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两封信，一本书，三条注

○刘绪源

1、两封信

今年初秋，李泽厚先生从美国柯罗拉多回到北京的家，翻出刚去世不久的何炳棣先生的两封旧信。从信中，可以读出前辈学人的友谊和学术风范。

两信都写于辛巳年即2001年。第一封如下：

何炳棣致李泽厚(一)

泽厚教授足下：

旬前初度长谈，至今犹有余欢。你我背景不同，但都在搞最基本性的问题，习惯上都是真正独立的思考，今后如能经常交谈，甚或切磋，当为人生一大乐事。

承赠大作五巨册，因诸事羁身，又准备进医院，只读了《己卯五说》。短“序”精彩，“巫史”十之八九尤洽吾心。其余出院后再细读。

我明日（六·五）入院，次日手术，十一日出院。手术不复杂，制度须待合口始能出院。出院后当立即续撰长篇学术回忆——海外之部。年底以前望能撰就，然后再返古代思想。

兹寄上《孙子》、老子年代两已刊之文及新手稿。请斧正（literally用斧！）。读后即可知我衰年脑力未衰而文笔艰涩之甚（艰甚于涩）。几十年都从尽量多种史料作归纳，所以最不善演绎。最羡慕为文能一泻千里如足下者。

写到哲学和思想，我词汇就不够，遑论其他。但史实（历史实践）方面远较一般认真，这或许正是何以我胆敢连续翻案。一笑。颂

旅祺

何炳棣 辛巳六月四日

此信第一段中“真正”二字的重点号，系何先生自己所加。末第二段括号中英语literally，意为“逐字地”，即请随处斧正，不必客气。“出院后续撰长篇学术回忆”指的是《读史阅史六十年》，全书凡三十五万字，分“国内篇”与“海外篇”，书稿完成于2003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繁体字版，简体字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5年7月推出。信中言及《孙子》、老子年代、古代思想及“连续翻案”的文章，可参见下文。

第二信写于三周之后，全文如下：

何炳棣致李泽厚(二)

泽厚教授足下：

旬前承国际电话讨论拙新作，至感至欢。无问题，这是生平最难写的一篇，有些地方硬是“死啃”出来的——如《孙》《墨》《老》三边关系中自语义学及思想内容考订《孙》《墨》先后之序，etc.文章一向都是自己的好，但我确是能接受高见，有错必改，不过事先已做过多面自我抨击、反弹自卫工作，否则不敢并不应问世。

坦诚地请你对三篇息息相关的拙文作一书面的批评与反应，因我对你的见解是很重视的。即使三文大致都丝丝入扣，必尚有可以改进之处。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你对这个中国思想史上“最大”（事实上如此）翻案（把老子重新定位）的总反应和个别细节的看法。

我没有最低必要的哲学词汇，决写不出像你讨论古代中国辩证思想特征那么透澈的分析和解说。

仍在康复中，勿劳远念。

敬颂

身心两泰，能适应香港的夏天。

何炳棣 辛巳六月28日

此信与前信一样，字迹清晰极少笔误，惟中间第二段末“个别细节”处，原文写作“思节”，且“节”字笔画略显含糊，现据上下文与何先生行文习惯暂定为“细节”二字。信中所说“生平最难写的一篇”，指的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此文写于“辛巳年六月初”，看来是他给李先生写第一封信时刚刚写完，遂随信寄李。这是何先生晚年极重要的文章，我在读信前已读此文，且不止读一遍，觉得作者所用方法新奇而有说服力，考证则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文字准确精到，全篇无冗言。这让人悬想：功夫到此，大概再难写的文章也能举重若轻，从容应对了，真是佩服无己。现在看到“有些地方硬是‘死啃’出来的”，方知如此大家为文，也还是惨淡经营的，于是明白了很多道理。

何炳棣先生1917年出生，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在西南联大时已任教职，比李泽厚先生整整大13岁；他在海外华人学者中地位非常高，曾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是担任过这一职务的唯一亚裔学者。但他在李泽厚面前虚怀若谷，真心求教。他对李泽厚学术观点的评价，也是真心赞赏，一无客套，句句说到实处。这都非常感人。

而对于自己的文章和研究，何炳棣先生也有极高要求。在这短短两封信中，至少涉及了他的三个重要的学术原则：

一、始终研究“最基本性的问题”，坚持“真正独立的思考”。

二、“几十年都从尽量多种史料作归纳”，在“史实（历史实践）方面远较一般认真”。

三、文章写成，自己先做“多面自我抨击、反弹自卫工作，否则不敢并不应问世”。

前辈学者之高洁不凡，值得我们细思谨记。

2、一本书

两封信都提及“三篇息息相关的拙文”，这与第一信中所说“连续翻案”也有关，这就需要转入文题所示的“一本书”了，此即何先生于2002年8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

此书非常薄，仅103页，就收三篇文章，并一则何汉威先生撰《何炳棣院士简介》，但却是一本极重要的学术专著。

三篇中的第一篇，就是上面谈到的关于《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一文，三篇中此篇写得最迟（2001年）。第二篇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写成于“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此文曾发表在王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卷十七，2000年），初稿完成得更早，在1997年第5期的《历史研究》上也刊登过。第三篇为《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曾于2000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讲座中择要宣读，全文刊发于2000年11月号《燕京学报》。这三篇文章，谈的都是老子的年代问题，所以是“息息相关”的。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何先生写这三篇文章，作这番深入的系列的研究，其最初动力，恰与李先生有关。此中原委，今天读来，真是一则学苑佳话。

读书末《何炳棣院士简介》，可知何先生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于1987年70岁时退休；后又任加州大学鄂苑（Irvine)分校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于1990年73岁时第二次退休。他本来一直用英文写作，“二次荣休后，始大力以中文耕耘”。关于此后的研究，他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最末一章中作了详细叙述，此章题为《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但在这本《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第一篇的“（一）引言”和“（二）《孙子》、《老子》互证”中，谈得更为精到有趣，我们把这部分内容（包括引文）一并抄录如下。这里不仅看得到他研究的缘起，看得到他新奇有力的方法，也能进一步看到他的虚怀若谷和高洁的风范——

当代思想史家中，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积淀往往有新颖深切的体会，而且能把深邃的道理做出精当易晓的解释。他认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发展和应用辩证思维的是兵家，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略不经心便可铸成大错，而毫厘之差便有千里之失”。他紧接着做了以下分析和论断：

“也正因为此，古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不只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体、不动情感的观察、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繁琐的细部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却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作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住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那许许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即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种形势、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即决定作战方案如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

“正因为这种矛盾思维方式是来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中，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辨、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所以它们本身也就与世俗生活一直保持着具体内容的现实联系，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像《孙子兵法》里举出的那许多矛盾的对立项，就是非常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与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它们是生活斗争的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辩性的抽象。”

接受了李泽厚古代中国辩证思维源于军事经验的特征的说法的前提下，我们便可以将《孙子》、《老子》两书里的辩证词组，也就是李泽厚认为的矛盾对立项，罗列于下以备初步比较与探讨。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词组

天地、阴阳、寒暑、上下、左右、纵横、先后、远近、深浅、大小、方圆、主客、敌我、广狭、顺逆、死生、胜败、治乱、安危、利害、轻重、强弱、智愚、文武、贵贱、众寡、饱饥、爱（赏）罚、虚实、形名、正奇、刚柔、动静、行止、哗静、劳佚、攻守、进退、诱避、迂直、屈伸、起伏、专散、险易（利）、勇怯、愠悦、取予、骄卑、离（分）合、迎背（向逆）、周隙、全破、心力、钝锐、速久、有余不足、有常无常、有形无形、崩乱严明、齐一（同欲）不合、不（无）穷可全。

今本《老子》中的辩证词组

（甲）《诸子百家大辞典·道家篇》所列：

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难易、损益、生死、吉凶、祸福、荣辱、贵贱、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轻重、静躁、曲直、雌雄（牝牡）。

（乙）本文笔者外加：

奇正、天地、夷纇、盈洼、辩讷、敝新、明昧、歙张、开阖、兴废、取与、寒热、厚薄、长短、善妖、德怨、文朴、有余不足。

显而易见，《孙子》词组大多数皆有关军事，比较详细周密，而《老子》对《孙子》词组有所损益，有关军事的比较概略，而词组涉及的思想范畴却较《孙子》为广。笔者觉得这一现象从李泽厚的宏观论断中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老子》谈兵部分确有不少处可认为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和概括，但《老子》之所以富原创性，正是因为它能把《孙子》军事辩证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学的辩证层次。可惜的是，这种论断是出自李泽厚长期对中国文化积淀个人独特的体会，而且在讨论“兵家辩证特色”的第一底注中，谦虚地声明《老子》“著者及成书年代，本文不讨论，暂采春秋末年说”。《孙》、《老》问题的澄清就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史”了。

笔者第二次退休以后，研究兴趣转入中国古代思想、宗教和制度，虽对思想知识尚极有限，却正是“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从繁锁的考据以求证成《孙》为《老》源，正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案：本文附加的参考论文（一），拙著《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的结论是：《孙子》十三篇撰就于吴王阖庐三年（前512）召见之前，其成篇早于《论语》至少两、三个世代。参考论文（二），《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说明《史记·老子列传》中的老子李耳（字聃）的后裔世系必系青年司马谈讲业齐都期间，亲获自李耳八世系、胶西王卬太傅李解者，故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左右，约当孔子卒后、墨子诞生后四十年。再则即使当代极端崇《老》学人相信孔子曾问礼于老聃者，亦不得不承认《老子》成书必晚至战国之世，故《老子》书中辩证词组及论辩方法至少部分衍生于《孙子》一事，本应系不争之论。

……

此篇下文更精彩纷呈，但已实在抄得够长，不能再抄了。（为怕打断文意，我略去了插在文中的四条注，此均说明李泽厚观点出处，系引自同一本安徽文学1986年版《中国思想史论》，页码为86－87、96－98、82、300。）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后文的大略。何先生大量运用词组对比的方法，证明《老子》源出于《孙子》；且采用“全经搜索”，竭泽而渔，即以先秦诸文献中均搜寻不得而独于《孙》《老》中所有的词组，来证明二书的渊源。可以说，“抓大题目”和“竭泽而渔”，正是何炳棣先生治学的两大特色（他曾因汪荣祖题目不够大和许倬云未能竭泽而渔而有过微词）。比如在本书中，他指出：《孙子·势篇》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瑰丽雄奇，论“奇正”一段尤为全篇精华所在，而“奇正”一词出于《孙子》，不见于《论语》、《墨子》、《吴子》（起）、《司马法》、《商君书》、《孟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而仅见于《老子》。“即此一端已可见《孙》、《老》关系之密切。”又如，以《孙子·势篇》与《老子·十二章》字句作比较：“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孙》）——“五色令人目盲”（《老》）；“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孙》）——“五音令人耳聋”（《老》）；“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孙》）——“五味令人口爽（伤）”（《老》）……作者认为，“后者文意袭取前者加以改造，至为明显”。全文通过《老子》与《孙子》、早期儒家、早期墨家的多边互证，得出了“《孙》为《老》祖”的结论。这就打破了过去一向认为的《老子》辩证思想影响了《孙子兵法》的陈说。何先生并指出了下一步学术发展的一个大课题：如何从《孙》、《老》传承重新考订、分析、权衡、界定先秦及两汉哲学政治思想的“轴心”。

这真是一篇气势浩瀚、极见功力也极富原创的大文章！但因在研究之始受到过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启发，何先生决不掠美，不但将李说完整引入本文，还谦逊地自称是李文中说到的“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甘愿为思想家的断想（也为年轻一代学人）作艰难繁复的考证。这是一次思想家与学问家自觉而完满的合作，也是两代学人间的完满合作。每读此文，我首先跳入脑海的总是八个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三条注

再说说李泽厚先生。我因于去年与前年和李先生作过两次长谈（已整理出版《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与《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二书，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多次听他说起何炳棣先生，知道何先生是他最尊敬并看重的海外学人之一。两人治学上有不少交接点，故能互启互用，相得益彰。但学问旨趣上还是有不同，比如，上文所引那一长段《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关于兵家思维方法的话中，原来有不少重点号，但在何先生的书中就未能标出。当然，重点号也可能在出版印制过程中被不经意地抹去，然而何先生关注的是历史人物生卒年与历史文献成书先后等问题，这些重点号与他的研究的确关系不大；而李先生关注的是中国所特有的思维形成的原因和它们的发展，以及它们与西方哲学、思想、宗教等的区别。如李先生强调古代兵家思维“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这就区别于西方式的突出“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推演，显现其“直观”和“实用”，这一思维过程是“简化了”的。随后又指出，这种思维来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辨、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我们知道，李先生早年研究康德、研究美学、研究中国思想史，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隐秘的目标，即建构自己的哲学本体论，而这一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支柱即中国传统思维。随着他的《历史本体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等书的出版，人们渐渐读出了他的本体论的概貌。在我和李先生的第二本谈话录《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中，李先生在梳理他本体论诸要点时，又提出一个过去未被人们注意的重点：“其实几十年来一直萦绕着我的，是如何‘走出语言’的问题。所谓‘走出语言’，是指走出当今语言哲学的牢笼。……这可能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我本不大相信语言是人的家园或人的根本。中国传统使我想到，凭借它也许能突破当今哲学的某些界限或窘境。”这话发表以后，不少哲学界同行大为吃惊，也曾被有些读者誉为“石破天惊”，但我们对照当年何先生引用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原加重点号的话，李先生强调中国思维“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而源于军事经验，正说明他二十多年前确已在思考“走出语言”的问题了。他研究中国思想史，想的却是如何以中国思想突破并弥补世界哲学的不足，处处以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别异”，这就使他的研究别具一种深度。现在，他提出以中国的“生存的智慧”弥补西方的“思辨的智慧”，以中国视角的“情本体”填补海德格尔的“畏”和“烦”，以经验性的含审美性质的“度”取代“存在”“本质”“实体”等作为第一范畴，以“天行健”的“行”亦即实践取代“太初有言”（均见《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一书），这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本意，也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何炳棣先生和李泽厚先生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让世界瞩目的成就。

在李泽厚的研究过程中，也不断吸取了何炳棣先生的学术成果。这里只说他书中三条注，即可见一斑。这些注有极强的学术性，可惜一直未受人们重视。

在李泽厚1999年出版的《己卯五说》中，《说巫史传统》一文第一节“巫君合一”开头即说：“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国文化无可争辩的重大原始现象之一，是祖先崇拜。”这里有一条注：

①何炳棣：“构成华夏人本主义最主要的制度因素是氏族组织，最主要的信仰因素是祖先崇拜。制度和信仰本是一事的两面。”“商王虽祭祀天神、大神、昊天、上帝及日、月、风、云、雨、雪、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但祖先崇拜在全部宗教信仰中确已取得压倒的优势。”（《华夏人文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见《二十一世纪》总第33期，第93页、第96至97页，1996）

可见，何先生的立论为李先生这一研究课题确立了一个重要前提，有力地支持他把自己的独特思考推向前进。

李泽厚写于2005年的《“说巫史传统”补》第一节的“由巫到礼”中，也有一条注：

②拙前文已强调祖先崇拜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特征，其所以较其他文明远为牢固长久，据何炳棣的研究，是由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因仰韶地区的黄土地理非“游耕”而是定居农业。如何所概括，“只有在累世生于斯死于斯葬于斯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有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发展的家庭制度和祖先崇拜”（《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23页，香港商务，2004），我以为可信。

从此注也可看出，何先生的历史研究有力地支持了李先生的哲学思考。

在同一节中，谈到“战争在中国上古文化和思想的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一条长注。这在文章初发表时是没有的，是后来在收入《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科版）时加上的：

①拙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何炳棣教授有墨子源于孙子说，认为墨子秉承孙子，懂兵书，能守城，曾为秦（时国势尚弱）守城拒魏，其后，墨家融入法家。我赞同此说，认为墨子“尚同”，墨家钜子制度等均取自军队，入秦后墨家思想学说中之“兼爱”“非攻”等下层性质消亡丧失，而“尚同”“力田”等则为法家吸取，成为耕战体制、绝对专制的重要思想来源，这才是郭沫若所提及过的“墨法在秦合流”。但“兵－墨－法”这一线索却从未为治思想史者所注意，拙文《墨家初探本》《孙老韩合说》亦未能涉及。因此特将何教授重要论点补注于此，以明墨家思想之来龙去脉，再次确认兵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源头地位。现代中国曾以新形式再现“兵－墨－法合流”，参阅拙文《再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一部分。（见拙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

这段补注，其实抵得一篇重要论文，至少是一则精妙的论文提纲（本文所引三注均据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说巫史传统》一书）。在与李先生交谈中，我不止一次听他提到何炳棣先生有关“兵－墨－法”的洞见，似有不胜钦佩之意。两位前辈学人在长期互敬互爱、切磋探讨中推进学术发展，此事正可作为当今学界的一面明镜！

因何先生“兵－墨－法”的论断一直未能引起充分关注，李先生这段补注也未引起人们注意，故将此节文字置于文末，以期引发学界垂注，是为至盼。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