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19年，是陈寅恪先生，这位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20世纪中国文化大师逝世五十周年。

五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一瞬，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不少已被世人遗忘，至于陈寅恪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或许很多人并不了解。然而，如果说到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不应被忘却的人物，当然应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有几个影响其命运的关键点，且来看他一生中几个重要的逢“九”之年：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陈寅恪正留学美国，试图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从西方文化发展历史中寻求有别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新途径。时至今日，人们发现他和吴宓、梅光迪等人的意见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1929年，陈寅恪在所作《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著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十字真言”，从此，这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毕生追求和遵循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称号，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汉学教授，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只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迫滞留香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日寇占领香港后，他拒绝日人的威逼利诱，设法返回内地，在极度艰苦状况下继续教书治学。

1949年，神州大地正处于天翻地覆之易代时节，陈寅恪虽然在1948年底同胡适乘机离开北平，却没有远走海外，在1949年1月留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59年，该年年初，陈寅恪的《论再生缘》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引起海外轩然大波，随后引起郭沫若的注意，一年内连写多篇文章与陈寅恪商榷《再生缘》。其实该书早在数年前就已完成并由陈寅恪自费以油印方式出版，因印数很少仅供陈寅恪赠与友人，并未在国内产生影响，直到香港出版该书，其影响和价值才为国内文化界所知。

1969年，步入晚年的陈寅恪已是“盲目膑足”，一生经历太多事变的他不忍再看华夏之乱象，于该年10月7日一瞑不视。

所谓“花落春仍在”，是清代学术大师俞曲园的诗句，当年他参加科举复试，其中诗歌试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中国古诗中以“落花”为主题者极多，但大都不出“伤春悲秋”范围。而俞曲园此诗开头就是“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于萧瑟中窥见希望，可谓乐观阔达之思，暗喻中国文化虽有衰落之日，但定有再次繁荣复兴之时。复试考官之一是曾国藩，对俞曲园此诗极为欣赏，遂力排众议，把俞樾列为复试第一名。俞樾为此终生感激老师，并把自己书房命名为“春在堂”，也是一段佳话。

倘若中国文化是一株参天大树，则千年以来常有花落，也必有春意盎然。而1969年秋天陈寅恪的离世，不过是此株大树的又一朵落花，悄无声息地回归大地，而已。但是我们作为后人，不能也不该忘记这朵曾经绚丽而璀璨的落花——只因他，是中国文化的卓越代表之一，亦是中国文化的守护神。

要理解陈寅恪，自然就该知道陈寅恪究竟为我们、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留下了什么？

首先，是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清醒认知与把握，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大趋势、途径及其所遇问题的阐释，都达到极深刻的层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些意见和观点，虽然有别于彼时主流的思想倾向，但经过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他的正确。此外就是他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信心——虽然悲观，但不绝望，在对中国文化和民族性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窃以为陈寅恪不下于鲁迅。其实他们虽一主学术、一主创作，但殊途同归，所作所为都是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都是试图为十九世纪以来走向衰落的中国文化，找到切实可行的复兴之路。

顾炎武曾有言：“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明末清初的“易代”之变，对顾炎武等一代文人不啻为最沉重的打击，顾炎武之后，对中国文化步入危机有清醒认识者还有很多，龚自珍就是其中一位。这位鸦片战争前就已去世的天才预言家，虽然生活在乾嘉盛世，却以特有的天才的敏感，意识到彼时中国社会的危机已经出现，而他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龚自珍不无悲哀地发现，社会产生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士大夫阶层整体性的堕落。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的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阶层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一个时代的最后希望。然而他对此竟然无能为力、无事可做，悲夫！无奈之余的龚自珍，唯有在诗文中抒发满腔的悲凉情怀：“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同为先知先觉者，对龚自珍的感受和上述观点，陈寅恪非常理解且有切身体会，而且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动荡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特别是他自己家族的命运及王国维的自杀等事件，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的记忆。至于龚自珍对陈寅恪的直接影响，除却在陈氏诗歌中可以发见龚自珍的影子外，更有陈寅恪自己的诗作为证：“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犹是北都全盛世，傥逢今日定如何。”而龚自珍带给陈寅恪最深切之影响，大概就是龚自珍对他所处时代开始衰落的天才把握及由此生发的无奈与悲凉。

虽然鲁迅没有在公开发表论著中提及陈寅恪，虽然陈寅恪也没有提及鲁迅——尽管陈寅恪与长兄陈衡恪当年曾和鲁迅同船赴日本留学，陈衡恪和鲁迅又是交往多年的同事兼好友，只是限于年龄差异，陈寅恪和鲁迅的直接交往很少。不过，他们的精神世界乃至学术研究等有很多方面相通，甚至会有“惺惺相惜”之感。所以鲁迅曾经对吴宓给予辛辣的嘲讽，甚至对同乡王国维也有批评，却对陈寅恪之思想学术一直保持沉默——或许这不置一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其次，是他和王国维等一代大师一样，既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更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文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因他们这些大师得以延续。

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由张之洞主持起草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对此王国维于1906年作《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批评《奏定学堂章程》所制定大学制度的根本错误，在于缺少哲学一科。王国维高度评价哲学的学科价值：“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如果从间接角度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王国维以“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的质问，总结出哲学及文艺学科的“无用之用”价值及发展规律，其背后彰显出的，就是要谋求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自觉性。

这一“无用之用”思想和学术独立精神，在陈寅恪那里得到进一步拓展。相比王国维，陈寅恪由于留学时间更长和外语能力突出，在接触和把握西方文化特征和现代学术理念方面，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自幼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有益于他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历代文人治学的特色和缺陷。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对他和王国维等人产生的强烈冲击，使他对尽快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谋求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位有了整体性的构想，并在王国维自尽后破茧而出，提出了那著名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让我们再次温习这一经典论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学术独立和自由思想，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为学人追求之目的，后者为实现前者之保证。纵观陈寅恪一生，始终坚持他所提出的这一“十字方针”，其所作所为没有辜负王国维的“文化托命”。

再次，是他在多个学术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很多迄今仍然具有典范性和启示性。欲观照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必须注意到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进入和传统文化日趋衰落的大背景，注意到历史赋予中国知识分子之民族救亡和文化启蒙的双重使命。仅就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而言，如果说严复、林纾、王国维等主要从事绍介西方文化并试图运用西方学术理念解释中国问题的话，则陈寅恪由于受到更为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对西方文化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他的贡献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这里不妨套用一句彼时人们常说的，严复、王国维等人要做的是“发现”——新材料的发现、新方法的发现以及新学科的发现；而陈寅恪等要做的更多是“发明”——材料可能还是旧有或常见，但由于视角转换或综合运用新的研究理念，却能得出新的观点和意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侃认为“发明”比“发现”更难也更可贵。

诚然，“发现”和“发明”之异同绝非如此简单，而现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发展也非一日之功。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还在纪念清华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批评彼时的中国学术几乎一无是处，语言虽然尖锐，却是事实。敢于对彼时几乎全部学术领域发表苛评者，大概惟陈寅恪一人，其他学者要么不能，要么不愿，当然也有不敢。而陈寅恪敢于如此，不仅表明他有底气，而且也可证明彼时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至于陈寅恪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贡献，自然不是本文所能概括，这里只需指出他在敦煌学、语言学、历史研究、宗教研究和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做出了第一流的成果和贡献，而且很多观点在今天仍然未被超越。此外，尚需注意陈寅恪继承和发扬了王国维等一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在此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和模式，诸如“诗史互证”“了解之同情”、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今典”和“古典”问题等等，都极大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特别是他提出并在晚年倾其全力进行的“红妆研究”，更是把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和女性命运研究结合起来，进而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综合性梳理和总结的高度，其思考成果最终体现在《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杰出著作中。而对于这些著作的深入解读，至今尚未完成。

最后，就是其感人的人格魅力抑或深邃的精神世界，以及那种寓乐观于悲观的处世态度。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陈寅恪”一词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和代表，陈寅恪这一形象的被宣传和普及，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迫使他们在内心自审自问，并再次唤醒了他们的使命感——即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不懈地努力，并真正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意义早已超出学术研究范围和中国知识界、文化界范围，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和“鲁迅”一样泛化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的符号和象征。与此相比，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苟且、而奴颜婢膝者，不仅受到鲁迅的辛辣嘲讽，也可以在陈寅恪著作中找到毫不留情的批判：“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和陈寅恪本来就是同道者和旧时代的批判者是十分正确的。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陈寅恪虽然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他的思想和学说仍在，倘若不愿辜负他的希望，我们就该继续抬起头来，负重前行。韩愈曾在其诗中表达对“李杜”的思念，或许可以移来此时我们对陈寅恪的怀念和敬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