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46年7月15日，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土、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毛泽东写道：“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个评语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爱国的一生，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无比崇敬。

　　闻一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风姿，他在课堂上讲课，他带领我们游行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的伟大人格和爱国思想始终是鼓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学府联合组成，她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大师云集。如闻一多、朱自清、张奚若、曾昭抡、吴晗、华罗庚、钱端升……真是群贤毕至，俊彦咸集。另外，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实行学分制，除本系专业必修课之外，其他课程可以选修，可以旁听。这样，有志于学的学生便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或旁听各种学派、各种观点的课程，遨游于学术海洋之中，经过选择和吸收来丰富自己。闻一多先生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课程，因为内容丰富，而且每学期都有新意，尤为学生所欢迎。有的学生对同一课程年年一听再听，都有新的教益，印象十分深刻，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讲唐诗，讲到杜甫时最为神往。他在课堂上朗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先生告诉学生，对这样的诗，不仅要读，而且要用心去体会；并且说，这就是推己及人，是伟大的同情心，是艺术的起源。当时的昆明物价飞涨，广大人民生活很困难，冻馁而死者时有所闻。他联系杜诗，教学生要学杜甫的胸怀，不要只想到自己，更要想到别人。

　　针对一些为艺术而艺术、脱离社会的观点，闻先生说：“有些人感情很丰富，思想也很敏锐，见了一片红叶掉下来便百感交集，眼泪汪汪。但面对社会上丑恶的现象，见了不幸的儿童的赤血在地上被踩成泥浆，反而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近人情!”正是这种伟大的同情心，促使他走出书斋，毅然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的行列，成为伟大的民主斗士。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农村实行抽壮丁制度，按规定，两丁抽一，独子免征。但实际上，保甲长、地主用贿赂等手段，家有几个儿子都不必应征，而穷人家中的独子也非拉去不可。军官们为克扣军饷，对拉来的壮丁十分刻薄，使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怕壮丁们逃跑，往往一串串地捆绑起来赶着走。西南联大校本部(新校址)地处西郊，经常有一串串被军官皮鞭驱赶、骨瘦如柴的壮丁队伍从校门前的马路上经过，使联大师生思想上受到极大刺激。闻先生对此感触尤深，记得有一次他讲杜甫的《石壕吏》之后，对学生讲了自己的亲身见闻。当时他家住昆明郊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以请看电影为名，把骗来的20多个农民都绑起来当了壮丁；昆华中学曾驻扎一连军队，开拔时有一个士兵因病被遗弃，这个士兵走投无路，跳井自杀，被捞起来后，大家围着尸体掉眼泪。闻先生在讲述时，自己失声痛哭，并且愤怒质问：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比杜甫写《石壕吏》时更悲惨？他还拟定几道作文题目：《病兵》、《给蒋委员长一封公开信》等，启发同学们把病兵问题同国民党的整个反动统治联系起来思考。

　　闻先生是著名的楚辞专家，听他讲楚辞的人很多。从他不同时期讲楚辞时重点吟诵的不同辞句可以看出他思想发展的不同境界。

　　“唯能痛饮酒与熟读《离骚》者方为真名士也！”这是早期我们听他在楚辞课上吟诵的句子。他学过戏剧，很懂表演艺术，常用好听的男低音抑扬顿挫地朗诵楚辞，手捋胸前飘逸的美髯，带着微笑，真是一派名士风流!这时，他着重欣赏楚辞的文采和艺术美，可以说是第一种境界吧！后来，他逐渐看到更多的丑恶现实，就很少朗诵名士风流这一类句子了。这时的他反复吟诵的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同样是很好听的男低音，但已没有过去那种悠扬的调子，而且深沉到令人想哭，课堂上不少同学受到感染，听着听着已不觉潸然泪下了。这是第二种境界吧!在他的书房里，挂着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表明他已不满足于自己朴素的同情感，他还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可以说是第三种境界吧!

　　在当时昆明地下党组织和民主同盟战友们的帮助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西行漫记》等。战友张光年和李公朴又给他介绍解放区的见闻，使他大开眼界，看到了祖国的前途，他的一片爱国丹心已经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从过去士大夫式的从上而下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发展到认识国家的阶级性质、认识人民至上、向人民学习的真理，他成熟了。他更加积极、自觉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写文章，发表讲演，带头游行，成为昆明爱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四十年代昆明的鲁迅”。他受到昆明青年和广大群众的热爱，但也受到反动派的忌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是闻先生喜欢的名句，反映出他的第四种思想境界。

　　闻先生从一个著名诗人、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变成一位民主斗士，走出书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指名道姓地批评蒋介石，对于这种转变，有的人不理解。特务骂他是“闻疯子”，连他的一位朋友在他被暗杀后也说他是“穷极失控，自蹈死地”。

　　但是人民群众理解他，长期和他共同战斗的战友们理解他。吴晗先生在《闻一多的道路》一书的序中说：“其实，从历史的看法来说，一多先生也可以说并没有变。他一生都在追求美、真和善。”也就是爱祖国，爱人民。正如闻先生自己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把爱国爱民作为诗人的一种“天赋”，即与生俱来、不可须臾离开的品质。他爱得是这样深沉，这样真挚和执著，以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准备随时为国捐躯，“虽体解而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

　　1919年，当五四运动进入后期，反动军阀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捕人时，20岁的闻一多和160多位同学，从清华园进入北平，用讲演宣传爱国。他做好了被抓入牢的准备。他这样做，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智行为。他曾给父母写信说明自己参加运动的原因：“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在此情况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1926年3月18日，北平人民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举行示威，遭到段祺瑞军阀政府开枪镇压，47人被杀，150多人受伤，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闻一多先生悲愤至极，连续发表哀悼诗文5篇，称赞“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若得着死难者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而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当时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走在反内战运动的前列。12月1日，反动派特务数百人冲击各校，杀死联大学生潘琰等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痛斥反动派的野蛮恐怖统治，并宣誓“一定要为死者复仇，要追捕凶手，追到海角天涯！”这钢铁般的誓言使反动派胆战心惊，也对闻先生更加仇恨。为悼念死者，闻先生含着眼泪写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0个大字作为对四烈士的挽词，对反动派的强烈抗议。

　　联系历史上的这些事实，可以看出闻先生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准备随时以身殉志的思想也是一贯的，而不是不可理解的“突变”。

　　“一二·一”惨案以后，全国震动，反动派陷于极端孤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经过昆明各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一二·一”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因日寇侵华而南迁的西南联大也于1946年5月宣告结束，师生分批北返复校。反动派认为，昆明的民主力量即将削弱，准备对积极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下毒手。五六月间，昆明街头出现反动大字报和标语，诬称闻先生为“闻一多夫”，并扬言要以40万元买闻先生的头。闻家多次收到恐吓信，住宅附近有特务监视，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党员和闻先生的亲友都劝他早日离昆，当时他也有时间和条件安全离昆(如和敬爱他的学生们一起乘车北返；美国加州大学以可以带家眷的优厚条件聘请他赴美讲学，等等)，而他都婉词拒绝了。理由是：昆明还有工作，民主运动需要我。

　　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师生离昆，反动派当晚就暗杀了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说，黑名单上的下一个就是闻先生。亲友们都恳求他躲避，而他却说：“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假如因为反动派的一枪，就畏缩不前，放下民主工作，以后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呢？”7月15日，他毅然参加“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在特务的狞笑喧嚣声中，他无畏地登上讲台，发表气壮山河的“最后的演讲”，怒斥反动派，并且大声宣称：“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

　　当天下午，闻先生就被特务暗杀。

　　李公朴和闻一多遇难后，周恩来在悼词中写道：“中外震惊，令人捶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我谨以最虔诚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望，杀人者终必覆亡!”这些话充分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哀痛悲愤的心情和为和平民主继续奋斗必胜的信念。闻一多的挚友朱自清在《悼一多先生》的诗中说：“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一个新中国!”诗中头三句是闻先生一生的写照，后一句则是准确的预言。闻先生被害后不到四年的时间，新中国诞生了！（李凌）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09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