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孙 尧

何兆武先生，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43年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十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坐在三教一段的阶梯教室最前一排听何兆武先生做讲座。

像我这样的理工科学生一般都愿意称呼文史研究的教授为先生，实则一种尊重，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亦是对文史学的一种尊重。

先生照旧是手拿布袋公文包，步行准时而来。在座的已经满座，列席听讲的已站满过道，而我能在第一排的边角留座，已提前一个半时辰到位。先生步入讲堂，一步一步下得台阶来，坐在木凳上，摆好书本讲义，课堂立刻安静下来，讲座随即开始。

先生是很随性的人，这一点与其他院系的教授可能不大一样。先生允许学生，不管是中文系的、历史系的还是其他院系的只要来听讲座的学生，随时打断讲座，有疑问随时提出，并给以解答。讲堂的氛围非常自由与祥和，各种提问的思想和回答非常多样化，但没有什么冲突。先生的主题风格同样很自由，有的知识只是点到为止，并不作多余阐释。这一点，大约从先生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时期受益于自由的学分制度而得到延续。

先生回忆说：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先后是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几度调整读书方向。再而后，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又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自己，又改学外语。在不断的调整中，虽然有朋友的启发影响，但也和先生所关切的问题有关。由于战争，先生希望探索历史深处内在的问题，以理解战争时代人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先生说那是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有学生问先生，当年读书的时候有没有明确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老转系老换专业也就是这个原因。不知道自己最终想干点什么，而且没有明确的想法。这样的问题，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也同样存在：将来准备做什么样的事？没有具体的设想，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兴之所至。这是一种状态。但是，这样的状态下，像先生那般保持没有功利的思想，确是最重要的。

先生讲到，当时的读书状态得益于学校院系自由散漫的作风。那时候，逃课、凑学分和窗外旁听课程，基本都不受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兴致归属感：自己喜欢的课可以多加留意，自己不喜欢的课还可能有机会开个小差。读书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院系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这样做一个最大的好处在于：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集中在一个专业方面要好得多。自由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功利，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回想这几年的时光，我的一位同学从一家大公司里辞职出来，改行做一种接近公益性的事务工作，他从那种凡事都求利润回报的气氛里脱离了出来，他告诉我他现在看周围的人更加多样化、思想更加自由、行为更加有社会意义。可知，在之前，我们一起读书，并再次促成我在这里重读先生的《上学记》和回忆先生的讲座而更有感触。

我的老家在云南，每次过年有机会回去的时候，我都要专程去现在一二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看看，因为那里有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有先生做讲座时提到的他们当年读书时留下的精神气色。当时物质那么贫乏，但是西南联大的生活依然那么令知识分子神往。究竟何故？先生说的两个字：自由。具体地说，就是能够自由地发挥人的潜力的环境和条件。我自始至终崇尚先生的说法，并在内心保留、延续。

本文作者：孙尧 男 1976年出生 1994级土木工程系2002年研究生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