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梅贻琦校长诞辰120周年

2010-01-20 |

● 校史研究室 李亚明

1940年,潘光旦曾在《梅月涵夫子任教廿五年序》中做如下感慨:“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这三问便概括了梅贻琦校长终其一生的坚持与执著。

  “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

  梅贻琦,字月涵,18891229日生于天津,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1908年,梅贻琦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就读。1909年,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1910年进入美国东部的吴斯特理工学院电机系学习,于1914年夏获工学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在此期间,他还担任留美学生会书记、吴斯特世界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1921年,梅贻琦利用教师休假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获硕士学位。

  19159月,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礼聘回母校任教。他很快便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高尚的人格博得学生们的好评。19264月,教授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到会教授47人,梅贻琦以33票当选教务长。1928年罗家伦接任校长后,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出任留美监督。在任期间,他不仅节俭克己,而且精简办事机构和人员,对监督处进行了全面改革,使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彻底改观,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罗家伦曾在董事会报告中对此大加赞赏。

  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结束了中原大战以来清华大学的混乱局面,并带领清华迅速走进了历史上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梅贻琦不止一次说过:“清华既拥有别所大学不具备的庚款基金来提供科研设备,又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队伍,我们理应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抗日战争时期,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梅贻琦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的身份主持校务。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蒋梦麟均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梅贻琦承担西南联大的实际工作,主持当时中国最大的大学。校舍和仪器时常遭到敌机的轰炸,学生和教师忍受着饥饿和困苦,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社会环境之中,联大却维持着“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样一位创造了奇迹的校长,却是极为谦逊的。梅贻琦曾经这样概括校长的工作:“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人。”“看轻”校长一职的同时,他把教授的角色看得很重要。

  “大师论”是梅贻琦将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最成功的例子之一。1931122日,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梅贻琦千方百计广招人才,使清华园内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有效地推动了清华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在梅贻琦看来,“大师”并不仅仅是学问上的导师,他们还应当是道德品行上的楷模。“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曾经盛赞中国传统大学中的文化传播模式,即“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教师言行之中所表露的高尚品格,会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促使其形成健全的人格。

  其间,清华聘请的教师包括朱自清、闻一多、钱钟书等一代宗师,也有冯友兰、金岳霖、吴晗、李达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还有熊庆来、马大猷、华罗庚、林家翘、钱伟长、钱学森、吴有训、周培源、梁思成这样的中国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奠基者。外籍学者维纳、哈达玛、华敦德、原田淑人等国际著名学者也进一步充实了清华的师资队伍。另外,通过发展民主管理体制,梅贻琦在清华营造了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教授们充分发挥所能,而梅贻琦自己则是常常以“吾从众”的态度甘居幕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20世纪的西方,教育思潮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不断冲突校正、互为制衡、此起彼伏的双重变奏。在中国,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虽然发生在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背景之中,然而在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的引领下,近代的高等教育却没有倒向功利主义。在清华,通才教育成为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需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此时,梅贻琦所采用的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教育思想为基础的理论。

  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提出,大学教育归根结底应是《大学》里所指出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教育要彰显人自身所具的高尚品性,实现人格上的完善。献身于科学最终必然归于人格上的完善,而人格的完善同样是推动学术进步的最重要动力。(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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