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2020年1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等，了解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其中，冯友兰的爱国思想与哲学实践尤值得今人追忆。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时期创立了“贞元六书”的新理学体系，并非偶然之举。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战争，要求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要各尽所能，为抗战服务。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友兰所能做的就是创立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为抗战作精神上的指导。此前学术界对冯友兰的研究，多侧重于作纯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或者是意识形态上的评判，不够重视冯先生根本的人文关怀所在，模糊淡化了他“贞下起元”、“旧邦新命”的哲学抱负，这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处民族危难之境

1928年后，冯友兰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公推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主席，代表清华教职员及清华教授会主持并起草了一系列鼓励前线将士抗战及敦促政府抗战的电报、文告等。如：《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电》、《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致十九路军将士电》、《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告同学书》、《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致国民政府电》等等。这就是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冯友兰便十分关心战事，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热河失守后，冯友兰代表清华教授会起草了致国民政府电文：

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此次失败，关系重大，中央地方，均应负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员，即可敷衍了事。查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负全国军事之责，如此大事，疏忽至此；行政院宋代院长，亲往视察，不及早补救；似均应予以严重警戒，以整纪纲，而明责任。钧府诸公，总揽全局，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则人心一去，前途有更不堪设想者。

在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建议其改正之余，冯友兰也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担心和忧虑。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日寇的入侵，北京的失陷，在从北京到长沙，又从长沙到昆明的辗转跋涉中，冯友兰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亲身体验了国家民族危亡的滋味，他写诗道：“洛阳文物已成灰，汴水繁华又草莱。怀古非祗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思想上虽然有些伤感，但这位哲学家并没有就此沉沦。他对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充满信心的，这也充分体现在他1938年为西南联大所写的校歌歌辞中。歌辞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冯友兰在《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一文中说：“汪精卫的行为，倒行逆施，愈出愈奇。……自民初以来，常有些人以叛徒自命，以叛徒互相恭维。这实是一个很危险底事。这些人的原意，不过以叛徒为革命家的别名。但是久而久之，或有人以为叛徒的本身，即有什么好处，不论什么叛徒，都没有什么好处。若有人为作叛徒而作叛徒，那就无所不至了。……离开道德的观点，完全从个人自私自利的观点看：汪精卫的行为，对于他亦不见得合算。他非至愚，何以见不及此？此又何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亦可于旧日的典籍中，找到解释。……简而言之，这些人都是‘利令智昏’。”痛快淋漓地对汉奸逆贼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他在1946年撰写的纪念碑文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这个碑文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虽然冯友兰在当时对将来要建设的现代化的新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并不清楚，但这“确代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绝大多数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愿望”。

苦心孤诣作六书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半壁河山，许多重要部门和单位纷纷被迫“南渡”，中华大地上笼罩着阴云，悲观消极的情绪到处蔓延。与那些悲观消极论者相反，冯友兰认为沦陷的失地一定会光复，中华民族必然会重新崛起。而在民族战争的紧急关头，只有用民族的观点，才能更广泛地功员群众。冯友兰认为，“民族哲学能予其民族中底人以情感上底满足”，而这种“公同底情感上底满足”，即“可以引起精神上底团结。”坚定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从而走向胜利。

这在《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可以得到说明。序文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此段序文，表面上是在说一切先哲著书立说的宗旨，实际上也是在述说自己的抱负，欲借圣贤以立言。时值日本军国主义大肆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创作《贞元六书》的第一本《新理学》时，正是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清华大学由北平迁到南岳时写的。1939年，全体军民进入抗日战争的高涨阶段，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冯先生说：“十四个月以来，我们可见，对于中国大众，爱国已不只是空洞底理想，而已是活底道德。”这一年，《新理学》正式出版，而他创作的外在动力，就是全民族的抗战。实际上，“贞元六书”的前五种都是抗战时期写成的，其中充满了对于抗战胜利、民族复兴的希冀。

“贞元六书”的提法，表达了冯友兰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宏伟志愿以及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他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个人努力；同时也充分表达了冯友兰对抗战所抱持的必胜的信念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就显得非常清楚。冯友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冯友兰在此明确指出，他从事哲学创造的目的是为国家致太平，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心立命之地。具体地说，就是为全民族的一致抗战，提供一种理论的说明。比如，《新理学》重视共相，就是当时民族至上，一致抗日，救亡图存的民族心理的反映。后来冯友兰在《怀念金岳霖先生》一文，回忆卢沟桥事变后，随清华迁到南岳时的心情说：“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至于《新理学》，则不仅书名有中国味，而且内容有中国味，所以“打动了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对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心动机，冯友兰晚年犹有清楚的记忆。他说：“在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洋洋大国，居于领先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度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我当时的哲学思想，也接近程、朱道学。在当时希望对于抗战有所贡献的人，只能用他所已经掌握的武器。我所掌握的武器，就是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于是就拿起来作为武器，搞了‘接着讲’的那一套。”冯友兰在此明确地说，他是为了为抗战作贡献，所以才接着程朱道学往下讲。后来的事实，证明冯友兰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新理学》问世之后，被学术界的许多人认为是民族哲学复兴的标志，而哲学的复兴，又是民族复兴的先导。

此后，《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相继问世，并且大部分是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冯友兰说：“我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因为中国人既有辉煌的过去，又有伟大的将来。”所以“贞元六书”充满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强调了民族的自尊心，洋溢着对于民族复兴的热望，所谓“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新原人》自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深情。在《新事论》也有民族自信的豪语。张岱年先生说，冯友兰“试图为‘抗战建国’建立一个思想上的理论基础，用意是很明显的”。还有学者也认为，在“贞元六书”中，冯友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对于造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充满信心。

经济发达是出路

“贞”、“元”二字出自《周易》，《周易·乾卦》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后来易学家中的一派遂把“元亨利贞”解释为一年四季的循环。元代表春，亨代表夏，利代表秋，贞代表冬。“贞元之际”即表示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冯友兰解释说：“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赤诚的表白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说明冯先生的哲学探索，并非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概念游戏，或建构一种玄虚的纯哲学体系聊以自娱，而是服务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目标，表现了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除了哲学理论上的建构外，冯友兰还从国情出发，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摆脱落后的状态，迅速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这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必过的关。知其是必过的关，则即非往前闯不可。闯过也要闯，闯不过也要闯。因此，冯友兰提出了“且战且走”的口号，主张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弘扬中国文化与“斗争的精神”异曲同工的“无逸”的精神。他指出，中华民族四千年的生存，就是靠这种精神维持的，以这种精神作为强大的精神力和道德力，再加上现代的知识、技术和工业的补充，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也一定会复兴。

在他看来，“现在世界上的民族，事实上已经分成两种：（一）经济先进的民族，即所谓‘城里人’。（二）经济落后的民族，即所谓‘乡下人’。换言之，即经济先进的民族是剥削者、压迫者，经济落后的民族是被剥削、被压迫者。而前者是正在对后者施行压迫。”在冯友兰看来，中国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恢复城里人的资格？而英美及西欧等国，所以取得现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先有了一个大改革。这个大改革即所谓产业革命。因为有了这个改革，所以才使‘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东方底乡下，如果想不靠西方底城里，如果想不受西方底城里的盘剥，如果想得到解放，唯一底办法，即是亦有这种产业革命。这种产业革命的要素，即以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实现工业化。冯友兰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实行经济变革，发展生产，增强实力，否则一切无所依凭，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合理的。

日本侵略是中国人遇到的“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这种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突变在冯友兰的内心深处掀起了轩然大波，促使他进行反思，其内容体现在《贞元六书》中，他所反思的问题并不是与日常生活毫无关联的纯哲学的问题，也并非是引进西方的新实在论接着程朱理学讲，仅仅着眼于中西哲学的结合；实际上，其所反思的问题虽然涉及到方方面面，就总体而言，全部是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谋得经济上的变革和发展，探索如何克服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由一个传统的旧中国进身为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列于世界民族之林。换言之，“《贞元六书》是一部忧患之书，是一部中华民族在那个面临着‘空前底挫折’和‘空前底耻辱’的时代寻找如何脱困的出路之书”。

阐旧邦以辅新命

正是有感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冯友兰结合民族的危难和国家的兴亡的实际感受，系统地反思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并且把那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赋予其新的涵义，将之运用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现实生活中去。他用“贞元之际”以说明抗战时期固面临压城之黑云，但也是民族复兴与民族觉醒的前夜。而“贞下起元”则明确表示了冬去春来之意，冯友兰这里所表示的就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困难正在过去，新的曙光就在眼前。贞元六书的提法充分展示出冯友兰的哲学思考是与民族复兴大业息息相关的，表明坚定的民族立场是他理论探索的根本来源，爱国主义的情缘是他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在动力！他是以学术创作活动的方式，自觉地参与到民族抗敌大业的努力之中。

这正如《新事论》的结语“赞中华”中所说：“真正底中国人己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可以看出，其中所体现的反映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和深沉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冯友兰看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蕴涵在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之中的。

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中，他这样写道：“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己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这就坚强了我的‘旧邦新命’的信心。新旧结合，旧的就有了生命力，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民族的特色。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冯友兰的一生系心于中华民族的复兴，系心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他的毕生工作就是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未来的社会建设提供营养。他说：“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

时代的大变故推动着冯友兰从一个哲学史家发展成了一个哲学家，迫使他将哲学探索和国家民族的危难联系思考，并付诸实践，“贞元六书”正是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他用哲学家特有的语言，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财富，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这种完全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根本人文关怀和坚定乐观的信念，是推动冯友兰先生从事哲学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构成了新理学体系总的基调。冯友兰倾其一生，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做出了不朽的哲学上的努力，永远值得感佩。

用哲学抗战的理性实践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会通中西文化建构的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严密的哲学体系。贞元之际所著书在20世纪40年代是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著作。贺麟在《50年来的中国哲学》里曾说冯友兰是“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表示钦佩”。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则认为，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地位”。张岱年先生认为，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从其内容来说，冯先生的中西结合主要是中国的正统派哲学与西方的正统派哲学的结合，亦即中国的古典理性哲学与西方的古典理性主义的结合，亦即中国的程朱理学与西方柏拉图主义的结合。

冯友兰把程朱的理、气作为新理学最基本的范畴，同时又利用新实在论的某些观点，对之进行了改造，因而冯友兰的理气观与程朱的理气观又有所不同，同时，冯友兰也看到了新实在论的某些不足，于是又以程朱之长，补新实在论之短，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气观。新理学作为一个现代新儒学的理论体系，在异己文化的哲学思想而前，在准确的理解它和有选择地吸纳它的同时，能保持中国哲学的特质。对固有文化中的异己的哲学思想也抱着宽容的理解与借鉴的态度，从而能在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已经凝固了的、衰微的儒学理论形态，展现出新的风采。而其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虽有对传统哲学某种程度的“曲解”，但其“中西会通”的立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这是一种基于哲学、文化本身来衡论中西的立场，至于这个哲学、文化的民族倾向则是第二义的。

作为哲学家，冯友兰非常重视哲学的共性或普遍性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强调的是时代性而不是民族性。他认为，哲学不是使人获得知识，而是得到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其中既有理智成分，又有情感成分，绝不是单纯的理智问题，或只有理智成分。任何哲学都不能脱离民族的精神生活及其语言，任何哲学都是民族的哲学，而“民族”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泛的概念，它是有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的。在日本侵略的时代大背景下，民族性显然被冯友兰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其创作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旨在激励全民抗战。1944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转发军事委员会关于征集知识青年从军的训令，冯友兰与闻一多等配合校长梅贻琦完成这个工作，11月一起出席动员学生大会，勉励学生从军。次日联大学生踊跃志愿从军，报名者达189人。在抗战胜利后所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上，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列833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