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炳棣的治学眼光非比寻常，对中国历史文化关注广阔、气象浩瀚；解释屡创新意，撼动学界。

何炳棣为自己设置的治学标准是“搞第一等的题目，著第一等的文章”，他对学术的坚守源自其高远志向和好胜个性，并非为世俗的功名利禄。

何炳棣去世的消息引来史学界一片叹息。对于何炳棣的学术成就，学界有如此评价：“何炳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重要学者。他的治学眼光非比寻常，对中国历史文化关注广阔、气象浩瀚；解释屡创新意，撼动学界。”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何炳棣先生的研究领域很广，在人口史、经济史研究上作了巨大贡献。他晚年对思想史的研究，对新儒家的批评和与张光直的争论也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何炳棣对新儒家学派的余英时、杜维明等多有批判，但余英时仍称赞何炳棣“才如大海”。

何炳棣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当年的清华大学正是梅贻琦掌舵时期，硕儒云集、兼容并包、讲求通识教育。“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

何炳棣晚年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追忆。清华园四年为何炳棣打下了良好的人文科学基础，通过第六届公费留学西洋史学门考试后他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历史系博士学位。何炳棣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于1966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年当选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为该学会唯一一位华裔会长。

“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这是他在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下的句子。这可以视为学者对自己人生追求的直抒胸臆：他为自己设置的始终是最高标准，搞第一等的题目，著第一等的文章。而这样的坚守与奋斗，却并非为世俗的功名利禄。文章得登庙堂，进而青史留名或许更贴近这真正学者的豪迈情怀。何炳棣曾作为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于1979年被邓小平接见，但他本人从未渲染此事。

“搞第一等的题目”

“不管搞哪一行，要紧的是千万不要搞第二等题目。”

应用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林家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何炳棣将自己这位清华同学的话语视为清华精神，对他影响甚深。此后，“搞第一等的题目”就成了何炳棣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这句话之所以产生如此的触动，也是它契合了何炳棣的高远志向和性格中的争强好胜一面。他人生路径的选择始终与治学追求和谐统一，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正是“为第一流学者”、“做第一等学问”的理想。治学上，“搞第一等的题目”则表现为何炳棣对史学基本问题、宏大问题的切入。

葛剑雄曾在《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道：“其早在1959年出版的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迄今无人超越。我与同人研究中国人口史粗有成绩，在理论和方法上多以此书为基础。”

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研究始自1953年。他不光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人口专家，还希望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明初起600

年之间人口剧增，由此他从土地、农业、移民、政治、财政等多个方面入手予以考察。

这个论题牵涉面极广，需要多方考据。同时，涉及财政、农业、政治等多个学科。当时何炳棣跑遍了美国几大汉学图书馆，如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搜集的方志集中起来达到3000种之多，外加各图书馆善本书籍，胶片几百种，以及大量其他资料，涵盖了人口、土地，所谓的耕地数字、超省际移民、会馆制度等相关资料。当时因为没有办法以其他方式复制，何炳棣用手抄的方法为自己搜集了海量的资料，并最终完成了《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两部著作。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葛剑雄于1986年开始翻译，并于3年后在中国出版。在此之前的将近30年，国内学术界对于这本获得海外学界公认的中国人口史著作几乎无从知晓。

葛剑雄向《第一财经日报》回忆这本书的出版缘起，写作硕士论文时，曾经听历史学家王业键提到这本书。后来，他便在香港、北京寻找这本书，却寻不到踪迹。直到1985年，葛剑雄终于在哈佛大学见到了这本书。到哈佛后的第一周，葛剑雄便迫不及待地读完了此书。而当时国内学术界的闭塞与保守也令葛剑雄十分遗憾。

1986年，葛剑雄到哈佛大学作报告，顺道去芝加哥大学拜访何炳棣，征得同意后开始翻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989年，这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又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

晚年的何炳棣开始转向思想史研究。葛剑雄告诉记者，在何炳棣看来，思想史研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领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而当时的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很多人认为，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是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但何炳棣却认为，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融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他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一文就通过大量考实论证了这一观点。

“出手即不凡”

何炳棣性格中的骄傲、自信几乎为学界共知。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亦有认识：“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

不过，孤傲自许、坦率直白之下是他的真性情和学术自信。葛剑雄在《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写道：“20年前，我有幸去芝加哥大学向何炳棣先生求教，又蒙先生慨允翻译他的名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即《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前几年他来上海时也有机会谒见，对他的求真学风、率真态度有切身体会。现在读到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印象最深的也还是他的真。”

有媒体报道，2010年5月13日，何炳棣、杨振宁、林家翘、李学勤等著名学者出现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黄长风的讲座上，杨振宁在这次讲座上回忆了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台湾一个会场上的往事。当年，何炳棣与杨振宁同为清华大学第六届庚子赔款的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在会场上介绍何炳棣时，提到自己到清华大学查询当年的考分是68分，而何炳棣是73分以上。此时，何炳棣站了起来，说道：“不错，我比他高六分。”当即引来全场笑声。事后，这位较真的老先生还一本正经地做出更正：当年他的考分是78分多，名列当届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第一名。杨振宁的这番回忆，让一位率性、自信、较真的老学者跃然眼前。

葛剑雄也向记者提到这样一件趣事：何炳棣曾经撰写了一篇用思想史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文章给葛剑雄阅读。“我对红学并不了解，所以把这篇文章给一位红学家看。”那位红学家给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评价。当葛剑雄将这样的评价转述给何炳棣时，他当即说道：“我何某人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不凡。”葛剑雄告诉记者，何炳棣向来极为自信，他认为自己的史学研究天下无人能敌，至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自是不在他眼中。

对于自己的同行甚至前辈，何炳棣也不像许多学者那样避之不谈，而是时常公开臧否。

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学者，阅读他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一个好方法。这本书中，何炳棣真诚地记录着他的奋斗史以及对长辈、友人、亲人的记忆。杨振宁为之作序道：“《读史阅世六十年》是大学者用真性情撰写的学术含量极高的治学津梁、阅世甘苦，读后可长见识，扩眼界，实在难得。”

（孙行之）

转自《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