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每年清明节，北京八宝山的林徽因墓总是摆满了鲜花。这座墓是梁思成设计的，墓碑上仅有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

《风雨琳琅：林徽因和她的时代》陈新华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林徽因的传记很多，陈新华的《风雨琳琅》侧重于林徽因和她的时代。林徽因是“逆时代的力量”，这意味着事倍而功半，意味着痛苦和磨难，也意味着可能会淹没在时代洪流中。

还好梁、林有彼此，在共同热爱的建筑学中，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彼此的人生，融为共同的人生。

特殊的蜜月

1928年，林徽因接受了梁思成的求婚，婚礼后双双往欧洲游历，考察欧洲建筑。

这对新婚夫妻把蜜月旅行当成了实习，他们变身相约一起考察的同学，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验证一切所学。旅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只有大量的照片、素描、水彩，成为他们日后建筑史教学与研究的素材库。

她影响他，他又促成她，他们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的探路人。

几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求学。他们选定的学校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该校建筑系是美国建筑学界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建筑学界有“北有梁思成、杨廷宝，南有陈植与赵深”的说法，这“四大天王”，全部出自宾夕法尼亚大学。

然而，梁思成和林徽因求学时，国人还不知道啥是建筑学。盖房子不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匠作之事”，顶多算门手艺，哪有什么学问。

两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年轻人，却立志以此为一生最大的事业。这当然不是小说里的才子佳人、科举及第，然后花好月圆。他们的路，注定寂寞而艰辛。

遗憾的是，该校建筑系从不招收女生。理由是建筑系的学生经常熬夜绘图，女同学无人陪伴不甚方便。林徽因只好和其他女学生注册了美术系，可性格倔强的她，并不会就此放弃自己的理想。

入学第一年起，她和梁思成选修了同样的课程，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第一个“编外女学生”，并一度担任建筑设计课的助教。有趣的是，这名“编外生”的成绩比“编内生”还好，每门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学建筑也不是没前途，相反，镀金归国的建筑师们完全可以去为达官显贵设计洋房，赚得盆满钵满。只是，这对年轻的恋人志不在此。

当时，欧洲各国对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中国却还是一张白纸。两人暗自发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

幸运的是，有人理解并支持他们。1925年，两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到梁启超寄来的重版古籍：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营造”是建筑的古称，这是部纪录宋代建筑施工技艺的古籍，刚重见天日不久。

在扉页上，梁启超郑重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一“宝之”，就是一生。

两人的婚期是1928年3月21日，3月21日是李诫墓碑上刻的日期。他们日后为儿子取名“从诫”，也是取“跟随李诫”之意。

1949年，18岁的梁从诫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以两分之差落榜。“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许多年后，已是垂垂老者的梁从诫提起往事，仍羞愧不已：“我的名字是纪念李诫……但是我没出息。”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特殊的蜜月之旅，路线是梁启超精心安排的。英国、瑞典、挪威、德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土耳其，足以把欧洲的建筑精华看个遍。有这样的家长，何止是梁、林之幸。

古代的“匠作之事”第一次遇到有现代学术眼光的知音，那些静静的建筑不再是冷冰的石头。无语的对话中，风流不再被雨打风吹，人与建筑，相看不厌，彼此都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别样的“七七”

1931年秋，梁思成、林徽因应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一个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民间学术团体，只存在于1930年到1946年间，却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成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任校理。法式部，顾名思义，最大的任务是研究《营造法式》。古代的营造，完全是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该书对留洋归来的建筑师们来说，无疑是部“天书”。

想要弄清中国古建筑的流变，想要破解“天书”密码，还需更广泛的田野调查，用实物来对照“翻译”。在乱世的喧嚣中，他们如行者般，寂寞地穿行在山林、庙堂、乡村、江湖所构成的传统中国、被遗忘的乡土社会。

身体不好的林徽因，参加了绝大部分的田野调查。那几年当中，他们一起坐火车，坐汽车，坐独轮车，骑毛驴，风尘颠簸。

北京八大处，山西大同、太原、文水等地40多处寺庙阁殿，河北正定隆兴寺，江苏苏州三清殿、云岩寺塔，浙江杭州六和塔、金华天宁寺、宣平延福寺，河南开封繁塔、铁塔、龙亭，山东历城神通寺、泰安岱庙，陕西西安布政司署、药王庙……

林徽因把这样的考察称为“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往往弄得人“毛骨悚然、心灰意懒”，然而一旦发现精美奇特的构造，看到“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又疲劳顿消，有置身天堂般的快乐。

佛光寺的发现，将他们的田野调查事业推向了巅峰。

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

几年的田野考察，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次次经历古籍中记载的古建筑被重建、改建甚至毁灭的失望，也绝望地想过壁画中的那些唐代寺庙都已荡然无存。每一次出行，他们总不免怀着一丝侥幸，希望在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能找到唐代木构建筑的残迹。

五台山佛光寺地处台外，香火冷落，寺僧贫苦，无力装修建筑。这或许是一线生机，他们决定去试一试运气。

1937年6月，他们第三次前往山西考察。从北京坐火车到太原，之后换乘汽车行百十公里到五台县的东冶，骑骡子入山。这样又走了两天，才见到佛光寺真容。

接下来，是寻找证据。殿顶黑暗无光，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如同行走在棉花上。用手电探视，檩头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无法驱除。

工作到第三天，林徽因突然发现大殿梁下有隐约的墨迹。殿内光线不足，字迹被土掩盖，审视许久，才认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

林徽因想起在大殿外经幢石柱上，也看到过类似的人名，前往核实，果然有同款文字，并刻有“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样。

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大唐的木构建筑，还坚强矗立于华夏大地上。

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一片红光。他们在这古庙中，激动不已，将带去的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一番。

佛光寺东大殿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考察中最辉煌、最鼓舞人心的发现。而这一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1937年7月7日。

山中一日，世上已千年。身处闭塞的环境，他们并不知道外界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直到1937年7月15日，梁思成、林徽因由晋北到代县，拿到了前几日的报纸，看到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

战争爆发已经一个星期。他们只有匆匆返回北平，并在两个月后流亡西南。

国破山河在

离开北平前，夫妻俩曾前往协和医院做过一次身体检查。常常背部疼痛的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颈椎软骨硬化和颈椎灰质化症，从此要在衬衣里穿上一件金属背心，用来支撑他的上半身。

和梁思成相比，林徽因病情更严重：医生在她的肺部发现了空洞。她清楚地知道，“寿命是由天的了”。

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一路上，建筑师更能体会到什么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抗战以来辗转几千里的逃亡途中，林徽因和梁思成几乎丢掉了所有的家当，而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一张也没有遗失。多亏了这些资料，后续研究工作才能够继续进行。

林徽因不再是北总布胡同三号管着“两个保姆、一个听差、一个洋车夫、两个厨师”，笑语盈盈、衣食无忧的太太。梁思成也不再是在北平开着1928型雪佛兰汽车、丰神俊朗的先生。生活重压下，他们成了患难夫妻，拖着羸弱的身体，彼此搀扶着往前赶路。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撰写着酝酿多年的《中国建筑史》。

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以来，他们走遍千山万水，进行了一次次考察，测绘、摄影、绘制了2000余件建筑与文物，解读大量的文献，关于中国建筑演变的宏伟巨构，在彼此心中有了粗略的轮廓。

病榻上的林徽因没有闲着。她负责收集汉、辽、宋的文献资料，同时还承担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润色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六章，即宋、辽、金部分。

梁思成这时身体大不如前，日益严重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画图时，只好找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

即便是这样，他仍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再到全国各地去考察。梁思成对林徽因说，如果今生有机会去敦煌，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

林徽因肺病愈发严重，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可她稍微好一点，就坐在床上翻阅各种资料典籍。一张小小的行军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中外文书籍，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

经过两年的艰苦编写，《中国建筑史》终于在1944年完稿。在林徽因撰写的第六章中，不足两万字的篇幅里，她旁征博引，参考有关史籍和著作50多种。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更丰富，仅砖石塔幢，就列举了百余处。史料之翔实，论证之精到，不仅是前人所不曾做过，就是后来者，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当他们拖着残病之身，在李庄辛苦著述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不惜生命的努力，他们也没有预期会有什么样的荣耀。他们只是凭着满腔热爱和心中的理想去做，也许，还遗憾做得不够好。

1945年，梁思成陪同林徽因前往重庆就诊，被告知林徽因将不久于人世。他把医生的话深藏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

时也，命也，遗憾，又不遗憾。次年，林徽因这样写道：“我们不仅体验了生活，也受到了艰辛生活的考验。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现在我们深信，生活中的苦与乐其实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