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沉痛悼念敬爱的钱老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魏宏森

本文是作者通过在与钱老三十年间，对他系统论研究指导的亲身经历，以详实的材料描述了钱老对年轻学者的关怀，循循善诱的教导过程。生动地揭示了钱老是为何笃信马克思哲学，提出系统论是系统科学通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的科学论断，以及他倡导的科学民主，自由研讨的学风，把培养青年科学工作者当作一项战略任务，而尽心尽职的高尚品德。并以此作为对钱老的悼念。

今年是我们在钱老的指导下进行系统论研究的三十周年。在这期间，他对我们进行系统论、科学方法论等领域的研究指导付出了不少心血。10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了钱老逝世的噩耗，使我悲痛万分，夜不成眠。回忆往日他亲切指导我们不为名利，踏踏实实做学问，在全国掀起系统科学哲学——系统论研究热潮的岁月，使我们没齿难忘、铭刻心怀。他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他那谦虚、和蔼的神情历历在目。不料今日他竟驾鹤西去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不仅是国际科学界一颗巨星的殒落，是我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哲学界的巨大损失。

1991年 在钱老80寿辰研讨会后，魏宏森（右）和钱老及许国志合影

记得在1955年8月他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摆脱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冲破封镇，回归祖国，当年初冬他回清华大学礼堂作报告的情景，那时我是刚刚考上清华大学，作为一名青年学生，被他那充满爱国主义的讲话，深深感动，他的报告激励着我们这群年青学子，立志学习他那不屈不挠和大无畏精神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勇气和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应该说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活榜样。他的讲话影响了我的一生。然而真正与钱老接触却是1979年五一节前夕，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春天，我在中央党校参加全国第一本自然辩证法教材的编写工作。我承担编写科学方法论中的总结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现代科学方法。当时我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电子计算机（三论一机）中提炼出来四种现代科学方法（即系统方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功能模拟方法），初稿写成后。我参加了在太原召开的，以钱学森为理事长的全国控制论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本想在会上亲自聆他的教导，令我失望的是他太忙没有亲临会场参加讨论。但可喜的是他在1978年9月在光明日报上与许国志、王寿云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对我有极大的启示，因我带到大会的论文是我们《讲义》中第七章初稿，定名为《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许多思想是相通的，我请宋健教授主持召开了，由杨家墀等老一辈专家参加的评议会，对我的论文提意见，会后又专门拜访了关肇直先生听取意见并和与会的一群年青学者进行切磋，会后我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了《讲义》中科学方法论的第七章《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在1979年四月下旬，我们全国《讲义》编写组集中在中央党校审稿和统稿。说实话我虽是清华电机系毕业，并随78届研究生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控制理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计算机的课程，然而从中提炼出的四种方法要作为现代科学方法写进讲义登上科学哲学的殿堂，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我心中无数，缺乏信心，怕有失偏颇、误人子弟。这时恰好钱学森应中央党校的邀请，由冯之彬副校长陪同在党校礼堂为上千学员作报告，我乘中间休息的时间，我非常冒昧地亲自把我们编写打印好的科学方法论部分和我写的《控制论方法与系统方法》全文呈交给他，请他审阅后提出意见。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大概一周以后，我接到他的秘书王寿云的电话，要我到国防科委面见钱老。我既兴奋又有点唐突不安，我这么一个小人物要面对我的偶像，这么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不知道怎么应对？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走进他的办公室，没想到他那和蔼可亲的神态，热情的接待了我，握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就这样我的心情一下放松了。他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方法论，谈得是那么深刻，后来我根据谈话笔记整理了一份材料，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同意在我们自然辩证法通信小报上公开发表，他回信说不成熟的意见不宜发表。（来信全文如下）

1979年5月25日钱学林给魏宏森的信

魏宏森同志：

我也是一个自然辩证法的学生，在学习中形成某些看法，同你谈也是探讨，不宜发表。来稿我修改了，我看最多只能内部打印供同志们参考、提意见。切不可在什么大报小报上刊登。祝你们早日成书，此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79.5.25

这时恰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组织在重庆召开学术研讨会，我把这篇讲话让人带到会场分发给了各位代表。后来这些思想他在1979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中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和1980年哲学研究第四期发表的《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上都有系统论述。

从那时开始，我就经常得到他的指教。他约定我每个月可以找他讨论感兴趣的问题。1980年底中国自然辩证法筹委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方法论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我把提供给大会的论文《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寄给钱老，请他审阅，这时他正在参加全国系统工程学术研讨会，当他看到我的论文后，就让王寿云给我打电话，约我去国防科委钱老办公室去讨论。他非常高兴地肯定了我的工作，同时告诫我科学研究不要老靠洋人的拐棍，要丢掉拐棍走自己的路。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从三论中总结出来的，但不要总在它们的影阴之下，要敢于丢拐棍走新路。这次讲话使我终生难忘，为我深入研究指明了努力方向。

就在这次方法论研讨会期间，许多同仁对我的论文颇感兴趣，由大连工学院、西安交大、华中工学院和清华大学四校联合倡议召开全国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的研讨会。北京市科协书记田夫同志让我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演讲普及。1981年共举办八次大型学习班，有两万多名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热情参加学习。并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研究应用“三论”热潮。

1982年7月10日—14日我受四校受托由北京市科协和清华大学共同承办了全国第一次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的研讨会，来自全国71名代表，收到55篇论文。大会由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田夫同志致开幕词，特别邀请了钱学森作了《系统思想、系统科学与系统论》的长篇报告（约100多分钟）听众有1000多人。他系统阐述了系统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他是怎样形成系统科学概念，详细描绘了系统科学是由系统学、系统科学技术和系统工程三个层次组成的一个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新的科学群。他还介绍了系统科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如：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论，以及混沌理论，并一口气精确的背出了费根鲍姆发现的邻近紊乱出现以前的普适常数为4.66920166……指出这是从有序转向（无序）紊乱情况的一个关键数字。并开玩笑地提出如何防止紊乱的“钱学森猜想”。

接着他严肃地指出：“‘三论’并列提法不科学，认为控制论、信息论是技术科学，而他认为系统论中已包括了控制和信息两个概念，三论应该归一——系统论。他说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发表的《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谈谈科学技术体系学》一文中已明确讲了系统科学里包含三个台阶。最高台阶就是系统学。系统科学总的还要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概括。这个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我把它叫做系统论。所以应该讲一论而不是三论。当然这个系统论不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比一般系统论要深刻多了。所以我们统一于一个系统论。可以说对维纳、对香农、对贝塔朗菲都是公道的”。他的讲话，使与会代表清晰地、全面地了解了系统科学和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关联。认清了系统论与控制论、信息论的关系，明确今后我们研究系统科学哲学——系统论的战略任务，可谓在系统论研究的道路上的一次拨乱返正。尽管还有些代表有不同意见，但他的思想基本被大会接受。正是在他的正确及时的指导下，我们系统科学哲学——系统论的研究，后来发展成为复杂性系统科学哲学研究一如既往经久不衰生气蓬勃的得以发展。

在这以后他十分关心我们的研究，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一共组织了十二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他都热心指导着我们，1984年由西安交大汪应珞、黄麟邹组织的第三次大会前，他来信热情地鼓励我们除了理论研究深入到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关系外，还应联系关于解决科技发展的战略和人才培养上来。

1984年6月11日给西安交通大学黄麟雏的信

黄麟雏同志：

六月二日信及邀请信等均收到。您这次会我也不能去参加，请谅！

系统科学辩证法实是我所说的从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系统论的一部分。我看其中的重要问题是结构与功能，还原论与整体论等辩证关系。总之，不讲整体不行，只讲整体也不行。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问题是个难题，以前大家讨论很多，但实际上各说各的，介绍局部情况，用外国的局部模式来套！这不是我国所要的发展战略，也不成其为战略。希望您的会议对此有所突破。为此奉上李昌同志在六月九日北京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发展战略思想”学术座谈会上的“讨论稿”，供参考。

如果你们认为题目太泛，也可集中到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

我能说的就是这些，因此汪副校长也不必劳驾，我实在帮助不了。

祝会议成功！此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84.6.11

1986年由清华大学组织的第五次全国大会前，我写信请他来大会作报告，他来信表示支持并推荐，他领导的系统学研讨班两位主管于景元和郑应平来大会作报告，介绍了系统学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来信全文如下）。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

魏宏森副教授：

我到全国政协只说明我已临近人生的终点站，而您晋升为副教授才如日升中空，是夏令时上午十一点，还大有可为。谨此对您表示祝贺！

今年八月在中央党校的会我就不去参加了，原因是：我没有可说的了。我推荐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汪培庄教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郑应平研究员和航天工业部七一○所于景元所长。他们有许多重要见解可谈。请找他们，不要拉我了。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6.5.12

在会议结束后，我们四校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系统哲学委员会，由汪应珞和我等共同发起了组织出版《系统科学哲学丛书》的规划会议，我们邀请钱老参加为我们指导丛书的组织和出版，并把他的著作列为第一批出版的范围。他作为时任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副主席和中国科协主席之职、日理万机，竞在百忙之中挤出宝贵时间，与王寿云、于景元、郑应平、李伯溪等学者一起到会热情支持这项计划。由当时人民出版社领导一起参与筹划，后来组织了钱学森、宋健等人的书稿，由于出版社提出的经费问题而搁浅。这成为我一件终生憾事，有负钱老的信任。

1986年，在《系统科学哲学丛书》规划会上，魏宏森和钱老的合影

1986年，在《系统科学哲学丛书》规划会上，钱老和与会人员的合影

在1986年的一天我去国防科工委钱老办公室他高兴地拿出郑应平给他的一封信，对我说郑愿意接受系统学研讨班的工作，投入建立系统学的研究。我亦深为此事高兴，因为自从1982年全国第一次系统论研讨会后，钱老提出要建立系统学，并且把系统论作为系统科学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我曾思考并提出一个写作系统论的提纲给他审阅，他看后说现在系统学尚未建立，你想跨越它一步登天建立系统论，是没有基础的，要摔跤的。所以此项工作一直处于酝酿中，我亦曾经组织一些年青人共同研究写出了一些章节，但总觉得钱老说的很对，系统学没建立起来，系统科学中缺乏基础科学现在就匆忙写系统论，是不现实的。所以我期待着系统学早日建成，我亦参加了这个学习班的研讨，受到很大启发。经过一段研讨，1986年冬钱老让我在研讨班上介绍国内外系统论的研究现状和展望，我作了约一小时的发言，在我发言时，钱老两次提到我要写系统论。我领会是否暗示我现在可以开始动笔了？于是我把以前给钱老写的那个提纲，吸收系统学研讨班成果重新加以修改，写信给他建议在系统学已进行快一年的时间，是否把系统论这座桥梁亦开始塔建，在系统学研讨班上，同时进行会出两个成果。他把信和提纲交给于景元和郑应平，让他们考虑是否可行，后来他们怕分散精力，否定了这个方案。直到1991年12月11日系统工程学会在钱学森生日80寿辰之际。在系统工程学会组织的《钱学森系统思想、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上，钱老在发言中号召：系统科学工作者与哲学工作者应联合建立一座系统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系统论，这时我认为时不可待，便立即重新组织系统论的写作。先后共写了两个稿子，1994年我们把详细写作提纲目录寄给钱老，请他审阅，他给于景元写信让在系统学研讨班上讨论提出意见。我们遵照他的意见征求了研讨班部分学者的意见。最终我与曾国屏教授完成了《系统科学哲学——系统论》书稿，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作为清华大学第一本文科学术专著于1996年公开出版发行。全书分为四篇，提出系统论产生的“四个来源”、“五个观点”、“八大原理”、“五条规律”。共三十万字。书成后寄给了钱老，他在1996年5月12日回信时给予我们鼓励（来信全文如下）。

1996年5月12日钱给魏的信

100084

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魏宏森教授曾国屏教授：

近日我收到二位赠的尊著《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我要表示感谢！此书我一定好好学习，如有所思，定向您们报告。

系统论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哲学研究》1996年1期20页至26页有篇评K.Popper反对整体主义的文章，就此文所述来看，则K.Popper错就错在没有系统论！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6.5.12

在与钱老交往的三十年间，特别是在79年到91年间我们在广泛的领域内进行了探讨。1981年他还专门来信让我组织了清华大学科学方法论研究小组，进行科学方法论的创作；对自然辩证法他有许多观点，对我们都有很多启示。

今天钱老虽已仙逝，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永世难忘。我们要以他为光辉典范，学习他的优秀品德，继承和发扬他的优良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对真理执着追求的勇气和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他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他在美国二十年进行科学研究积累起来的经验，自认为悟出来一点哲理，回国以后，学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感到茅塞顿开，眼前豁然开朗。自己那一点认识，在“两论”中讲得那么透彻、那么深刻。后来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更使他找到至高无上的真理。当文革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四人帮歪曲，搞乱了人们的政治思想时，当人们彷徨失望、失去信仰、贬低和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旗帜鲜明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概括，是指导我们取得胜利的法宝，中国科学家得天独厚，能得到自上而下系统的教育，如果能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科学实践，一定比外国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定能取得更大成果，这是我们的“国宝”，绝对不能丢弃。我第一次听到他讲这些话，是1979年夏天在中科院数学所，听吴文俊教授介绍他用计算机来证明数学定理的一次学术会上，这些教诲，至今犹在耳边回响。在后来的交往中又多次听到他的这些教导。

当许多科技工作者感到迷茫，在1979年那种思想混乱、信仰危机时刻，他多次发表，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

1979年他在哲学研究上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就必须指导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是革命导师们所多次讲过的。所以，自然科学、数学、以及技术科学、工程技术都必须以自然辩证法为指导。这一条原则，我们一定要遵守”。

1980年又发文指出：“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反而错误地去批判这些新理论。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指出有些人却走向另一极端：“有那么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科学技术的指导意义”，这亦是不对的。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他始终把它放在自己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中的最高地位。因为它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是反映所有科学的最普遍的共同规律，具有高度概括性。因此所有科学理论都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违背。他的这种崇高信仰、坚定信念。是值得每位科学工作者学习。继承发扬光大的。

我们要学习他在科学研究中倡导的科学民主，自由讨论的学风。

在我们与他讨论科学方法论时，他多次教导我们要大家在一起多讨论，可以有一些争论，真理越争越明！胆子大点，不要怕权威。他给我们讲了他在参加他的导师冯•卡门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的情景，学术气氛非常民主，十分活跃，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一般研究生，一律平等，都能畅所欲言，自由的发表个人的学术见解，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一次在讨论中，钱曾与冯•卡门发生了争论。他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毫不退让，这令他的导师非常生气，掷了钱给他的论文稿件，拂袖而去。第二天，冯•卡门想通了，认为钱的观点是正确，亲自登门向他道谦。导师的这种博大胸怀令他十分感动、终身不忘。他把这种民主作风带回国内，身体力行。在我与他的接触中亦是经常感受到他这种大师风范。

要学习他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和培育青年学者的强烈责任心。凡是曾与钱老接触的人中，都会感受他的这种高尚品德和责任心，在我的一生中亦受益菲浅。记得80年我提出的所谓“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在学术界引起了一阵反响。他作为这方面的顶级权威，感到这种提法欠妥，曾多次纠正我的认识，但自己却迟迟不醒悟，他总是那么谆谆善诱，耐心教导、以理服人。对我写的文章他认真修改积极推荐给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尽管有些观点他并不完全赞同，但他一方面坚持原则，另一方面也很宽容，耐心等待我自己觉醒。如：我在1983年给他寄去一篇《略论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一文，他逐字逐句认真修改了我的论文，他在我写的把自然辩证法自然观由“三维”发展为“四维”，改为由“三观”从发展为“四观”即把原来自然观中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加上系统科学中提炼出来的“系统观”。这对我极大的鼓舞，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想的，因为迫于当时的压力没有这么直接说出来而已。但他又认为这有点冒险，他在1983年9月5日的来信说：“你八月十三日来信及《略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观》万言大作都收到了。感到您在做一件我还不敢做的事，直接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我不敢干，因为我认为条件还不具备，就连外围的八大架桥梁都大部分未构筑成个规模，所以是基础未固呀！我主张先打基础”。

……所以现在来“略论”什么“系统观”为时过早，当然您一定要“略论”我也不便反对，因为那是为了参加十月中旬的“自然观学术讨论会”呀！您自己下决心吧。

我自己认为恩格斯曾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0世纪系统理论与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应用表明，它们与相对论、量子力学一样为丰富，发展辩证唯物论主义提供了自然科学基础。它们不仅为辩证唯物主义提供许多新的范畴，而且为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亦提供了科学基础。我现在发表此文仅仅是抛砖引玉。提供一个耙子供大家讨论。后来我把此稿提交给198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全国自然观研讨会》，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后来经过修改定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初探》，发表在198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上。

钱老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来信，他几乎都能给予认真的回复，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责任。后来我从1955年他回国不久在参观访问了许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后对记者曾这样说：我所参观的部门，几乎每一单位的负责人都对他谈到了技术人才的需要，因此，他深感到今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他至所以如此热心的对待年青学者，关怀培养年青人的成长，从回国时就认准培养青年人才是一项战略任务，是他的重要责职。

众所周知，钱老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他构建的科学体系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给予很高评价。称他为中国科学学之父。与此同时，他对文学艺术的造诣亦颇为深厚，而且有超人的睿智和惊人的记忆力。

就在1982年全国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研讨会的报告中，他详细构划了一幅包括小说、诗词、建筑艺术、书画整形艺术、音乐和综合艺术（包括戏曲、戏剧、电影、舞蹈等）六大部门的文学艺术体系结构。并指出文学艺术亦可分低级和高级两大台阶，最高台阶是表达哲理的，是陈述世界观的。并列举了唐代李白、宋代女诗人李清照的诗句，都有包含哲理的诗句。并当场背诵了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认为这四句中就有她的人生观、宇宙观。接着他说云南昆明大观楼上长联的下联完全是一种人生观。并当场把具有九十字长的下联一口气流利地背诵出来。他那时已是年过古稀的老者，竟有如此超强的记忆力真把1000多名与会者惊呆了！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情此景几十年我都难以忘怀。

总之，钱老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罄竹难书，有很多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今日从他家中悼念回来，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动笔写了以上几点感想，以寄托我对他的哀思。敬爱的钱老！您安息吧！中国人民永远以您为荣，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完成您未完成的勋业，为人民的安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建立和谐世界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