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杨周翰（1915-1989），江苏苏州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外语系学习，后留校任教。1946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北大西语系教授、西方文学研究室主任，《国外文学》副主编。

不知不觉间，我的导师杨周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是在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不久匆匆离世的。在先生离去的这30多年里，我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情：先是去国外做了博士后，回国后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在老校长吴树青和一些资深教授的关怀和提携下，我在两年内完成了从讲师到教授职称的晋升。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先后在五所高校指导了80多位博士生，其中60多位已获得博士学位，不少人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教授或院长，还有的入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或成为省部级教学名师。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感到由衷的自豪。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我当初师从杨周翰先生求学时的往事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虽然我写了一些文章缅怀先师，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前不久接到教育部办公厅通知，决定在各有关高校开展“五唯”的清理，也即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做法。我不禁感到，杨周翰先生在这方面最早身体力行，堪称破除“五唯”的一位先驱者。

身体力行，做真才实学的践行者

在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界，乃至在整个国际比较文学界，杨周翰先生的学历并不算高。按照他在各种表格中所填的学历，也就是本科学士。但杨周翰先生去世前所在国际学界的地位却很高，他步入比较文学界后迅速在国际同行中脱颖而出，第一次出席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年会就当选为执行委员，后来又当选为协会副主席，被欧美学者认为是“真正懂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者。应该说，是他带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进入了国际学界，也为我们后辈学者进入国际比较文学界铺平了道路。但是当初他赴英国留学时，并没有想到要拿一个学位，而是要到牛津大学这所著名学府学到真正的学问。确实，当时已经毕业于西南联大研究院的杨周翰先生在进入牛津大学时，毅然决定重新读一遍英文系的本科。正是抱着这样的愿望，他在英国留学时，密切关注当时英国文学界的学术动向和理论批评风尚，广泛涉猎了中古英语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现代欧洲文学、艺术、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194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杨周翰先生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去了另一所著名学府剑桥大学，在图书馆帮助整理汉学资料。这一切都为他日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虽然他回国时由于只有一个相当于硕士的牛津本科学位而不得不从副教授干起，但他从不后悔。晚年的杨周翰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现在依然认为自己当初在牛津重读本科的决定是正确的。当然，如果我沽名钓誉，找一个汉学家做导师，用英文写一篇关于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并不难。但是我既然去了英国，就应该对那里的文化和文学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入的了解。”应该说，他年轻时就破除了“五唯”中的“唯学历”观。

唯才是举，大胆启用青年拔尖学者

“文革”后，杨周翰先生开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我的师兄张隆溪成了杨先生“破五唯”的直接受益者。张隆溪是“文革”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由于“文革”的爆发他错过了高考的机会。但是他在工厂工作期间，仍坚持自学英语和英国文学，其水平超过一般的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于是他便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考北大。所有的导师都如此，都希望学生优秀。而杨周翰先生则更加注重考生的真才实学。他在读了张隆溪的一篇英文论文后立即觉得这是一个人才，于是破格录取了他。张隆溪后来在学界的成就证明，杨先生的“破五唯”实践是独具眼光的。

张隆溪未读大学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消息对于我这个刚开始在大学任助教的青年学子有着不小的触动。后来我研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位条例，并特别为其中的一段文字所打动：特别优秀的考生可以同等学力身份直接报考博士研究生。但我当时并没有师兄张隆溪的勇气，依然试图按部就班地先考一个硕士研究生，然后再看情况决定是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当时的硕士研究生考试看的是总分，虽然我报考的导师很看重我的专业成绩，但是由于我的政治理论和第二外语分数不高而两次与硕士研究生失之交臂。我后来决定暂时不去考研了，以自学为主，并开始不断地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和译著。尽管如此，我心中的求学深造欲望一直没有泯灭。

1985年春天，由于我主编的一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被北京大学出版社接受，在发稿之前，我去了北京对书稿进行最后的修订。在和编辑的交谈中，我得到启示，为了使这本书更有销路和影响，应该邀请一位资深学者为之作序。我们于是想到了时任北大英语系主任的李赋宁教授。我们一同前往他家拜访，李先生欣然应允，并给了我一番鼓励。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向我提起了张隆溪，并告诉我当年正是他率先读到张隆溪的英文论文，然后向杨周翰先生推荐的。确实，对于一个未读过本科的高中毕业生要直接报考北大的研究生，需要多大的勇气！同时他也离不开伯乐的发现和提携。

李赋宁先生非常和蔼慈祥，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我也向他请教了一些学术问题。最后，他突然对我说，“我 看 你 自 学 还 是 很 有 成 绩 的，你也不妨效仿张隆溪，直接报考北大的博士研究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我对北大这所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府向往已久，但从未敢想过直接报考北大的博士研究生。但李赋宁先生的这番建议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同时李赋宁先生还向我建议，你对理论感兴趣，师从杨周翰先生最合适。

在李赋宁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准备报考杨周翰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很快便从书店和图书馆里收集了杨先生的所有著作，研读了他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大部分论文，对这位虽著述不多但却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学者有了一些了解。

杨周翰先生与外国友人

我和杨周翰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深圳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研讨会上，由于当时人员众多，我未曾找到机会与先生深入交谈，后来我报考了北大的博士研究生，但准考证迟迟没有寄来。就在考试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和杨周翰先生在无锡的一次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又见面了。杨先生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应邀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而我作为江苏省比较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则忙于会务。会后我邀请杨先生到南京师范大学作了一个讲座。我第一次向他吐露了我已经报名准备考他的博士生的信息。杨周翰先生似乎并不清楚，于是要我挑选三篇代表作给他看看。经过一天的阅读和仔细思考，杨先生终于告诉我：“你赶紧准备考试吧，我让系里的秘书给你寄准考证。”

就在考试的前两天，我收到了从北大研招办寄来的准考证，我立即飞往北京。经过三天的奋力拼搏，我终于以笔试和口试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录取，成了杨周翰先生的第一位也是唯一获得学位的博士研究生。

继承先生之风，发掘优秀人才

虽然我获得学位不久杨周翰先生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破五唯”的做法却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多年后，当我在北京语言大学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时，清华大学的一位青年同事想报考我的研究生，在和他深入交谈后我发现，他虽然未发表任何论文，本科毕业的学校很一般，也未曾出国进修过，但是他很有灵气，虚心好学，资质很好，很有潜力，只要精心培养将来在学术上一定大有作为，于是我也效仿杨先生毅然录取了这名学生。后来经过我的指导和他本人的不懈努力，这位学生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青年学者。可见老师的独特眼光对一个学生是多么重要啊！我始终认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善于发现那些未露峥嵘但又有潜质的学生，将其培养成才。

（本文作者系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