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编者按：一百年来，民族复兴大业汲汲骎骎，月异日新。渤海之滨，海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山高水长，奔流不息，滋润着万千学子，书写着一篇篇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的宏文巨著，每一页上都大写着两个字——“公”、“能”。

忆往思今，百感交集。值此南开大学百年大典、南开中学诞生115年之际，饮水思源，本号特刊发南开大学1922级学长、东北大学原校长、著名教育家宁恩承先生的文章，深切缅怀以张伯苓先生为代表的南开先哲，感谢他们在中国处于最黑暗的时期，用生命点亮真理之灯，陪伴着我们走到今天。这盏灯会一直照亮着——新百年，新南开，新中国，新世界。

本文略有删改，标题与小标题均为小编所拟。原文标题为《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中国一百年来，祸乱相因，始终在乌烟瘴气之中打滚。主要原因是好人太少，人民贫、病、愚，日处灾荒边缘。国家内忧外患，永在扰攘之中。主政者虽然不贫不病，然而愚蠢荒唐的程度，远超过一般老百姓之上。主政者多冒充伟大，满口仁义道德，而行为则不堪闻问，所以国计民生永远是一团糟。中国尚在人治时代，一切以人为主，“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有一个好人则一切均好，有一个坏蛋则一切全坏。可惜坏蛋太多，眞正伟大人物，言行如一，精忠为国者，为数极少。七十年以来，中国最伟大人物，天津张伯苓先生其一。

伯苓先生之伟大，在于表里如一。心胸伟大，身材也伟大。他身高六尺五寸，在人群中一见就是伟，就是大。真如鹤立鸡群之中。在南开校园漫步时，伉乃如、喻传鉴、王九龄等有时相随。远看去，好像一个大人先生领一群小孩在散步。其实，喻先生、伉先生均是中等身材，并不矮小，不过在张伯苓先生影照之下就显得渺小了。

先生声如洪钟，在南开中学大礼堂的修身班全校学生齐集一堂，不论坐在前排，或坐在后排，均可听得清清楚楚。其他大人先生上台讲演，同一讲台，同一礼堂，相形之下，就差多了。在礼堂讲演的名人，如王正廷、顾维钧、梁启超等，其音量均非张伯苓先生可比。汪精卫的演说，富煽动力，娓娓动听，也曾在这礼堂讲过，但其音量仍不及伯苓先生之一半。张先生身材高大，毫不费力，就可有洪大的声音。

张伯苓先生世居天津，原名寿春，但世人很少知其寿春之名。其弟张彭春则以原名闻于世。在张家大家庭中排行，伯苓先生排第五，故在家称五先生，张彭春为九先生。一些南开老学生，或者常听得校长说“五奶奶”如何如何，九先生如何如何。五奶奶即是伯苓先生之妻，九先生即是张彭春先生。

伯苓先生生于1876年，那正是中国衰落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由天津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1860年代，国内大乱。太平天国长毛造反，占领十三省。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北方捻匪仍在横行，举国不安。先生生于变乱之秋，可谓生于忧患。

那时亦正是中兴图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有识的中国人，已知中国老大，帝国这一套衣冠文物，不足以抵御洋枪大炮。遂创新学，学洋务，下洋操，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伯苓先生1894年毕业于这个北洋水师学堂。当时另一个知名之人毕业于水师学堂者是黎元洪。黎总统退职以后闲居天津，与张先生及南开同人时有往来。他的两个女儿黎绍芬、黎绍芳，一个儿子黎绍基均在南开上学。

在海军船上张先生作过什么官，向来没提过。大概是很小很小的官吧。因为18岁时（1894）就是中日战争（甲午战争）之年。18岁小伙子刚毕业于水师，大概不会升到什么官。

甲午之战是中国大失败的开始。海军军舰全军尽没，海军提督丁汝昌仰药自杀。由于这次大失败的教训，鼓励了张校长的志气，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

水师学堂是洋务之一。水师学堂的教习，一部分是洋人，因此张先生在水师学点英文及算学。80年前英文算学是很洋化的学问。张先生凭这两项洋学，到了严馆充任英文和算学教习。

严馆是严范孙先生的家馆。当时清末尚没有公立的学堂，有权势大富之家自请教师，成立家馆以教育自家子弟，严馆就是这样的家馆之一。

严范孙官名严修，清末翰林，作过学部侍郎、贵州学台。参与戊戌（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政运动，是当时前进分子，极有眼光。他以为中国不变新法不足以图强。所以他的家馆除五经四书等经义线制书外，加聘张伯苓先生教授算学英文。当时算是很维新了。这是张先生教育事业的起点。

当时严馆的学生只有童子五、六人。严慈约、严慈敏是当时的学生。据说慈敏最好，不幸短命死矣。南开中学礼堂的后厅命名“思敏室”就是纪念他的。思敏室是演新剧的化妆室，也是小型会议开会之所。周恩来及一班上过讲台的学生全知道思敏室的内容。

严馆的新学英文、算术相当成功。后来王馆学生闻风而来，加入严馆，从张先生学“新学”。（王馆系天津富商王奎章所立）从此严王两馆合请一位洋教习。可惜时势多艰，变乱屡起。1898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弃市北京菜市口。接着1900年庚子拳匪之乱。天津是拳匪的大本营，焚烧抢掠无所不为。接着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攻破天津城，打进北京。西太后仓惶出走，天下大乱，天津受害最烈。张先生亲见拳匪之愚蠢举动，及洋兵之杀戳抢刼，感受极大刺激。当时张先生24岁，血气方刚，深感中国人之愚蠢，人民固愚蠢，当政的西太后、刚毅、端王更愚蠢。后来张先生一生致力教育启发民智，屡次说中国之病在于贫、病、愚三现象，概由于八国联军破天津、占北京一役之影响。中国之积弱无能，洋人之残暴刼杀，促发张先生的爱国之忱。他一生训练学生要爱国，要为公。并以“公能”二字为校训，或源于甲午之战及八国联军破天津占北京的教训。

1901年，西太后由西安回銮，八国联军由北京撤退，局势苟安。清廷媚外惧内，西太后虽然昏愚如故，然而受外国压力，不得不变法图强。于是废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张先生以严馆、王馆的基础，遂改严馆、王馆为天津敬业中学堂。南开中学东楼有一个类似云盘的校钟，上写“天津敬业中学堂”恐怕是敬业中学堂唯一的历史陈迹了。

1908年移校到南开荒地，天津人称为南开洼。天津有南开、西开、老西开等地。南开是地名，原是最荒僻堆垃圾的地方。天津的最大臭水坑就在南开学校的墙外。北方春季大风，臭气满楼，凡是南开老学生均饱受臭气之熏陶，而今六十年后或尚可于想象中嗅到那大臭坑的臭味。

1908年，南开第一班学生毕业。这一班学生送给南开母校一口纪念井，在南开中学入门处的右手边。井上有一小牌坊，上列第一班全体学生的姓名。其中第一名是梅贻琦。梅先生作过清华大学校长及教育部长多年，人多知之。另一人是南开最大功臣之一的喻传鉴先生。另一个大功臣华午晴（华白眼）也是第一班的学生。另有银行家大陆银行经理韩云裳等知名之士。

前此保定有一个什么师范班，办的不好，归并于南开。其中出名人物有陶孟和（履恭）。陶先生系留英学生，主持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并任北京大学教授多年，对于中国社会学术很有贡献。

自从移校于南开以后，校誉益隆，人材辈出。南开毕业生作过部长、大使、大学校长、科学家的，车载斗量。国民政府方面，有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大使段茂澜、于坡吉、张平群，部长郑道儒、田炯锦、张道藩、张厉生、张兹闿、查良鉴、吴国桢、叶公超，等等。共产党方面以周恩来为首，其下有林枫、刘澜波、黄敬（俞启威）等等指不胜数。世界出名数学家陈省身，及出名物理学者吴大猷均系南开出品。

中国唯一写戏剧够格的万家宝（曹禺）是南开学生。但也有许多名人不是南开学生而误为南开学生的，例如最出名小说家老舍（舒舍予）在南开中学作过教员，不是南开学生。中共女要人邓颖超（周恩来之妻）不是南开学生。许多报纸图书每以邓颖超为南开学生，似乎掠美。邓颖超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作学生时，南开尚无女校。南开女子中学成立于1923年，那时邓颖超早已成年，成为共产党员，不是学生了。河北女师校长齐璧亭出国留美期间，张伯苓代理女师校长，所以邓颖超及许多女师学生也呼张伯苓为校长。

许多学生兄弟姊妹同在南开。例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琳（医务署署长）、梅贻宝（燕京大学校长）、梅贻龄（女）。吴大猷、吴大业、吴大立三兄弟。查良钊、查良鉴、查良镕、查良铸、查良镛。张训坚、张训达、张训恭、张训良四弟兄。黎绍基、黎绍芬、黎绍芳等等。多数南开毕生承张伯苓先生的感召，每能洁身自好，对国家有所贡献。作汉奸的人或贪污被枪毙者尚未闻及。

中学时代人格之感化有极大影响。潜移默化，每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一项道德标准，树立一种永久的是非观念，永生不改。例如南开不准随地吐痰，南开学生每人均已接受这训练，一生实行这好习惯。张校长每以“为公爱国”训示学生，因此南开学生多有为公的观念。这为公的一点是南开与众不同之处。

张先生眼光远大，60年前即提倡体育，注重科学，主张为公爱国。这三大政策是当时极新颖、人所不知的。当时很少学校有物理试验室、化学试验室，唯南开有之。南开之出科学家，或与提倡科学有关。

中国人不重视体育，时至今日犹且如此。60年前提倡体育，乃先知先觉的事。因为提倡体育，华北运动会每以张先生为会长或总裁判。而华北运动会之跑第一者常为南开学生。民国初年的郭毓斌、魏文翰闻名全国，均是南开学生。二十年代篮球之五虎将亦属于南开。民国十年以后，南开体育普及，规定每一学生必须跑百码、跳远，方能毕业。每一学生必须抓上铁杠，跳木马。这均是他校所无的体育考验。

爱国运动每发于南开，且由张校长主持。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卅抗英运动，均有南开参加及领导。周恩来、马骏，就是这些运动中的知名学生。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因南开向为爱国抗日之发源地。

南开且有一些新课程，例如“时事”、“演说”和劳作实验。虽然未能始终维持，后继为艰，然对于学生的训练不无裨益。

“时事”是提倡学生知时务，每星期有一课。由先生讲时事，由学生讨论时事，试办之初很有兴趣。然而先生难请，并没有能讲时事、专懂时事特有消息之人。仅能讲讲报载新闻。学生已看过报了，先生用同一来源来讲，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中学学生知识有限，对于政治、经济、哲学、事理，均无认识，更无深刻成熟的了解。对于讨论时事是无法进行的。而且无法像算学、物理可以考试。没考试分数的课，一些学生不理，试行几年，1922年后，就没有正式把时事列为课堂的科了。只时时鼓励学生自己注视时事。

“演说”是另一新的尝试。一个人表达意见有两种方法，一为笔写，一为口讲。学校教育，仅重笔写，学生不能用口表达他的有条有理的意见，这种教育是不完备的。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在公众之前不能表达己见，则民主政治无法实行。公开演说能说服民众，乃民主国家中领袖的必有训练及能力。张校长训练学生公开演说的意见绝对正确。然而又是同一困难，教公共演说的先生是没有的。而每星期一次演说，学生没材料可说，因而无话可讲。试行二年，这课程也改为课外活动了。

1923年，张九先生（彭春）由俄国考察归来。把见于俄国学生从事实习、不念死书的教育方法在南开仿行，乃令学生实习工匠、铁匠及工厂。九先生的想法，张校长原不赞成，既是新政，姑且试试。试办一年行不通。学生求学以念书为本，不要作木匠，作铁匠，而且也没有木匠、铁匠可作。只是象征的，木工、铁工，学生随便玩玩，不如苏联学生，与政府工厂有密切联系。九先生的试验不灵，然而南开日新月异，日日求改良求进步的精神不可泯灭。

南开学生的课外活动，似为各校之冠。学校青年会是基督教学生活动之所。另有童子军、足球队、篮球队、敬业乐群会、南开周刊、话剧团、京剧社等等。学生的德、智、体、群，均有启发和锻炼之所，不仅课本上有成绩而已。

人格高品

张先生最伟大之处，在于言行一致。自奉俭约，对于金钱一介不取，一丝不苟。南开虽然有董事会，有颜惠庆、吴鼎昌、陶孟和、胡适、丁文江等为董事，这些董事是挂名的董事，既不负筹款之责，也不问校务。一切财权用人均由张先生一人总揽司理。在中国一般人处在此类一人专政制度之下。多是予取予携，钱款不清，有钱下腰包，自己享受。张先生始终住在南开后边电车厂旁边一个臭羊皮市中。三间平房，门前满晒着臭羊皮。但是他这三间房之内部则窗明几净，绝对整洁。地板总是红红的，玻璃总是亮亮的。因为整洁是张先生个人力行的规律之一。用以持家，用以治校，亦用以训示学生。他不赞成名士派之蓬首垢面，乱七糟八。他说，“你要成一个名士是可以的，但不必学名士派。”他对于名士的定义是“一个人说一千句胡涂话，其中有一句稍微明白一点，这个人就是名士。”

他在学校月支100元，后来有了南开大学，他兼作了大学校长仍支100元。三十年前100元当然比现在的100元价值大，但一家六口，四个儿子一位太太总要极度紧缩方可过活。所靠以维持者是天津电车公司月付300元。天津电车公司是比利时人办的，为拉拢地方人士，聘张先生为董事，月送300元车马费。多少年来张家就靠此过活。其余学校学费收入，外来捐款，涓滴归公，用为发展学校。

赴北平时，先生永坐三等车。住在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店账每日一元。先生去平时，每次带一盒臭虫药，一包茶叶。北京旅馆的臭虫很多，永久欢迎客人。臭虫药是必需的防敌设备。另外张先生自带一包茶叶，因为旅馆的茶叶实在太劣，太要不得，这一包茶是张先生唯一奢侈品。

虽然这样俭省，每月的钱有时仍不够。唯一办法，是由学校临时挂借。华午晴先生手中有一本秘账，详记每次借的数目。除非绝对为学校公事由学校出账，由学校付旅费外，大多时候均记在他自己挂借的账上。1930年他作东北大学董事，坚决不肯接受分文金钱报酬，但每次出关去奉天时又不是南开学校的公事，他这十几元旅费，就算作向南开挂借。诸如此类，年积月果，多年堆积起来已借到两千多元。

1934年，日军入关进占冀东，国民政府派黄郛赶到华北，向日军求和，签订塘沽协议。黄郛为维持中国的面子，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网罗地方人士以壮门面。张先生首当其选，自在延聘之例。但委任状送去以后，张先生拒不肯就。黄郛知道我是张先生的学生，特烦我往说。我由北平到天津力陈华北局势之危。先生说：“我已经和日本打过一次败仗了，不能再打败仗。”我说：”塘沽协议已签订了。打败仗的是黄郛，与先生无关。目前仅是春帆楼讲和，得一喘息时间，以期再战。既不作汉奸，亦不向日本人叩头。”许久先生方说，”那么好罢。”方俯允充数为委员。

当时华北危急，日本人节节逼攻。黄郛的政务委员会支持没到一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勾结萧振瀛、宋哲元，另组华北政务委员会。黄郛仓惶南返，再上莫干山休养，不久且寿终正寝了。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也风消云散。黄郛南返之前，把各委员的车马费分送给各委员时，张先生在天津不在北平。黄郛把张先生车马费3000元交给我，请代转呈，黄走以后，我去天津送呈这笔钱。张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未给国家人民作任何事情，拿这三千元实不应该。”

这是本文作者赴英留学第一年（1925）的照片

这一下子我可为难了。黄郛南返，随从人员均已星散，这笔钱无从退还。我也不能从中吞没，自己下腰包。在这不得要领之时，我去找南开的金刚华午晴先生和伉乃如先生寻求解决办法。华先生忠厚长者，说不出什么主意。还是伉先生智多星，他说：“校长在学校挂借两千多元，多少年没法还。就拿这笔钱作为黄委员长黄郛个人以朋友身份，捐赠南开代校长还这笔欠款如何？”得此解决办法，我喜出望外，立时把钱交给伉先生。由伉先生出一收据，以为将来在我和黄郛在地下相见时总算有个交代。

这3000元如何处理，伉先生足智多谋自有办法，无关宏旨。我述这段故事的目的，在说明校长一生公私分明。外边人连同我们这班老学生全不知校长会艰窘如此，欠款无力归还。现代中国人中，这样人绝无仅有，一般人多是公私不分，予取予携。公家钱就是自己的钱，自己的钱仍是属于自己。

南开学校是校长一人唱的独脚戏，尚有条理如此，南开学生应永以为法。

知人善任

南开的台柱有四个人，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喻传鉴。这四人应称为四柱，或四大金刚。南开一切校务行政，全托在这四根柱子上。张校长好比一个大梁，这大梁托在这四柱之上。这四根柱子，永久直立，永久不腐，永生效忠南开。南开之成功在稳定，而于稳定的根源在于这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是铁打衙门。至于教书先生乃是流水官，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年年物换星移。而一切学校大计，行政层务，全托在这铁打衙门的四根柱之上。这四根柱永不更换。教员先生，如舒舍予（老舍）、范文澜、罗常培、陈小辫、王老虎等等，全是此去彼来的流水客卿。大学的教授如蒋廷黻、徐谟、李济、何廉、方显廷、罗隆基等，更是临时设帐之事，三五年后就远走高飞了。而这四棵台柱，屹然不动，死而后已。

张伯苓和喻传鉴

喻传鉴浙江人，南开第一班学生，北京大学毕业。主持校务勤勉认真，五十年如一日。在1920年代，南开只有一千人，规模尚小。喻先生还教几点钟的课。例如四年班（最高班）经济学由喻先生教。后来学校大了，教务繁重了，喻先生就不教课了。1930年代，重庆南渝中学成立，喻先生主持南渝，稳坐沙坪坝，是实际的校长，名义仍是主任。喻先生办事认眞，一丝不苟，学生成绩较差，或被“挡驾”（勒令退学）而请求人情者，多数不准。这些要求不遂而含恨的学生骂他为“臭鱼”。实在喻先生既非鱼，亦不臭，其人和霭可亲，唯我要拙于辞令，说一口浙江音的天津话。每次上大礼堂代校长主持修身班，天下大乱，很少得满意的结果。

孟琴襄是师范班学生，是南开事务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欧战，在法国为华工青年会的干事。（南开另一个华工青年会的干事是郑道儒。）孟先生1920年战后返国即充任南开事务主任。办事有板有眼，能动能俭。南开校内没有一般学校的满地橘子皮，满地乱纸。校中各处整齐清洁，食堂里没苍蝇，厨子茶房，每日必须剪指甲，常常剪发等等，百种屑务多是孟先生管理。1930年，我充任东北大学校长时入关借兵，商请张校长把孟先生借重一年，出关为东北大学的事务主任。孟先生到东大以后电灯亮了，马路平了，水沟通了，教授住宅减少了报怨（300个教授太太，南腔北调七嘴八舌，没报怨是不可能的，减少就好了。）而且一年之中事务部节省20万元，这内中的巧妙，均由于孟先生的事务“天才”。而这天才之来源，是伯苓先生训练的结果。

华午晴先生是个笨重人物。身材高大，笨是笨极了，但极重要。其重要性非一般局外人所能了解。他的名位官职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主持事务，管理房产，修理旧房，建造新舍，但他不是事务主任。因为事务主任是孟琴襄先生。学校的钱款均由华先生经管，但他又不是会计主任，会计另有他人。校长每称“华先生”，学生亦称“华先生”。华先生拙于言词，好像从来说不清任何一件事。但心里有数，任何一件经手的事全清清楚楚。例如八里台南开大学之修建，南开女中之修建，均是华先生一手经办。南开中学的大事，南开大学的大事，均与华先生有份。南开学生不知底蕴，以为“华白眼”是一块大肚皮的一块大肉，殊为皮相之论，不知华先生之重要性。

最大功臣当为校长秘书伉乃如先生。在学生中最没人缘的人，也是伉先生。学生在背后总说“小伉”如何如何，实在伉先生中等身材，并不小，惟在校长之前相形之下好像渺小。他当时年岁、身材均不小。许多学生说他气派小，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优先生足智多谋，好主意很多，坏主意也很多，在二十年代伉先生兼教化学。周恩来、吴国桢、寗恩承等全是伉先生受业弟子。他教书极有方法，极受学生欢迎。一九二二年以后校务日增，他就专主校务，兼代大学注册部主任，不再教化学了。

注册部是阎罗殿的判官，主管生死簿的地方，不及格的学生在生死簿上列有“死”字的，对于判官自然不感激。已死的人对于判官自然也无感情。

伉先生足智多谋，深于世故。所谓”深于世故”即是能应付许多好事或坏事，能应付好人或坏人之谓。应付好人用好法，应付坏人须用坏法，道学先生不懂世故人情，仅板着脸说仁义道德无补时艰的话，是无用之人，伉先生不属于这类。在演新剧时周恩来饰女角，伉先生一向充坏小子。伉先生深深了解人性恶的一面，因为懂得应付恶人和坏事。

许多南开学生不满意伉先生，但又说不出反对的道理来。我曾问过反对伉先生的同学：“你说伉先生怎么不好呢？『为人谋而不忠乎？』”对方却说不出证据来。

周恩来因为和伉先生一起演新剧，又一度作过校长的助理秘书，因此周、伉二人极为友善。在共党秘密工作时期，周恩来潜来天津，伉先生曾掩护过他。那时国民党时代掩护共产党人乃是杀头之罪，你能说伉先生为人谋而不忠吗？许多人批评伉先生趋炎附势，然而当周恩来避难时，并不是以后的总理。伉先生不是共产党员，而为朋友冒生命危险，不能不说为朋友忠。

除了四大金刚以外，少数职员多是临时的短期客串人物。校长自己每引以自豪的是他用过三个学徒秘书。一个是郑道儒，一个是段茂澜，一个是周恩来。这三个人后来全成了部长、大使、或总理。是否由于他三个人的“天才”，或是由于校长熏陶教育之功，则须由读史者自己决定了。

1945年，校长70大庆，当时周恩来在重庆，到沙坪坝来贺寿。他说他的革命成功实由于校长的一句训示。北方冬季天气甚冷，学生宿舍早晨不生火。许多学生贪图暖被窝，不肯起来。校长说，“你要光臀由床上跳起来。当你光着身站在床上，你急于穿衣，急于下床，就起来了。反之如躲在被窝里，越躲越懒，就起不来了。”周恩来说每当革命有困难的时候，他记住张校长这“光着臀由被窝跳起来”的一句，就把困难克服了。

张校长知人善任是他最大本事之一，伉先生、华先生等四大金刚只有在张先生手下方成为“金刚”，如在别人手下，或者仅是“土法炼钢”而已。

南开待遇菲薄，不足养贤。校长谋同人的生活安定，有一种保险办法。每个高级职员由学校代买人寿保险以求其最低生活之安全。但是连年内乱，外患频仍，货币一再贬值。这些先生的保险金得有多少实际好处，就不可知了。

公开夸奖是张校长用人术之一。上修身班时，常把华先生、喻先生在学生面前称赞一番。有时也赞扬”五奶奶”（校长的太太）。被赞扬的人自然觉得很舒服。人之为善，每惧他人不知，有人知其善并公开赞扬之，善莫大焉。这些人愿为校长效命。“五奶奶”六十年忠贞相夫，或者亦由于张校长这种夸赞之术使然。

修身敬业

民国初年孔孟之道仍盛，修齐治平之术仍有势力，各级学生仍讲修身之道，各校均有修身一科，以为德育之本。然而空口说白话，瞪着眼睛讲道德，说仁义，原是干燥无味的事。加以两千年前孔孟之言有许多已不合时宜。五经四书已经不用为课本，修身一科虽是要紧，但这门课不好讲。“修身”教科书也很少，只有蔡元培编的“修身”内列仁义勤学等篇。讲起来略如乡村牧师礼拜日之例行说教，听来毫无趣味。张校长独出心裁，不用修身课本，于每星期三集全校学生于一堂，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讲给学生求学、作人、处事之道，这叫作修身班。

这个修身班乃是南开特点。南开精神训练，尽在于此。学生在校所学的一点方程式、化学、原子的知识，几十年后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惟独修身班校长所说的话，许多学生尚记得一二。周恩来所说光臀由床上跳起来，即是校长在修身班中之一句。这修身班的影响力乃是眞的教育，眞的精神训练。

校长在修身班所讲的话没有课本，没有讲义，是一种漫谈，上下古今的事全谈。但媚娓动听，讲道德于闲谈之中，潜移默化之乃使学生成为正人君子。每当校长不在校由别人主持这修身班时，那就糟了。全堂乱烘烘，谁也不听谁，台上台下两边均觉得很窘，很着急。

校长每次修身班均鼓励学生要“长”要“顶”。每每先说一段故事，或者南开学校的故事，甚至“五奶奶”的故事以为引子，然后再说到有困难时要项；凡作一件事业或求学均要长。每述南开历史之增长，如数家珍，以鼓励学生求知之志，使之日新月异。

少年时身历甲午的大败仗，所以张先生鼓吹爱国，鼓励学生为公，要公而忘私。他说中国之大患在于人们太自私。必须化私为公，国家方可强盛。

校长又常引俗语格言以训学生。最近南开一个老学生卢广声说香港剪发很贵，每次要四五元。但是他仍是每半个月剪一次发。因为张校长在修身班上说过“勤梳勤洗睑，就是倒霉也不显。”他得此一句一生受用不少，或者因此一生也没倒霉过。

校长爱讲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故事。（鲁哀公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就可以富国强兵？如果有那么一句话，那是什么呢？“一言可以兴邦有诸？”这句话问的本来很胡涂。孔子答他说，治国之道很多，很难于用一句话概括一切。不得已用一句最简的话说是“为君难”。）校长每以此训示学生。做事必须战战兢兢念念不忘困难，随时随地小心，就不致有错了。

张先生训示学生敬业，凡事须认眞作，好好作。不可马马虎虎，不求甚解。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不合现代科学精神。学生组织中有一敬业乐群会。周恩来是这敬业乐群会的活动分子之一。张先生以敬业乐群为训示，敬业是个人工作原则，乐群乃是公共生活的基本道德。中国人只知个人，及他个人的家，而没群的道德，乃是国家大患。这个敬业乐群会办了许多年。还过一个刊物叫做“敬业乐群”。

修身班所讲的基本道德，要学生为公、为国，也要学生有能力。没有能力，则“天下为公”一句话是空洞的，不能实现的。

日新月异，天天求发展，天天求进步，乃是南开基本精神之一。张先生每深入浅出以俗话“长”“顶”说出这道理。只有对于念过四书的老学生方引证“康诰曰作新民，苟日新，日日新”之原词。对小学生每说“后排的小学生你们懂吗？”小学生谁也没勇气自认不懂。校长每自问自答“你们不懂”。许多一二年小学生越小越自负，对于校长所说“你们不懂”一句话很不服气。但许多小学生都也记得校长的话，永生不忘。

防微杜渐是张校长另一训示。“君子防患于未然”，凡一件坏事须在起源时严防制止。如果起首之时不防，以恶小而为之，任小恶发展，终成燎原之火，不可收拾的大恶。他说“你要不抽烟（鸦片），先要不抽烟卷。”南开对于学生吸烟严厉之至，吸烟者开除，虽是罪轻罚重，盖亦本于防微杜渐之意，南开始终严厉执行。

离校的南开学生多数永生不抽烟，没有肺癌。但有些人离校后染了这小恶习，违背了张先生所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理。但这些学生早已长成，且均已离校，不吸烟的校规鞭长莫及，无法以开除为制裁了。有一次一个老学生于南开校友会时自宣其非。向校长说“我抽烟了。”校长说，“我的规章对于已离校的学生已经放宽了。你抽卷烟是可以的，不抽大烟就行。若是你抽上了大烟，我的规章是你不抽白面（海洛英）就行。”

有一学生开玩笑说“假如有抽上白面的又该怎么办呢？”张先生说：“你指出那个人抽白面，要他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因为南开学生向来没抽白面的，所以校长的挑战是胜利的。张先生向不为假设的问题而烦恼。以假设的问题呶呶不休，白废唇舌，辩得面红耳赤，张先生从来没有过。

【20世纪】三十年代华北局势日非。南开在大后方的重庆沙坪坝设一分校名为南渝中学，发展甚远，不久已达3000人。1937年后，天津为日军占领，日本人以南开为抗日大本营，乃大肆虐，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南开中学亦无法开门。于是重庆的南渝中学改为南开中学。1941年后日本屡战屡败，国土重光之期不远，人们以为不久可以恢复天津的南开了。1943年重庆南开中学校务会议，不知什么人提出南开名义问题的争辩：天津光复以后，如果天津一个南开，重庆又一个南开，岂不相混？如果重庆南开再改回南渝，出尔反尔也似乎有困难。众议盈庭，辩论了许久得不到一个满意结论，没人提出妥善办法。张校长沉默了许久说，“只要天津收复了，日本人打败了，这南开校名问题你们交给我办。”与会的人均哑然失笑，不再辩论了。

急智应变

张校长有急智及应变之才，每能看出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向不以空想假设的事情妄费唇舌。

张先生一生奋斗，主张战胜万难。他说“中国人每说‘没法子’、‘没办法’，是不通的。世上没有没办法的事。任何事全有办法。死，也是一个办法呢。”

先生一生，同其他中国人一样，永生在忧患之中。19岁时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大败。24岁经拳匪之乱，八国联军破天津占北京。接着外国要瓜分中国，抢租界、占海口，国内闹革命，推翻清廷。民国以来情况更糟，袁世凯的胡涂自私；督军团之凶狠；直系、皖系、奉系、西北军内乱频仍。天津、北京打来打去何止七进七出。南开生于变乱之中，诚非易事。天津是河北省的首府，督军省长所争之地。处在这样污泥之中，滚来滚去而能使南开日新月异，有赖于张先生的急智及应变之才。张校长不卑不亢，向来没对这些当权派卑躬屈节。幸而盗亦有道，这些粗人混蛋对张校长均有相当尊敬，对于南开向无损伤。

1943年在重庆时，校长述及天津往事。校长说，“我们南开没受过这些人（曹锐、李景林之流）的损害。而且我还由他们身上弄点好处。”的确这些人对南开尝有捐款赠地之善。离天津不远的小站有一块校田就是天津当权派捐给南开的。

北京政局幻变，颜惠庆组阁时曾请先生为教育总长，先生辞不就；奉系占华北时，曾请先生为天津市长，及教育总长，亦未就。盖先生眼光远大，知道一下海就身败名裂。自身不保，南开学校亦随之瓦解。

表面上先生虽似雄狮猛虎，办事勇往直前，但有时看情形不对，也就见风转舵，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决。他说“许多事可由时间解决。”

1924年南开大学罢教风潮可为一例。那次罢教风潮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南开向无罢课风潮，一切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五卅抗英运动，均由校长主持。由校长和学生协商共同出发游行，不必由学生罢课。尤有不同的，是其他各校学生罢课，从无全体教授罢教的事。南开教授全体罢教，是破天荒了。

许多学潮起因都是小事，那次罢教也不例外。“南开周刊”是学生一种定期刊物，以前称为“校风”报，由周恩来主持，周离校以后由王捷侠接办。这类学生刊物，本无重要，学生们写几篇小文，练习笔墨而已。但日子久了，稿子缺乏，连小文也作不出来，因而难以为继。1924年冬，一天王捷侠找我拉稿凑数。我在一小时内写了一篇小文，一篇杂感，题目为“轮回教育”，批评一些年青教授没有眞知实学，仅把在美国大学的笔记，拿来贩卖，念给学生听，学生记下来，再转贩给别人。如此陈陈相因，把不相干过气的笔记，转来转去，中国学术永无进展之可能云云。这篇文章注销以后，像其他大学学生所写文章一样，没人重视的。我自己以为交卷了也没重视这一篇短文。过了两个月，不知那位教授（有人说是蒋廷黻）发起，由全体教授联名向张校长请愿，指明这篇文章有毁谤性，必须把作者开除，否则罢教。这样哀的美敦书突如其来，张校长深以为难。既没法得罪全体教授，又不能无理开除学生，直是晴天霹雳，第二天48小时以后，全体教授真的罢教了。于是南开风潮轰动华北，也轰动全国。

“南开周刊”是学生会所有，学生会是周刊出版人。教授罢教以后，经学生会紧急会议，一致议决，学生有理。全体学生决存反抗全体教授之无理取闹。这个风潮因此就扩大了。原来一篇不相干的文章，现经英文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全部译成英文。京沪中文各报亦全部把这“轮回教育”竞相登载。而且各报一致对于这篇文章同情，认为说的有理，斥教授们无理取闸。平地一声雷，我忽然成了无名英雄。张校长处此进退两难之中，一方面是全体教授，另一方面是全体学生。不能开除全体学生，更不能开除全体教授。屡经丁文江（校董）调解，梁启超先生打圆场，均无结果。相持一个多月，仍在罢教之中。时值严冬，校长不声不响，提前放假。宣布明年2月1日开学。

到了明年2月如期开学。校长没说任何话，教授学生谁也没再提起风潮这件事，就不解决而解决了。有一些人误以为因此大风潮我被开除云云，实非眞相。校长应付事变，不了了之的能力，远非一般人所能及。

许多年后张校长提及那次全体教授罢教大风潮，轻描淡写的说“两个孩子摔交。摔倒了，爬起来，拍拍灰，回家吃饭。”

张校长一生的善言很多。群弟子记善言，个人所记不同。我所能记者只限于我的求学时代，为期甚短。南开学生几万人，各记一两句想是不止万言。

关于男女箴言，我所记得一句是向南开女中毕业学生的训话。校长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着不顺眼的人就是你（他的原配太太）。”

张先生对于自由恋爱不甚赞成。他说“旧式婚姻一半好一半坏，新式自由结婚也是一半好一半坏。以前结婚不自由，离婚也不自由。现在自由结婚，自由打架。”他现身说法：“五奶奶（校长夫人）是旧式婚姻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终生和好。九先生（张彭春）自由结婚，自由吵嘴。”

先生力主戒多言，“多言多败。”但是年青人有话就说，有话憋不住。校长60岁以后前列腺发炎，老年人小便频繁。自嘲“年青时尿可憋得住，话憋不住。老了，话可憋得住，尿憋不住。”

推理的方法先生力主归纳法。每教学生把事实一步一步摆出来，然后说出结论。甚至不说出结论也没关系，对方自己会得出结论的。

不可先把结论说出来，然后再逐渐证明你的结论之正确。我在东北大学时每先说某教授“胡涂”然后证明那位先生如何如何胡涂，那位教授自然十分不服气。张校长和我说“不可把结论放在前边，先说人胡涂然后举证明。要先把胡涂的事实逐渐摆出来，然后再作结论。”

热诚待人

张先生不是纯理智，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一类人。他对人极热诚，一向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由下列三件事可概其余。

张先生对于党政及政党向无兴趣。1937年八一三抗战军兴，不久南京就陷落了。先生由庐山会议下来，飞来汉口。那时吴国桢任汉口市长，我在汉口主持财政部税政。张先生同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同坐一架水上飞机由九江到汉口。吴国桢先得先生来汉口的消息，约同我去到江边去接张先生。

飞机降落长江以后孔院长匆匆去武昌。我同吴国桢送张先生到汉口三教街信义书店楼上一个住所。吴国桢不久就走了。因为那时军事紧张，南京已被日军占领，武汉成了实际的临时国都。吴国桢忽然由一个普通市长变为实际上首都市长，其忙可知。吴国桢走了以后，张先生很神秘的向我说：“你猜这次我来汉口作甚么？”我当然茫然不知所对。他接着自言自语说“蒋先生邀我入党，你以为如何？”这是我毫无准备的“试题”。且事关张先生“终身大事”，我似乎不便置喙。然而我的意见十分肯定，我说，“我以为校长多年守身如玉，玉洁冰清，似可不必下水吧？作票友随便唱一两句大家全叫好。一下了海就有入喊‘通’了。在国民党内看不出有甚么贡献。在党外对国家的贡献或者更多、更大。”

蔡元培和张伯苓

张先生连说，“唉，唉。”似乎赞同我的看法．第二天他去武昌见了蒋先生，如何说的，不得而知，但是没有入党。

1938年，国府迁重庆。张先生住沙坪坝南渝中学校内。一次有点小病。蒋委员长亲自来沙坪坝探病。张先生甚为感动，因此报以热情，乃加入了国民党。以德报德之热情这是一例。

1930年春，东北大学出了问题。原任校长因为与各院长闹意见，做不下去。张学良董事长推我充任校长。我以为兹事体大，恐怕作不好，屡辞不获。拖了两个月仍然找不着接办东大的人选。张再三邀我去试作。不得已我说“我去天津请示请示祖师爷。看他有何高见，有甚么人。”我遂立即登车入关。那是阴历正月初四，北方仍是冰雪封地。到天津是早上六点，方刚放晓。我到张宅时校长方起床洗脸。校长见了我突然而来，绝早求见，必有原故。我直道来意之后，校长说“大学中的困难可以想见，而且是免不了的。但是既然汉卿有求人的困难，找不着另外人选，人家有困难，咱应为他解决这困难。至于作好作不好，那是咱的问题。不可把咱的困难来顶人家的困难……由个人方面讲，人家对咱有好意，咱应以好意报之。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张校长对人的热情对事的见地，一言决之。两个月的考虑，许久的进退维谷，我立下决心不再犹豫了。我因此作了东北大学校长。

家风遗韵

张先生是旧式结婚，张师母王夫人是天津名门之女。她也是高大人材，且长于校长三岁。生四子，钖禄、钖羊、锡祚、锡祜。均是高头大马四个伟男子。钖禄精于算学，是算学教授，执教各大学。现在执教何处不可知了，大概仍在某一个大学教算学吧？钖羊自负有生意经，但一辈子也没发财。胜利以后1946年作过天津市公用局局长。共产党1949年占了天津，这公用局长自然拜了杆。但以周恩来的温情主义，锡羊未送劳动改造。总算得庇校长之余荫。他目前在甚么地方？作甚么事？久无消息。锡祚幼年即得严重的肺病。许多医生均说不可救药。张太太爱子情深，不信这些西医中医的诊断，自己细心调护，锡祚居然活了五十多年，现在仍然健在天津，可谓母爱的奇迹。校长屡次称赞“五奶奶”的伟大，凭母爱之力护理老三的肺病，延长五十年生命，可以说母爱胜过一切。四弟锡祜立志报国，18岁投笔从戎，加入空军为飞将军，不幸于1937年飞机失事陨落于江西丰城。国府失一战斗之士，张家失了一虎，极为可惜。锡祜失事之次日空军即电告校长。然而校长恐张太太失了爱子，可能伤心，所以秘而不宣，始终没说锡祜之死。起初两年说锡祜去了美国受训练，后来说调往前线作战。隐瞒托词，拖了三四年，在张太太面前始终没正式宣告锡祜死讯。据锡羊说直到1950年他未听到老太太说及钖祜之死，然而已是心照不宣了。这又是张校长不了了之的手法之一。

张校长的家庭和睦美满，六十年如一日。夫妇相敬如宾，可为任何夫妇模范。

【20世纪】四十年代，抗战紧张。人们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时，群居重庆无所用心。吃饱饭后，制造许多蜚语流言

以为谈助。一时忽传张校长讲恋爱了，校长太太气得出走了云云。一天，一个下江太太向我说，“南开办得不好了，因为张校长净是讲恋爱。”我问她甚么人讲恋爱？女方是谁？她竟无以为对。

当时张校长年近70，以生理、年龄说，讲恋爱的时期似已过时。而且张校长生平不二色，恋爱云云，似乎不符实际。后经详细从旁调查，事出有因。原来有一个通州某女校长，是个老处女，在重庆无所事事，常来请教校长。初时校长对她客气，延见她几次随便谈谈。后以这女人啰嗦不休，校长就避而不见了。再来拜访时，校长烦张太太出面说是“校长不在家。”此人自知没趣，也就不来了。因此以讹传讹，有花添叶，好事者传为张校长讲恋爱，冤哉也。

作者简介

宁恩承（1901-2000），教育家。1921年南开中学，1922年南开大学，1925年赴伦敦大学，192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1929年回国后东北边防公署外交秘书，边业银行总稽核。1930-1933年任东北大学秘书长、校长。后历任财政部河北特派员、冀晋察绥统税局局长，改革币制银元改为法币；中央银行经济委员，创立所得税，训练税务人员；湖北直接税处主任；财务人员训练所主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财务处处长；中国农民银行总稽核；沈阳世合公银行总经理；台湾新高木材公司经理，香港ST. PAIRES’ COLLEGE校长。1959年移民美国，1967退休，2000年离世。

23岁，因发表《轮回教育》一文而震惊学界；25岁受张学良资助赴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专攻财政金融学，期间，与老舍结识并成为挚友；30岁任东北大学秘书长、校长，代张学良主持校务，使东北大学走向鼎盛。1950年赴香港创办书院。

文章已于2019-10-1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