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三次转折志不移 心系通信终如愿

1939年夏秋之交，孙宝传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家庭，家境贫寒，四岁丧父。父亲一去世，四个姐姐都失了学，过早地出去谋生，妹妹不得已送给了亲戚家，剩下孙宝传和他哥哥靠着国家助学金一路读到了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57年他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问起他当时有什么理想时，他说：“那时也没有什么‘宏伟理想’，只是想好好读书，将来能让含辛茹苦把七个孩子拉扯大的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同时报答国家对自己的培养”。说起自己这辈子与通信技术打上了交道，孙宝传说还真有点缘分：“念初中时，我爱好文学，读了不少苏联小说，作文比赛还得了第一名，上高中那年，我四姐给我拿来了一台矿石收音机，让我对无线电着了迷，从此转向选择了通信专业。”这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转折。

来到了清华，孙宝传在大学二年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四年级当上了半脱产政治辅导员，担任系团委书记，学业优异的他在学生工作上也展露了头角。到高年级时，系领导考虑到集成电路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安排学通信专业的孙宝传跨专业兼学半导体专业的课程。1964年春，本应在夏季毕业的孙宝传提前半年完成了学业，以优秀毕业生的资格，留校做了常迵教授（后为中科院院士）的助教，同时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抱着要在无线电电子学领域有所作为的理想，开始了“双肩挑”的教师生涯。

但是，1964年秋发起的“四清”运动却悄然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北大是全国文教“四清”的试点单位，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工作队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唯独清华大学派出的是团委副书记孙宝传，他自然成了工作队最年轻的成员，北大“四清”结束后，即1965年底便被调入中宣部教育处。当时，孙宝传的思想很矛盾，他说：“我舍不得离开学习工作了8年多的清华，也舍不得丢弃自己钟爱的通信专业，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理念，让我义无返顾地告别了清华”。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转折。

到中宣部不到半年，“文革”就开始了。“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批示，让中宣部一下子成了革命的对象，机关工作全部瘫痪。1969年9月，中宣部所有干部被“一锅端”地到了宁夏贺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孙宝传和其他干校学员一样，一边搞运动受教育，一边“种地、养猪、磨豆腐”。他的在公安部研究所工作的爱人也被下放到了东北的部队农场，2岁多的孩子只得交给在老家的奶奶照管，一家三口就这样“天各一方”。

1972年8月，在干校“改造”了三年的孙宝传回到了北京，被重新分配到了新华社参编部科文组，但他到新华社报到的第一天就要求调离，对此，孙宝传是这样说的：“经过‘文革’的洗礼，我深感自己不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料’，下决心归队搞自己的本行。那时正好在我家附近新建了一座东风电视机厂，工厂也欢迎我去，我就是想在工厂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但世事难料，负责调干的同志对他说，你们中宣部干校20来位同志调来新华社是中组部下的调令，你要找中组部说去。到了中组部接待处，负责接待的同志对他说，你们这批干部的调令是姚文元划的圈，你要找姚文元去批。啊，到哪里去找姚文元呐！孙宝传一下子傻了，无奈地回到了新华社。新华社干部处的同志说，你一定要搞技术工作，我们新华社也有个技术部门，叫电务处（新华社技术局前身），你可以去那里。就这样，孙宝传最后走上了新闻技术工作的岗位，一直到退休。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三次转折。

从头学起不怕难，新闻战线立新功重新回到技术工作岗位时，孙宝传已过了三十而立的年龄，面临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他说：“我脱离业务已有七、八年之久，所学的专业知识已很生疏，而恰恰在这七、八年期间，国际上电子技术的发展却突飞猛进，从电子管、晶体管发展到集成电路，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这时的孙宝传已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负担也很重，但他决心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于是，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如饥似渴的学习新技术，不放过任何机会虚心地向老同志学习，为了翻阅国外资料重新检起了英语，因日文资料多又开始自学日语。由于业务底子好，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很快成了新华社电务处能独挡一面的技术骨干。

“748”工程，即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是孙宝传到新华社后参与的第一个重大工程。该项目最早是由新华社、原四机部、原一机部、科学院和国家出版局等5个单位共同发起的，因在1974年8月由国家计委批准立项，所以又叫“748”工程。立项初期，孙宝传作为新华社的代表参加了工程筹备组，作技术可行性调研和技术方案论证工作。凭着对新技术的敏感，他很快领悟到工程的关键技术是汉字信息处理、特别是汉字库的信息存储技术。通过翻阅资料和座谈交流，他逐渐了解了国外的相关技术及其关键点。

1975年10月底，孙宝传参加了与日本电气公司有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技术座谈，日方对系统的核心技术汉字库守口如瓶，孙宝传通过会上会下的交流、饭后茶余的闲谈以及反复的琢磨思考，终于摸清了该系统用“矢量法”描述汉字轮廓线的基本思路。座谈会刚结束，北京市出版办公室在北纬饭店主持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技术方案论证会，在会上，王选提出了汉字数字压缩存储技术方案，大多数与会者暗中摇头，有人甚至认为王选在玩数字游戏，孙宝传第一个站出来明确支持王选的方案，会后又毫无保留地就“矢量描述法”与王选就进行了交流，为王选方案的选定和完善出了一把力。对此，科技部组织出版的《王选的世界》一书有如下一段描述：“孙宝传是当时新华社技术局的技术专家，1974年被派到新华印刷厂参加‘748’工程的筹备工作。在调研过程中，孙宝传了解到日本的汉字压缩存储技术，认为很有借鉴意义，听了王选的方案，立即有一种不谋而合、找到知音的感觉”，“孙宝传明确表示北大的方案很有发展前途，应该支持北大继续研究”，“会后，孙宝传把自己的想法和王选进行了交流，鼓励王选一定要继续搞下去。孙宝传后来成为新华社技术局的局长，他的支持态度在以后与北大的合作中一直未变，使王选始终难忘”。后来，孙宝传又将“矢量描述法”数字压缩技术整理成书面材料，由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于1976年6月印刷出版，作为“来华技术座谈资料”内部交流。

在原四机部计算机局和新华社领导的支持下，“748”工程最终选择了王选方案。此后，一直到1985年，新华社作为该工程的发起、使用和研制单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1985年，新华社建成了全国第一个激光照排试验车间，并在国内率先采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印出了日刊《新华社电讯稿》和内部旬报《前进报》，为我国印刷技术改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孙宝传相继出任新华社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技术部副主任，通信技术局局长、社党组成员等职，走上了技术管理和领导岗位。1985 年初，他上任技术局长后抓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中文微机收发稿系统”。当时新华社向国内新闻媒体发送中文新闻稿采用的是“模写”方式，速度很慢（平均每秒发两个汉字），字迹不清，而且不适应未来照排系统的应用。为了加快研发进度，培养技术力量，孙宝传和他的副手一起找到了他们在清华时的同学、时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伍绍祖，请求支持，合作开发。该项目当年立项、当年开发、当年投产，一下子使中文新闻发稿速度提高了15倍，同时免去了各报的重复录入。1986年，该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6年，新华社新闻大厦及其通信工程作为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开始建设，孙宝传任通信工程建设总指挥。工程由12个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组成，由技术局自己承担总体设计和主体部分的设计、开发和施工任务。通信工程的建成使新华社的新闻业务全面实现由电传机向计算机、由模拟通信向数字通信的历史跨越，为新华社初步建成世界性通讯社奠定了物质基础。通信工程刚启用，就迎来了北京亚运会的报道任务。在亚运会期间，新华社有９９％以上的稿件抢在外国通讯社的前头，取得了空前的好成绩。人民日报还在头版以《“新闻战”中的“第一块金牌”》为题发表评论说，这“证明新华社在快讯时效上已具备了和世界通讯社抗衡的能力”。通信工程荣获１９９１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信息系统荣获１９９２年全国优秀信息系统奖，孙宝传也荣获1992年优秀信息系统组织者奖。

领导创建新技联 健康工作五十年

中国新闻技术工作者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国新闻技联”）成立至今已有20年了。孙宝传是“中国新闻技联”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的理事长。谈起为什么要成立“中国新闻技联”时，孙宝传深情地说，这是广大新闻技术工作者的热切要求，“中国新闻技联”是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成立的。他回忆说，１９８７年４月，参加中文微机收稿系统培训班的部分报社技术负责人强烈呼吁：“建立专门的行业性协会，以加强横向联系和技术交流，提高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１９８７年《新闻电子技术》第３期，发表了天津日报高级工程师张明哲的文章，“建议筹备技术协会，以加强横向联系与协作，切实地推动我国新闻技术现代化的步伐”。１９８８年9月，首个省级新闻技术组织——河北省新闻技术联合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筹建“中华全国新闻技术联合会”倡议书》，得到了全国许多新闻单位和广大技术人员的积极响应。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经过新华社领导同意，新华社会同人民日报、广播电视部共同发起，在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７日成立了由孙宝传任组长的筹备组，又经过近两年的筹备，于１９９１年５月８日，获得民政部的批准，同年9月3日“中国新闻技联”正式宣告成立。

当问到任理事长期间，“中国新闻技联”有哪件事你的印象最深时，孙宝传谦虚地说，我们工作做的还很不够，而且是大家一起做的，如果说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搭建了三个平台：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和出版优秀论文集，设立了“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创建了《中国传媒科技》杂志。谈到在“中国新闻技联”工作有什么体会时，孙宝传说，我体会，要做好“中国新闻技联”的工作，应把握好四个词，一是“服务”，一定要时刻把广大新闻技术工作者放在心上，要为他们服好务，多做实事、好事；二是“凝聚”，要聚集大家的力量，做一些单打独斗干不成的事，比如推动行业和国家标准的制定等；三是“沟通”，要当好新闻媒体之间、新闻媒体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新闻媒体与技术研发和生产企业之间的桥梁；四是“创新”，一定要经常地宣传创新理念，不断地推进传媒科技的创新。

孙宝传退休11年来，一直在“中国新闻技联”发挥余热，单拿公开发表的各种有关新闻信息技术的论文、评论、文章来说，就达一百数十篇之多，平均每月一篇还多。当谈及为什么仍每天到“中国新闻技联”上班时，孙宝传谦和地一笑：“你看我每天都来上班，但实际做的事不多，还常干些‘私活’——写书”。忽然，他神情凝重起来，深有感触地说：“我读大学时，蒋南翔校长提出的‘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口号，对我们这一代学生影响极深。记得，2000年9月退休时，我掐指一算才工作了38年，离校长的要求还相差12年，如果扣去“文革”期间没有干啥事的7、8年，那就更少了，而国家培养我就花了近19年。当时，我写的一首打油诗很反映我那时的心境：‘健康工作五十年，校长教诲记心间；一不留神到退休，掐指一算才卅八。人虽老矣梦犹在，生命苦短倍珍惜；赛完规定练自选，愿为祖国献余热’。如果健康允许的话，我希望能够干到2013年，实现‘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心愿”。

收藏历史与文化 体验人生乐趣多

2010年年中，在新华社工青妇举办的“世博展”上，孙宝传收藏的历届世博会奖牌和纪念章是最吸引众多眼球的展品之一，前来参观的人们无不啧啧称奇，一个七旬老人怎么能搜集到如此丰富而又珍贵的藏品。说起收藏，孙宝传如数家珍地说:那要追溯到36年前，1975年底，我奉命第一次跨出国门赴英法进行技术考察，揣着国家发的20美元零花钱，在买了一块手表之后，已经所剩无几。当时很想买一个纪念品回国，但几个法郎能买什么呢。一次在小商店里偶然发现一个塑料‘照相机’钥匙链，从取景器望去，是巴黎著名景点的图像，按一下快门，换一幅图景，挺好玩，还不贵，又有法国特色，于是就买下了。一开始我也没想到收藏，只是买个纪念品而已，后来买的多了，愈发感觉钥匙链虽小，但它浓缩了五彩的世界风采，沉积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可称得上是“立体的邮票”。从此一发不可收，特别是我称之为“收藏爱好者的天堂”的互联网问世后，我经常光顾竞拍网站，从世界各地拍得许多珍贵的藏品，把我这几年的退休金全搭上了。迄今为止，我已收藏了176个国家和地区的8千来枚钥匙链，以及奥运、世博和科技史等若干系列近千枚纪念章。

孙宝传说，我收藏这些小玩意，不是为了保值增值，更不是为了倒卖赚钱，我是在收藏文化，收藏历史，收藏生活的乐趣。为了与大家分享我的藏品，2007年，我编写出版了《心链奥运——奥运故事与奥运收藏》一书，献给北京奥运会，给人文奥运添彩。2009年，我又编写出版了《世博徽——世博会历史变迁与历届纪念章》一书，献给上海世博会，为和谐世博加油。2011年，我将要编写出版《科技史章——纪念章上的科技史》，献给我们的孩子们，期盼他们扬起想像力的翅膀，涌现出更多更强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打好基础练内功 顺势而进创新业

一谈到传媒科技，孙宝传顿时神采飞扬，说话落地有声，老远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传媒技术对于传媒格局历来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有了纸才有报纸，有了电报才有通讯社，有了无线电才有广播电台，才有电视才有电视台，有了互联网才有新媒体。传统新闻媒体必须顺势而进，否则就一定会被时代所淘汰”。

作为资深的传媒技术专家，孙宝传对于当今新闻媒体如何直面互联网引发的机遇和挑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打比喻说，国家大剧院是舞台技术的顶峰，艺术表演家的圣殿。但是，登上国家大剧院，并不能保证你演出一定成功，更不能打保票一定会让观众喜闻乐见，演的好不好，还是要靠演员（或剧团）自己。今天，无论是传统互联网，还是移动互联网，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平板电脑，都是展现信息内容的公用平台，说到底，新闻媒体第一要务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定位和特点，按照市场和受众的需求，借助新技术把自己的内容做好、做精、做出特色。这样才能在这些平台上彰显自己的特色，展现自身的风采，体现信息的价值，吸引更多的受众，创造丰厚的回报。而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新闻媒体的核心资源有两：新闻信息资源和高素质的新闻人才。因此，一是要整合好内容资源，二是要培养好复合型人才。对于前者，关键是要把信息资源库建设好，这个资源库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五个特性：一，多媒体形态；二，标准化标识；三，智能化处理；四，个性化服务；五，多渠道传输。其中，标准化则是基础，至今仍然是个薄弱环节，急待引起重视，应切实予以加强。

当今，技术越来越成为引领传媒进步的要素，技术工作者在传媒机构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重要，已逐步从单纯做技术维护和支撑工作的层面，逐步发展到当好参谋和参与决策的层面，“有为才能有位”孙宝传语重心长的说，“一方面，我们要倡导媒体决策者们要紧跟技术潮流，提高科技意识，重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鼓励媒体技术工作者们主动加强与媒体领导及各个部门的沟通，积极参与到媒体的规划、决策等各项工作中来，把工作做在前、做到位。

（宋迪）

转自《中国传媒科技》2011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