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钟书，字默存，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出生，江苏无锡人。１９３３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１９３５年得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１９３７年得Ｂ．Ｌｉｔｔ学位，再留学法国一年。１９３８年归国，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１９４９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８０年代任该院副院长。

钱氏兼通中西七种语言，其文学论著如《谈艺录》、《旧文四篇》、《管锥编》等旁征博引，中西比较，议论卓越。钱氏另有杂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及长篇小说《围城》，后者被译成多种外文。钱氏的作品，无论创作或评论，都文采斐然，其谈话则风趣机智，但他极少演讲或讲学，而是在北京寓所与夫人杨绛深居简出，以读书、写字、撰述自娱。１９９４年因病住医院，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９日逝世，终年８８岁。

（一）

钱钟书：才子、昆仑、英雄

钱钟书学问渊博，著述宏富。知钱深者、尊钱重者如汤晏更誉他为“民国第一才子”，舒展誉他为“文化昆仑”，汪荣祖誉他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１９８４年我在北京拜访钱先生，亲聆教益，多年后写了《文化英雄拜会记》一文，我称他为文化英雄。今年是钱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年，我们特别要仰望这座文化昆仑、敬重这位文化英雄。钱钟书钟于书，他一生读书、读书、读书，还是读书，要读尽世间该读的书；一生著书、著书、著书，还是著书，要著作生平该著的书。我认为他读书后著书的目的，是打通中西文化，打通后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学说。为了这个目标，他专心致志，悉力以赴，常人的富贵名利之欲，减至近乎零，这是异于凡人的英雄行为。

钱钟书与夫人杨绛

他不但博极中西典籍，而且勤写笔记。年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又名为《容安馆札记》，三巨册，共二千多页的这套大书，每页都是钱先生观书后写下的笔记；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都是莎士比亚笔下丹麦王子所说的“文字，文字，文字……”是字林，是字的森林、丛林、热带雨林。

《手稿集》中，从《诗学》到《二十年目睹的怪现状》，都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毛笔字，是钱老年轻时就开始写的——１９３０年代留学英国时，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饱蠹楼”(Ｂｏｄｌｅ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饱蠹楼”音义兼顾，是钱钟书的雅译，就像徐志摩之译Ｆｉｒｅｎｚｅ为翡冷翠)。饱蠹楼的书不准外借，钱先生于是天天在楼中“蛀”书、抄书；这只不餍的蠹虫，被喂饱了诗书。札记有一条记爱尔兰诗人叶慈的话：耶稣最容易受诱惑。钟书先生只受书的诱惑，不受别的诱惑，包括名的诱惑。他不求名而成大名后，曾婉拒多所大学要颁给他的荣誉博士学位。据钱夫人杨绛女士说，已出版的这三巨册《手稿集》，其篇幅大约只有钱氏全部笔记手稿的三十分之一。这些手稿是这位文化英雄的一部文字传奇。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大陆内外研究钱钟书者，由郑朝宗启其端，愈来愈多，形成“钱学”。已刊行的钱氏传记有多部；述论钱氏作品的专著和专刊有二三十种。向钱看的学者已颇有一群，从多个角度观看到其成就所在，有了累累的钱学成果。本文仅试论钱氏学说的核心思想。

（二）

中西文化相同？相异？

中西文化相同？相异？如果是相同，那是全同还是大同小异？如果是相异，那是迥异还是大异小同？

中西文化的异同，至少已被讨论了三四百年。举例而言，德国人黑格尔认为西方有哲学而中国无哲学，或者说中国哲学是“史前哲学”；黑氏认为中国的文字不宜作思辨之用。叔本华认为“欧洲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与亚洲人截然不同”。

近代中国学者也侃侃而论中西文化。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梁漱溟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彩色，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科学精神’。”钱穆说：“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着精神……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

２０世纪之始，辜鸿铭说：“必须承认，一场斗争现在正在欧洲文化与远东文化之间进行着。人们可以将它看作东亚文化与中世纪欧洲文化间的斗争。”这个世纪之末，亨廷顿说：“在这个新世界，最广远、重要、危险的冲突，不会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之间或其它经济性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上述这些人认为中西文化差异甚大、极大，甚至中西文化迥异。

钱钟书手稿

中国之东有东海。印度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有阿拉伯海，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之间有红海，伊朗和俄罗斯之间有里海，欧洲和非洲之间有地中海；阿拉伯海、红海、里海、地中海，在中国的古书中都称为西海。东海之滨和西海之滨，数千年来栖居着种族、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产生了、发展了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而钱钟书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三）

钱钟书：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笑同

他的意思是：中西文化基本上相同，有共同的基本信念、核心价值；换言之并引申之：中西文化、中外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是大同的。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著作，举出如长河大海般古今中外的事物和理论，说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其例证的丰富，我们不知道西方有没有学者的著作可和他相比——也许难以望其项背。钱钟书著述论及的范围，极其广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无所不包，甚至有涉及科技的。他论述文学的单篇文章中，大概以《诗可以怨》和《通感》两篇最为著名，经常为人所引用。这两篇正可用来说明“心同”和“理同”。

《诗可以怨》主要说明“心同”，《通感》主要说明“理同”。这里“心”可译为ｈｅａｒｔ，“理”可译为ｍｉｎｄ；“心”“理”二者有别，但也常常混合为一。不同文化的人，貌异心同，都要抒发感情，特别是心中的悲怨之情。正因为如此，《毛诗序》说“诗可以怨”，而西方有悲剧。钱钟书旁征博引，论述中西同“怨”：在中国，诗的妙诀，“只有销魂与断肠”；在西方，诗人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在中国，《文心雕龙》说“病蚌成珠”；在西洋则有“诗好比害病不做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之说。

至于《通感》，这说明的是诗文修辞的一个规律、原理。作家创作时，或为了求忠实表现“入神”、“迷狂”的情状，或为了求“自铸伟词”、“陌生化”的效果，乃打破、打通五官六感，而有“通感”。也因此，天宇静止的星星有行动有声音：苏东坡的诗说“小星闹若沸”，意大利的诗人说“碧空里一簇星星吱吱喳喳像小鸡似的走动”。也因此，声音是看得见的：中国的诗人说“风随柳转声皆绿”，西方的诗人说知了在树上“倾泻下百合花也似的声音”。

钱钟书对诙谐文字甚常感兴趣，其《小说识小》一文引述一笑话，颇能博读者诸君一粲，也可见东方西方心同笑同。钱引《笑林广记》谓南北二人均惯说谎，一次二人相遇，南人谓北人曰：“闻得贵处极冷，不知其冷如何？”北人曰：“北方冷时，道中小遗者需带棒，随溺随冻，随冻随击，不然人与墙冻在一处。闻尊处极热，不知其热何如？”南人曰：“南方热时，有赶猪道行者，行稍迟，猪成烧烤，人化灰尘。”

钱氏又引英诗人《罗杰士语录》第１３５页记印度天热而人化灰尘之事，略谓一印度人请客，骄阳如灼，主妇渴甚，中席忽化为焦灰一堆；主人司空见惯，声色不动，呼侍者曰：“取箕帚来，将太太扫去。”钱氏曰：较之《广记》云云，似更诙谐。

（四）

文化大同论与钱氏的贡献

中西文化相同还是相异，东海西海是否同理同心，诚然论说纷纭。西海有相异论，也有相同论。歌德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和德国很相似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西海更西一些，大西洋岸边的奈保罗，宏观东海西海之后，也有“世界文明”之说。奈保罗认为：在文化上，人类汇合在一起；全世界的人，共同的价值、信念、取向、实践、体制愈来愈获得采纳；一个“世界文明”就这样产生了。所谓共同的价值、信念、取向等等，就是钱钟书说的“心”、“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非我族类，其心大同”。我们也可以说，种族肤色、语言文学、宗教仪式、生活习俗这些形式、表层、外貌之“异”，实际上藏着深层的、内心的“同”，是“貌异心同”。

最近看到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其海外新书栏介绍《心中之火：白人积极分子如何拥抱种族平等》一书，内有“白人积极分子发现他们与有色人种拥有相同的核心价值观”的说法；由钱钟书来讲，这就是白人黑人心理攸同。诚然，礼义廉耻，或者说，仁义礼智信，这些怎会不是世界价值呢？

中西文化的异同是个极大的学术议题，涉及诸种学科、诸多角度既深且广的研探，议论纷纷是必然的。笔者绝无才学独力作全面的研讨与判断，对此所能说的，只是比管更狭窄、比锥更尖小的一得之浅见而已；只是震服于钱钟书的海量式论据，进而折服于他之高见而已；只是凭数十年的阅读、观察、体会，认为东海西海事事物物的基本性质或核心价值相同而已。

本文作者与钱钟书先生

２００９年辞世的法国人类学者利瓦伊·史陀在其１９５５年出版的名著《忧郁的热带》中，指出亚马逊雨林印第安部族的不同部落，骨子里有相同的深层结构；而原始部族的深层思想体系，跟文明的西方社会并无分别。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在其１９５７年出版的名著《批评的剖析》(中，指出不同国家、语言的文学中，有其普遍存在的各种原型。史陀和弗莱之说也就是“心同理同”之意。

二人的学说获普世重视，影响深远。钱钟书的《谈艺录》在１９４８年出版，其伸延性巨著《管锥编》则在１９７９年出版，钱钟书视野之阔大，大概超过史陀和弗莱二人。中华学者中仰钱者众，其“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说得到认同，钱学且已建立起来，但可惜的是其学说尚未有国际地位。

心同理同，中西大同，世界文化大同；全人类应有民胞物与的情怀，尽量消弭争端，促进和谐。钱钟书的小说量少而质极优，备受推崇；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以英雄式的坚毅，穷其一生，建立学说。他理应获得当世最高荣誉的文学奖或和平奖。（黄维樑）

转自 深圳特区报 201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