报。联大学生的举动一时震动了昆明市，惊动了国民党政府，在白色恐怖中树起了民主进步的旗帜。

1945年年底，我在贵阳市教书，并任贵州省西南联大同学会理事。一天，从西南联大来了三个学生，他们向我们报告了在联大发生的一件令人震惊的惨案，即“一二·二”惨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以为从此便可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哪知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即下令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内战。对此，全国各界人士无比义愤，纷纷组织起来反对内战。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与云南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校师生决定举行集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1945年11月25日，各校师生6000人在联大新校舍召开了大会，由费孝通、闻一多等教授讲演，介绍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性。会场上，不断有特务进行捣乱，继而又有大批军队包围会场，并在会场上空用枪炮交织成火力网，对师生们进行威胁。但是富有“五四”革命传统的师生们不理睬他们，仍然把大会开完。第二天，《中央日报》发表消息，竟然诬蔑参加会议的师生们为“土匪”。联大学生忍无可忍，决定全体罢课，同时，昆明各校也都开始了罢课，并成立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罢课委员会发表了罢课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人身之自由，并要求《中央日报》改正诬蔑之词，共提出八条要求。昆明学生的罢课声势，使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他们有计划地对学生开始了镇压和屠杀。12月2日，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直扑联大、云大等学校，打死联大师院的李鲁连等2人，还有昆华工业学校的1名学生，以及南菁中学的1位教师，并打伤多人。这血腥镇压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来电表示声援，同时联大派出学生到各地去报告事实经过，求得支持。我们听了之后，深为气愤，立即决定在《贵州日报》发表声授消息。我马上写了稿件送到报社，但总编却表示要“慎重”，于是我又拿到了《大刚报》，该报刊登出来。在这以后，我们又组织了募捐，捐款给“一二·二”事件中受难的师生，交由联大同学带回去。

联大在抗战期间还有不少值得称道的事件，真正发挥了“民主堡垒”的战斗作用。由于我离开联大较早，上述只是一些片断而已。

（三）丰富的课余生活

联大学生们平时的课余生活是很丰富、活跃的。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经常开展各样活动，如举行球赛，成立剧团，举办讲演会等，有的时候还组织郊游。

我记得1939年元旦，举行过三大学篮球赛。当时南开大学篮球队是最有名气的，当年还曾参加远东运动会。而清华、北大分别擅长的是足球和网球，因到昆明后没有场地，这两项运动均已停止。篮球赛的结果是南开大学取胜。在赛球时，双方都有啦啦队鼓劲，气氛十分热烈。当清华、南开交锋时，清华经济系的教授戴世光也上场了。戴先生原来是清华校队，后因年岁大退出了。他上场，清华啦啦队就喊上了：“不要慌，不要忙，清华来了戴世光！”戴先生戴着眼镜，穿着衬衣，精神奕奕走进场地。在一群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们中间，他毕竟力不从心，不多久便被换下场。在北大和南开赛球时，北大学生自知难以取胜，便无人组织啦啦队。但有一位姓周的同学却不甘寂莫，他在球场边大声喊道：“北大就我一人的啦啦队！”却也对北大球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输得并不十分惨。有时联大校队也与外校进行比赛，如航校，但往往要输球。航校学生吃的是飞行员的伙食，身强力壮，联大学生生活艰苦，体质文弱，很难与他们相抗衡。

戏剧活动，不仅有学生参加，教授们也参加，原在校内演，后来到昆明剧院上演，颇有名气。话剧曾排演过《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由闻一多先生导演，曹禺先生还参加了演出。话剧团是由南开一位姓高的同学负责组织而成的，多由进步学生参加，名叫“联大剧艺社”。我在校时，话剧活动十分活跃，尤其是暑假期间，师生共同登台，在校内外很有影响。此外还有京剧演出，每年元旦都要上演节目。参加京剧班的同学以燕京大学转来联大的为多，他们大都是北平汇文中学毕业的，该校虽是美国教会学校，但素有喜好京剧的传统和风气。曾经上演的京剧剧目有《贺后骂殿》，颇受同学们的欢迎。演贺后的是联大师院教育系的女同学，扮相、唱功都很好；吴晓铃先生当时是助教，原是汇文毕业生，也参加演出，扮演高怀德，扮相英俊，一出场便博得了不少掌声。此外，还演过《捉放曹》、《四郎探母》等剧目，《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是由北大中文系一位姓王的女同学扮演，唱起来幽雅动听，颇能叫座。我记得，1939年暑假，外文系一位教授曾编演了一个话剧，名为《野玫瑰》，鼓吹一个女特务，上演后遭到了昆明进步报刊和校内进步学生的抨击，不久便消声匿迹了。

为增加学生的知识，学校经常举办演讲会，邀请名人、名教授讲演，同学们一般都去参加。讲演会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时事等内容。我曾听过史学家雷海宗先生讲“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对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进行了一些比较。雷先生讲课时不看书，口讲国语，但板书却写英文。当时听此讲演的学生有30多人。我觉得他讲的新见解不多。雷先生主要是对“西洋上古史”熟悉，讲得清楚，条理分明，受同学们欢迎。钱穆教授是北大历史系的，当时已小有名气，他讲的也是“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比较”。钱先生的学历是师范毕业，在中小学教过书，发表过文章，后为胡适所器重，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讲师，后又转任北大历史系教授。他的作品有《先秦诸子系年》，为史学界所看重。他在讲演时说：“我对罗马帝国的知识还是来源于中学课本，对秦汉知道的多些。”实际情况也确是如此，他认为秦汉盛世比较高于罗马帝国，倒有些新的见解。

茅盾（沈雁冰）先生也到联大讲演过一次，题目是“小说的写法问题”，讲得浅显易懂，举的实例较多。当时的年轻人对茅盾作品都熱悉，知道《子夜》、《三人行》等名著。去听讲的学生有百人左右，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或许是战时关系，同学们有心文学的较少，与当初在北大听老舍讲演的盛况大不一样。“七七事变”前，老舍在北大第二院礼堂讲演时，礼堂内外挤满了人，约有200之众，许多外校学生也到北大去听。徐悲鸿从国外游历归来，到联大讲演过。徐是画马名家，又曾在国外长期留居，装束很不一般，笔挺西装，留着长发，颇有艺术家的风度。徐曾在会上讲了对苏联的一些看法，当时听讲的学生有100余人，由于他是从校外请来的，同学们没有提出质问，也没有提其他问题要徐解答。

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的时候，联大同学召开纪念会，请魏建功先生讲演，题目是《鲁迅写旧诗》。魏曾是鲁迅的学生。魏先生对鲁迅所写的旧体诗介绍得很详细，听讲的学生有数十人。

联大还请“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讲演过。赵老太太是东北人，她领导着以她的家族成员为骨干的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抗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打击。听讲的学生们很多，有数百人，讲演结束后，还和赵老太太一起照了相。

到联大讲演过的还有《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陆诒。他们介绍国内外的时事，敌后根据地的情况，给子同学们不少战时知识；女诗人林徽音以及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也都到校讲演过。

游览名胜古迹，是许多同学们的爱好。很多同学是北方人，来到了四季如春、风景秀丽的昆明，十分喜欢到公园、郊外游览。市内的翠湖公园是同学们常去之处。这里的公园不收门票，同学们早晨常到那里读书，很是愜意。昆明郊外的名胜，要数滇池边上的西山。我们北大历史系曾几次组织学生、教职员及校友去那里游览。西山龙门确是胜境，在那里可眺望无垠的滇池，水面上渔船、小汽船来来往往，真令人心旷神怡。西山佛寺也很壮观，一般寺庙中佛像如四大金刚、哼哈二将等都有，但令人奇怪的是一些道教人物也混在甚中，不知是何缘故。昆明郊区的黑龙潭也是一处名胜，这里有古代建筑，有唐松、宋柏，令人发思古之幽情。黑龙潭水深不见底，颜色黑碧。潭水边上建有石碑，记载着明朝儒生薛尔望在清兵攻到云南时，率全家投潭而死，誓不降清的事迹。碑文中还记载着薛尔望生前有一只爱犬竟然也随主人投潭而死的奇事。此外，还有距昆明东10余里的地方有一金殿，整个是用铜铸成，十分壮观。我们还游览过石林，那里的石景之绝，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四）毕业生们

联大毕业生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一般的来说没有失业的。除其质量较高外，还因在抗战之时是用人之际。每到毕业生分配时，各省市都有来函要人的。毕业生分配在昆明、重庆、贵阳的较多，各行业都有，如新闻界、教育界、经济界、科技界等。清华地质地理系的一些同学，抱着开放祖国宝藏的雄心壮志，去了新疆，其他省分或边远地区也都有联大毕业生。此外，还有些毕业生因嫌工作待遇低，而从事商业活动，比如在滇缅公路经商，赚了不少钱。1940年以后，去美国留学形成一股空前的潮流，除清华公费生外，自费生占了大多数。这些人有经商赚钱去留学的，也有借钱去的，还有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女，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联大任助教的毕业生不少，因抗战后，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要学一年中文和外语，而抗战前则不需要这样。毕业生担任助教后，一二年便上讲台讲课，这也和抗战前当了十多年助教不讲课的惯例不一样。在当时的待遇和物价条件下，助教生活是很艰苦的，若要养家糊口，还需到中学去兼课。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什么最便宜？助教、邮票！”可见之一斑。

当中学教员的毕业生最多，在找职业时只需一位教授或是一位老同学介绍便可。中学教员的待遇也不高，要想多挣钱，就要增加课时。记得我在昆华女中教课时，每周要担任34小时课，每到上午第四节课时，就觉得肚子锇，腿发软，只是因那时年轻，硬顶了下来。这样赚的钱勉强可维持生活，但一有病，就会陷入困境。化学系有个姓贾的同学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员，后来得了肺病在昆明休养，我和地质系的高助教照顾他。他生病后不能工作断绝了经济收入，药费又很贵，都是我们帮助他筹借的。他的心情很不好，我们多次劝他安心静养也没有用，后来他十分绝望，竟跑到西山跳滇池而死。被生活所迫，落得悲惨下场的同学并不仅此一例。

陶行知先生在昆明办过一个中华职业教育社，曾经介绍许多联大学生当教师。毕业生只要在该处填上一张表格，找一位教授当保证人，即可得到职业。

总之，联大毕业生的出路是不成问题的，抗战期间没有失业的，这也是联大毕业生不同于其他大学之处。旧社会有“毕业即失业”之说，这是指一般学校毕业生而言，对清华、北大及后来的联大就不是这种情况。联大毕业生分布祖国各地，有些到海外留学，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这里就不一一述说了。大部分联大毕业生工作后仍保持了在校时的民主精神，在国民党统治末期时的艰苦环境中，不向腐败政府低头，不同流合污，仍积极进取，顽强工作，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学校生活

说到联大的学校生活，不能不先谈谈联大的校舍。1938年，联大初到昆明时没有校舍，借了因轰炸疏散到乡下的农业学校、工业学校、昆华中学的校舍暂时上课、住宿。农业学校在昆明西郊大西门外，是新式的二层建筑，初时学生们住在教室里，后来为腾出教室上课，男生们移住城内的工业学校，女生到昆华中学，一些教职员则住在昆华师范的校舍里。学生们到农校上课来回要走二三里地。联大的校办公室也移到工业学校，直至新校舍盖好。记得我们住在工校宿舍里，一间大屋子住40人，睡上下床，4个学生共用一张桌子。多数同学们到10点钟以后就睡了，用功读书的同学往往要到晚12时以后才睡。昆明气候四季如春，夜晚凉爽，40人挤在一起，虽人多些，但因空气好，也并不感到难受。

1939年暑假后，新校舍盖了起来，这里用编好的竹子外面抹泥作墙，顶上盖上茅草的简陋建筑，另有一所能容纳2000人的大图书馆，也是同样的质量。宿舍与教室的房间没有什么区别，每间都是一样大，教室中不过有黑板桌椅罢了。课桌椅是北大式的，桌椅相连。宿舍中仍是住40人，放20张上下双人床。新校舍建在昆明西郊一片荒地上，分南北两院，由一条公路隔开。南院主要是理学院教室和理科实验室，北院是学生宿舍、图书馆、文学院教室。图书馆的规模很大，藏书丰富，据说清华大学的图书几乎全部运至于此。

新校舍盖好后仍是不够用的，借用了昆华中学的校舍作教室用。联大成立师范学院后，又借了工业学校全部校舍作为该院的教室和宿舍，院长黄钰生和训导长查良钊即住在那里。联大工学院则设在了拓东路旧盐行的房舍内。教职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昆明市内各处都有，比较集中的住地有朱自清教授等人，住在昆华师范，郑天挺、罗常培等教授住在市内靛花巷3号，冯至教授、章川岛等人住在才盛巷2号。还有些教授、助教们住在昆华中学。以后，由于空袭频繁，赵乃博、杨振声、冯景兰等教授迁到昆明北郊10多里的罔头村。此外，还有些教授住在附近的县里，如罗庸教授住在昆阳县，钱穆教授住在蒙自县。校委们特殊些，不与教职员住在一起，蒋梦麟先生住在正义路邱家巷2号。

校舍虽然简陋而又分散，但是教职员和学生们情绪是高涨的，在闲暇之余，年轻人常在新校舍周围的草地上漫步，呼吸着郊外清新的空气，唱着《我们在太行山上》、《惟有那夜半歌声》等歌曲。

昆明虽是大后方，但是仍有日军飞机频繁骚扰，给山青水秀的昆明和学校生活投下战争的阴影。一有日本飞机空袭，学生和教职员们就要跑到北山的防空壕去躲避，因联大新校舍无防空设备。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还是1938年秋的时候，日军9架飞机突然空袭昆明，当时昆明并无准备，巫家坝航校飞机仓促应战。日机在昆明上空投掷炸弹，在昆华师范的联大也遭轰炸，有一学生被炸死。有一位联大的军训教官，带着他的小儿子，奋勇冲到学院门口要将校旗降下来，不幸与其儿子全被炸死。这位教官在危险时刻不顾个人生命，其精神真是令人可钦可敬。侵犯昆明的日机后来被航校飞机打下一架，飞行员被活捉。新校舍建成后，也受到过日机轰炸，在男生宿舍的外面院中，有一个水池，即是敌人炸弹炸出来的大坑，学生们常用水池中的水洗脸洗衣服。

新校舍盖好后，我已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我们从昆华师范搬到新校舍去住。各年级学生也都住在那里，人多而且杂乱，环境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昆明多雨，校园内经常泥泞不堪，而一旦天晴，又常是尘土飞扬。南北两院都只有一条煤渣铺的路还好走。昆明蚊子非常之多，非常之大，一旦被叮咬，常易患疟疾。我们这些学生生活再困难，也要买一顶蚊帐。记得我当时仅能买顶小蚊帐罩住头，身上只好盖住被子来抵挡蚊子的叮咬。好在昆明无论冬夏夜晚睡觉都要盖被，因此在昆明的几年中我竟奇迹般地没有得疟疾。

学生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多数远离家乡，被战乱隔断联系，无经济来源，靠借债、卖东西和助学金维持学习生活，有时还要利用业余时间或假期，到中学代课。有的做工挣点钱。学生们的着装也十分简朴，多数是穿黄布制服和长衫，少数境况较好的学生穿西装。女学生几乎一律是长衫，皮鞋。教职员穿着较好，一般是西装、呢料中山服，或长衫马褂。初到昆明时，物价很便宜，市场上鸡、鱼、肉类、蔬菜十分丰富，我们每人每月花七八元就能吃得很好。学生们集体在饭厅吃饭，每天有2名学生轮流值日买菜，由伙房去做。由于同学中北方人较多，对昆明一天三顿都是大米饭吃不惯，早饭就保留了大米粥。1940年，物价上涨后，就不能经常吃到鱼肉了。一个星期的伙食都要由值日买菜同学仔细计划，偶尔吃到鱼肉，同学们便高兴地说：“打牙祭了。”教职员们的生活也是如此，起初薪金够用，生活不错，以后受到涨价影响，生活便一天不如一天了。

战时昆明估衣铺很多，联大学生常到那里买些旧衣裳来穿，快毕业的同学往往买一套半新西服，因为快工作了，穿得太破是让人看不起的。学校的墙上常常贴满了卖东西的启事，从衣服到书都有。启事上并不说卖，而是称“出让”某某东西。这也是同学们为解决一时经济困难无奈之法。到中学兼课的学生不仅劳累，而且受人盘剥。我毕业后在天南中学教书时，那里的教员几乎都是联大学生兼任，校长常任意扣克他们的薪水，只按钟点发薪，寒暑假一律扣除.而教师实际待遇是假期也照样发薪的。这些学生又要上课，又要教课，往来奔忙，十分辛苦。我在联大上学时，曾在暑假去农学院农场干活，还曾和同学到昆阳县山中给人管木材，挣了一些钱。

生活艰苦容易忍受，长期和家人分别，音信难通，却是令人痛苦的。北方同学给家里寄信，只能写在南方经商、身体健康等类的平安家信，而要收到回信往往要三个星期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信愈加困难，我有两封家信，一封在路上走了半年，另一封竞走了1年3个月！同学们最盼望的就是得到家中的音信，得知家人平安，一旦收到信，便如获至宝，高兴异常。杜甫诗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就是同学们心情的真实写照。

生活虽然苦，但同学们仍能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现在回想起联大学校生活种种，便充满了对青年时代的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精神的怀念。

西南联大存在虽然仅仅8年，但它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如今，联大不少毕业生仍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勤奋工作，其中不少人成为知名学者、专家，为祖国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