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73年初，就在《世界史》([美]海斯、穆恩、韦兰著，吴文藻、冰心、费孝通等译)校样初出之时，出版总署军代表来到中央民族学院联系下一步的翻译工作，希望他们接着翻译H.G.Wells(韦尔斯)《世界史纲》，学院的军代表与工宣队都不能确定，说，请翻译组读过原著后再决定。

送到吴文藻案头的《世界史纲》是美国纽约多布尔迪公司1971年版。按吴文藻的习惯，先从最后一章看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吴文藻这才想起他第一次读这本书译本时并无此章。他以为是盗版，回到导言方知这本巨著经过多次修订，韦尔斯的版本只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则是出自他的助手R.W.波斯特盖特的手笔 (作者注:韦尔斯1946年逝世，虽二战结束，但他已无力思考、增订这个重大历史事件)。

吴文藻第一次阅读这本书还是刚到燕京大学任教不久时，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梁思成等人翻译。他注意到初版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那时梁思成还在美国留学，但从文言体译文看去，应该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书的译注多出自梁启超手笔，因而吴文藻推测，《世界史纲》译本初版是在梁启超生前主持做成的事，可能是父亲选定译本，由梁思成等孩子们来完成，依据的版本则是二十年代发行的版本。吴文藻重读梁译本，文言体文字流畅，但也觉得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尤其是从1920年修订合成全书重印的版本(第一个完整版本)，经过多次修订，期间增加了许多新材料，修订了不少讹误，重新翻译1969年最后的版本就不仅仅是一本书的重译问题了。

看完书后，吴文藻得出结论:“非予变更重译不可。”

在由工宣队出席的翻译组会议上，吴文藻对本书做了如此的表述:

《世界史纲》的编写，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著作，触发点是一次大战之后的世界末日，为了寻找一个世界发展的支撑点，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帝国甚至局限在欧洲，以世界眼光论述世界的历史、透视未来。用韦尔斯本人的话说:“以平直的方式，向具有一般智力的人展示，如果文明要想延续下去，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发展成为世界性联盟是不可避免的”。但就是这样，他对中国、印度的描述依然是肤浅的，尽管他听取过傅斯年的意见，但傅斯年不可能在几封信中展开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描述。而韦尔斯的经历与教育，又不曾有中国等东方文化的积累。

《世界史纲》不是一部大学的教科书，而是写给一般读者阅读的通俗读本，虽然有其理论框架，但大量的来自他的平时阅读与写作笔记，与我们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汤因比等不一样，大量的资料摘要，其中有些是很新的资料，以一个通俗作家的身份考虑到其他像他自己那样的普通读者的需要。这种类型的历史读本，在史学家是不多见的，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世界史纲》与《世界史》相比较，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叙述的方式、细节的重视等等，但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世界史纲》的副题是“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世界史》描述的人类文明史，《世界史纲》的范围大多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与人类的起源始，可谓视野开阔、叙述恢弘，但又是以大量鲜活的资料作为支撑的，勾勒出从地球生成以来的整个世界史。而作者韦尔斯既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地质学、民族学、民俗学、博物学、考古学、语言学家，古生物学家，而是一个通俗小说的作家，写科幻小说，他《时间机器》《隐身人》《当睡着的人醒来时》《不灭的火焰》发行量很大，1920年和1934年，曾两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列宁和斯大林，所以有人称《世界史纲》为“奇人奇书。”(此处发言为本文作者根据吴文藻笔记整理而成)。

邝平章、冰心、费孝通等都作了发言，最后在如何对待波斯特盖特增补的二次大战章节时展开了讨论。费孝通认为，整个叙述中，对中国的描述不充分不准确，而对二战中中国所起的作用几乎没有涉及，这不公平，可以省去不译，全书仍然截止于一次大战结束，保持韦尔斯所著内容的原貌。这个意见被工宣队接受并肯定。翻译分工吴文藻总体把握，首先是做人名、地名、重大历史事件名称表，各章节的翻译名称均以此表为准，全书八编39章由费孝通等人分别翻译，所有译稿完成后由吴文藻统一校正、修订，最后由冰心在文字上进行修饰、润色。

根据吴文藻笔记，《世界史纲》有近一年的时间未出现，这大概处于各位译者辛勤工作阶段。到了1974年9月，邝平章第一个将部分译稿送来，吴文藻从此步入紧张的校正与修改工作。紧接着，李文谨的译稿送来了，吴文藻对邝平章比较放心，首先校阅的是李文谨译稿:“先将第三十四章前三节原文浏览一遍，然后看译文，逐段逐句校对，原稿易懂不易译错，主要词汇选择不确切，下午继续校阅，开始进度很慢，加以头晕，看多就眼花。”(吴文藻笔记，1974年9月14日)。初译占用的时间较多，校阅就紧张了，到了年底，吴文藻的校阅刚起步。研究室翻译组开会商讨，大家认为应集中力量，争取第二年六月将《世界史纲》译出，向国庆献礼。

六人初译的文稿陆续送到吴文藻案头，校阅进度却是快不了，吴文藻只得请求冰心帮助校阅译稿。正当吴谢校阅提速之时，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冰心与吴文藻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冰心再次当选为人大代表。1月9日，民院举行全院大会，李力主任报告，在总结1974年工作、布置1975年初步安排时，提到了包括年老体弱多病者的退休退职问题。吴文藻的思想受到触动，他和冰心都到了该退休的时候，面对那一大堆译稿，吴文藻有些无所适从。是退休之后继续做，还是停下来?冰心从人大会上回来，两人商量过这些事情，就在此时，工宣队的张师傅来谈话，说你们二位不必考虑退休退职的问题，吴文藻在笔记中写道:“对我很大鼓舞”。

从4月19日开始校阅徐先伟译稿，5月16日校阅完毕。对徐先伟的译文，吴文藻只在“有疑难处重加修改”，认为译稿的“质量较高易改”。之后冰心在校正稿上进行润色，这次又增加了一道工序，冰心之后，吴文藻重阅一遍，8月15日，吴文藻笔记道:

先看莹改徐译稿第37章十九世纪最后二节(第十九节)，学习文学，次就李译稿第38章最后一节(第九节)修改处重阅一遍，疑难处拟出初稿待商榷，然后转入第39章，“二十年的犹豫及其后果。”

8月27日又有:

上午第二次校订第37章第10到18节，莹改过之处，全部看完，亲送给文瑾同志付抄缮。

这种认真的做法、几道程序的操作体现在全部翻译过程中。当然，民院翻译组的全体成员，谁个不能独立承担翻译任务?但是，“文革”中体现集体的力量，便有了合作翻译，译稿来到吴文藻面前如果不这样做，各人译一段，无论如何过不去。后来细心的读者，读出了翻译的不同风格。

1949年之后，一本书产生的过程相当复杂与严格，无论是翻译还是原创、无论是个人独创还是集体创作，从出版社的选题、审批到创作(翻译)、修改，到初稿、成稿，到编审(一般要经过一、二、三审)，到最后的校对与印刷，一道工序不得少，尤其对于像《世界史纲》这样的西方学者著作。《世界史》与《世界史纲》均为指定选题，多道工序省去，但在翻译过程中，后者的机遇便不如前者，人还是那些人，环境却又不一样了。1974年底，阶级斗争又起，吴谢校阅、润色《世界史纲》之时，无可逃避地被卷入其中。吴谢只得放下手上工作，投入运动。

当校阅到“君士坦丁大帝孤独情况时，颇受感触”，吴文藻在这段文字前久久停留:“虽然君士坦丁大帝这人还像一个幻影，虽然他的家庭生活细节除了渺茫的悲剧之外无所透露，但我们仍能猜出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晚年，他心中必然很感寂寞。他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皇帝都更专制——那就是说，他更少有忠告和帮助。再没有可以共事的热心为公和可靠的人，既没有元老，也没有顾问来分担发展他的计划。帝国地理上的弱点他了解多少，即将到来的全部崩溃他看到多远，我们都只能猜测了。”(《世界史纲》下卷，P47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书本到现实，从历史斗争联系到现实批判，吴文藻思考已多，工宣队知道情况后劝其“劳逸结合”，“勿过赶，要注意身体”。

《世界史纲》第一遍的最后校阅完成已是1976年末。通校完成，实际上只是阶段性告慰，《世界史纲》的出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元旦一过，吴文藻便全身心投入到第二遍校阅工作中，第二遍校阅一般排在冰心的文字润色之后，也就是说，最后的定稿是在吴文藻手头完成。第二遍的校阅费时不少，直到10月才完成，其间仍有错可改。吴文藻在最后完成第39章的校阅时，再次阅读原著中未译的第40章，原来这一章不仅论及二战，且全面涉及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包括中国的文革。此时文革刚刚结束，而第40章对文革持有西方人的立场，多有质疑、批评，吴文藻认为将其翻译出来很有参考价值。翻译组通过了吴文藻的提议，10月之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翻译、校阅，吴文藻同时还要承担编制全书的大事年表与索引，极其繁杂与慎密。

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送来《世界史纲》全书校样。吴文藻等人看过校样后，出版社编辑陈逸文来通知，说社里经过研究决定还是删去第40章，大事年表与索引也不用，原因是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以这个理由删去第40章可以理解，但将大事年表与索引拿掉，吴文藻感到十分费解。这不仅是费了他的大量心血，更是为了方便读者，而公开发行应该具备这些内容。

出版社未采纳吴文藻意见，随后署名问题又冒出来。由于是集体任务，有人主张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翻译组”集体署名，有人则主张用“谁译谁校”署名。吴谢没有表示意见，几经磋商，最后由费孝通拍板:“不宜用集体名称，因为翻译组并不是全部参加，必须实事求是，以示负责。”署名的顺序他亲自排定。

决定公开发行之后，《世界史纲》于1982年2月再出一次清样。吴文藻在通读后，再一次慎重签名。这年5月的《人民日报》为此书即将出版发布了消息，7月2日，四套油墨飘香的《世界史纲》送到吴谢手上，最后署名顺序为: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邝平章、李文瑾、陈观胜、李培莱、徐先伟。书到之前，稿费便已开出，吴文藻订书10套，购书款从稿费中扣除。这10套书分别送给了三个孩子，还有远在美国的顾毓琇、浦薛凤等老友。

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出现了一个全民读书潮，吴谢等翻译的《世界史纲》中译本在这个读书热潮中走进千万学子中间，一家甚至多家出版社屡屡重印，成为一个流行的经典版本。最初的评论不说，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网络年代，众多网友仍在热捧。认为“如果有六星级，我会毫不犹豫给的。终于找到一本读来爱不释手的世界史……尤其以一个理智的有知识的西方人的视角，去审视历来被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记忆中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化。原来在他们眼中，我们的成就、衰落、奋起是这个样子。”“每次有人要我推荐什么历史著作，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推荐H.G.Wells的这本《世界史纲》。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世界史著作，我也认为这是我所看过的最好的通史著作……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这种文字的魅力也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套书强大的翻译阵容，请看: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这些名字对本书的翻译品质做出了足够的保证。”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翻译不仅谈不上优秀，五六十个字的欧式长句并不少见，按英文语法硬译的句子所在皆是，不符合中文的习惯的词句非常之多，读得是几步一顿，思路无法连贯……或者所谓译者佳，可能是指梁思成先生所译那本吧。”

吴谢等人的译本确实带动《世界史纲》在中国的流行。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梁思成的译本，之后，世纪出版集团也重印梁思成等合译的文言体译本，重在“引荐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潮与动向。”对民国学术自由的怀念与向往，使得重印本也受到不少人的热捧，一些大学的教授们向学子大力推荐梁译本。这里虽无贬吴谢费诸君译本之意，推荐却是出于感情因素与个人喜好。推荐者在这里缺少基本考量，即是梁译本所依据的版本是韦尔斯最初版本，以后经过多次修订，所谓时间与地点准确到无疑问的程度，皆为之后多次征求各方意见包括傅斯年的意见之后的版本。原版本存在的缺陷，译本岂能完美?

（王炳根）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