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苏天辅

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为清华大学哲学专业第一位毕业生。同年公费留学美国，1931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1-1934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弗赖堡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1945-194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1948年返国后，仍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89年去世，享年81岁。

我有幸见到沈有鼎先生是在1949年9月里，那时我正在清华研究生院读书。一天晚饭后，见到一位先生，目不斜视，旁若无人，昂首独行在清华大操场旁边的路上，有人指给我，他就是沈先生。

我虽早已闻沈先生大名，但从未见过，本欲上前打招呼，但沈先生前行已远，概不回头。据说沈先生每晚饭后必在这条路上散步，时间非常准确，只要见到沈先生散步，就是六点多钟了。有人告诉我，沈先生每天总是穿同一双皮鞋，直到皮鞋后跟磨坏、磨穿，甚至漏水，才去换另一双皮鞋，或是雨鞋。大概是顺手拿来，只要一穿上就使它受到同样的后跟磨穿的命运。

金岳霖先生当时对我要求很严，每周在课堂上给我上三次课，另有两个下午，我到金先生家里，金先生带着我读洛克、读休谟的书。有一天上课时，我突然发现沈先生坐在后面听课，此后沈先生每课必来，并且争着发言。有一次遭到金先生的制止，对沈先生说，“你别说，让苏天辅说。”沈先生不说话了，但我非常希望沈先生多说一点，因为一来沈先生的意见高明得多，二来我怕在金先生面前说错话。

一天，沈先生到我寝室来，我非常惊喜，原来沈先生发现清华园里的某个小食店卖的蜜麻花很好吃，要带我去品尝一番。

有一次，沈先生带我去颐和园拜访梁漱溟，梁当时住在颐和园里的一个小院落里，这个小院子或在谐趣园之内或之外。既至，经通报，至客厅，梁出，与沈先生寒暄，沈先生把我介绍给梁，于是就坐，上茶，我本欲听沈、梁二先生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但大家都静坐，真正的静坐，一动不动，无言。约过了二十分钟，沈先生起，告辞，梁送出，会见完毕。此事颇有魏晋之风。归时，天已薄暮，昆明湖上有几只水鸟悠然翱翔，我和沈先生散步回清华园。

有一次我在沈先生屋里，记不得讨论什么问题了，讨论了很久，沈先生忽然想起带我出去吃饭，欲出门时，找不到钥匙了，沈先生把他的衣兜、裤兜都翻遍了，没找到，突然对我说，“一定在你的衣兜里。”我说：“不见得吧，你还没把你的东西类里的所有可能都穷尽呢，先不要在别人的那个类里去找吧！”沈先生忽然大悟，说，“对了，我还没有找抽屉呢！”于是打开抽屉，钥匙安然地躺在那里。

沈先生平时不大爱说话，对一些生活琐事，对一些世俗之事，更是不明就里，言不着边。有一次沈先生应邀到某校进行学术演讲，会议已经开始，迟迟不见沈先生入场，急坏了主办方，通过电话联系清华这边，又告之说早已离开去参加会议。还是一位比较了解沈先生的老师提醒到校门口去看看，果然见沈先生蹲在校门口外，一问原来是门卫没让进门。沈先生因为很少换洗衣服，穿着上有些破破烂烂的样子，门卫问他是谁，他反问门卫你是谁，门卫问他进去做什么，沈先生回答有人请他去做报告。门卫看他的穿着，以为他瞎说，愣没让他进，结果他就急得只好蹲在校门口。

但只要一讲起学术，沈先生却是滔滔不绝，眼睛发亮，且确实有其独到、精湛的看法。沈先生给我上课，讲“语言、思想与意义”问题，当时沈先生讲，一串有意义的声音叫做辞皿，辞皿与辞是有区别的，辞皿又可分为有效的与无效的两种，有效的辞皿可以表现“思想”，思想作为有其对象，而对象又可分为“思想内容”和“对象本身”等等。当时我感觉沈先生分析得细致入微，真叫人折服。我认为沈先生已尽得金先生真传，金先生的剥茧抽丝直探真理的精神和方法，沈先生已尽得之。

还没有深入接触沈先生之前，金先生就对我说过，沈先生对一些生活中的事体好像不太懂，但对学术问题的分析是非常细致入微的。我在和沈先生的接触中对此确有实感。沈先生已作古，但他的著作和文章将长留人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注：

沈有鼎（1908～1989），字公武，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之一，专长数理逻辑和中西逻辑史，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苏天辅（1922～），师从金岳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长期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

转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