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家父胡道稷1921年9月出生在安徽芜湖，1930年迁居上海，1937年考入上海大同中学高中，“八•一三”以后随母亲流亡到大后方。先是逃到芜湖，以后又辗转到武汉、长沙，颠沛流离。在长沙遇到当局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家父被安排到在贵州铜仁的国立第三中学高中就读。告别了母亲，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乘船沿湘江北上，经过几十天水陆跋涉到达铜仁。

读小学时的胡道稷

国立第三中学高中部二九级丙组毕业同学摄影，前排右三胡道稷（1940.6.26.）

1940年家父高中毕业，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美军援华。响应当局的号召，家父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在第三期干部训练班培训后分配到美军中当翻译。先后在陈纳德航空队、美国陆军作战参谋部、美军医院服务。这期间有时候是全日制工作，有时是半日制，工作之余他抓紧功课，努力继续学业。

西南联大注册卡

战地服务团开具的工作证明

美军医院开具的服务证明

胡道稷给学校注册组写的请求免修学分的申请

战后1947年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家父回到上海，先后在上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上海美国新闻处工作（翻译）。

免修学分记载表

清华毕业成绩单

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局部）

解放后他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当时的领导是经济学家许涤新。1950年毕业后在上海工商联丝绸同业公会供职，经历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运动，做到副科长。1956年新华社总社到上海招聘翻译，应聘成功后他奉调新华社对外部任翻译。

青年胡道稷

1958年家父被下放到河北徐水县第一中学任教（家父不是“右派”，待遇没有变动），1958到1966年教俄语，俄语是他在中苏友好时期学的，达到阅读原文报刊的水平，记得那时家里有订阅的《真理报》。“文革”期间家父受到冲击，被关牛棚长达七年。1973年恢复工作，教英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水一中召开全体大会宣布为家父平反，推翻一切诬陷之词，黑材料当众销毁，没收的个人物品全部归还。1978年底、1979年初，时任南开大学外语系副主任曾两次到徐水与当地教育局协商调家父到南开任教，并提出以该校两名毕业生分配到徐水为交换。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家父被看成是当地的学者，对县里的英语教学不可或缺，教育局坚决不放人，未能成行。

河北徐水中学初中25班全体同学毕业留念，二排左四为胡道稷（1965.7.）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海外学子回国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中不乏西南联大校友。有一次我对父亲开玩笑说：“您当年真不应该去当翻译，一是耽误了学业，失去留美的机会；二是有了历史问题，挨整好多年。如果您按时留美，成为学者，现在回来也会受到领导人的接见。”家父苦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郑重地对我说：“（当年）去当翻译是出于爱国！”是啊，当年完全可以躲在书斋里任凭国家风雨飘摇，但是他没有，而是在国家危难时刻直接参加了抗日工作。这也许就是家国情怀吧。  

改革开放使家父政治上获得解放。他非常喜欢叶帅的诗句“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面对无限夕阳，家父百倍努力，教书育人。他对教学精益求精，每天准备教案批改作业到深夜；他对学生认真负责满腔热情，每天早晨和晚上他都要到教室做辅导；他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并用英文授课，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他为人师表，德高望众。一位学生上大学后写信给家父说：“从您那里我们不但学到知识还学到怎样做人。”一位当律师的学生在她的微博里写道：“我喜欢把胡老师对学生的爱当作父亲的爱。我们不能忘记，胡老师上课时的音容笑貌，我们不能忘记，胡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他曾告诉我们英语是多么的重要！现在的中国已经证实了老师的话都是真的！有这样的老师，我们曾经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当时，学习上我们有使不完的劲啊！”一位考上清华与家父成为校友的学生来看望时说：“胡老师，当年新华社把您下放到徐水，对您来说是不幸，对我们来说却是有幸，要不然我们不会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学生们以进入胡老师的班级为荣。直到去世前夕还有毕业多年的学生前来看望，可见师生感情之深厚，家父甚感欣慰。

家父心地善良心胸豁达，对于“文革”中整过他的人并不忌恨。记得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回到家，看见一位老师正在向他求教。我认识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目，打击迫害过家父，已经靠边站了。为了讲得更明白，家父拿出纸笔边讲边写画，讲了很久。老师满意地走后，我对家父说：“他不是整过你吗，你还对他那么好。”家父微笑的脸变得严肃起来，对我说：“（文革的）事情已经过去，就不要再提了！”

2013年4月初，家父的骨灰在塘沽海撒时有一位学生特地从上海赶来。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来，他回答：“胡老师是我高中时的老师，三年的教育，恩师难忘！”

荣获1985年徐水县“园丁奖”

家父曾被授予“园丁奖”，“劳动模范”，八十年代被选为徐水县政协常委。在任期间他积极为徐水县的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为改善民办教师待遇呼吁，多次联合其他委员在政协提出议案。在徐水工作34年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是两代学生。走在徐水的大街上过来与家父打招呼人络绎不绝，其中也有教过的学生。凡是教过的学生家父都记得名字，即便是多年以后，这些学生很是惊奇。

1992年底家父迁居北京与儿子同住。1994年不幸患中风偏瘫。他顽强与疾病抗争。病后坚持走路锻炼，努力自理生活。他开朗、乐观，坚持读报、学习（英语、古诗词等）。即便在病重期间也头脑清楚、心胸豁达。体现了老一代识分子的风范。

1998年夏，我陪同家父到北大参加百年校庆，在纪念碑前遇到三个年轻人。他们曾是天津一所高中的同学，当时都在上大学，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一个在南开。当他们得知家父是三校校友时希望能与家父合影，于是我举起了照相机。后来校庆组委会征集照片，家父把它寄出。不久照片入选藏书票，定名为“薪火相传”。那三位中的一位同学与家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他写信介绍自己的在校生活，家父也用英语回复。

家父于2009年9月因心脏病辞世，享年88岁。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202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