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堪称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抗日战争八年期间，西南联大自建校以迄复员，在校学生八千余人，毕业生不过三千八百人。这三千多位毕业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其中在国外的，目前约有一千人，他们和任何名校学者相比，其成就和学术水平毫无逊色，其中还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国内的联大毕业生中，有一百一十八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十二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西南联大的历史成就，有国外论者称，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世界追忆与推崇，西南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遗产。

　　西南联大人，所创造的丰厚精神与历史业绩，和那些推动西南联大历史前进的前辈先贤的事迹，都亟待发掘、整理和总结，以传诸后世。曾以献身精神为建设西南联大，作出杰出贡献的黄钰生先生，应当之无愧地载入西南联大的史册。

　　黄钰生字子坚(一八九八至一九九O)，湖北沔阳人，天津南开学校学生，一九一六年以优异成绩入清华学校，曾与罗隆基、何浩若三人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积极投入“五四运动”。黄深感国家积弱不振，迭遭列强侵略，痛失台澎之苦。秉承乃师张伯苓先生“教育救国”的主张，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获硕士学位后末及读博士学位，即应邀任南开大学教授，并兼任校秘书长。卢沟桥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以抗日爱国著称的南开大学遭日寇轰炸，尽成废墟。黄于危难之中将部分师生及学校重要器物安全转出，最后只身眼含热泪，告别他曾为之努力工作过的学校，以一叶扁舟沿小河离去。

一九三七年九月，黄到湖南长沙，参与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组建湖南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

　 1937年10月，南开同仁在长沙临时大学（右四为黄钰生，左三为杨石先，右二为陈序经，右三为方显庭，左一为丁佶，左四为张友熙）

长沙临时大学，经过三个月完成一个短学期后，日寇武装侵略深入，武汉危急，长沙又遭日寇不断空袭轰炸，学生学业无以为继。此时教育部，指令三大学内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一九三八年二月，长沙临时大学由三百余位师生，组成“湘黔滇徒步旅行团”，于农历元旦自长沙出发奔赴昆明。受校务委员会的委托，黄担任旅行团指导委员会的主席，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伦等教授为委员。该团实行军事管理，湖南省主席长治中委派安徽籍的黄师岳中将参谋任团长，并辅以教官三人。黄参谋是临时聘请来的客卿，名义上是团长，实际上领导旋转的是黄钰生先生。旋转的全部事务，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管理等旅行中的重要事项，都担在黄一人肩上，全团经费数万元巨款，黄钰玉以布带自缠腰间，手扶竹杖与学生们一步一步地走到昆明。自嘲是“腰缠万贯”下西南。徒步旅行团横跨湖南、贵州、云南三省，行程近三干五百里。这一年黄钰生刚好四十岁，于竹杖刻字“行年四十，徒步三千”。团员为三校合并不久，互不相识的学生。由黄亲自带领这支三百多位师生的队伍，高唱抗日歌曲，满怀抗日必胜的信念，沿途边宣传抗日，边调查采风，了解民俗文化和民间疾苦，全体师生获得了一次深刻实践教育的机会。全团历经艰辛、跋山涉水，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到达昆明，完成了中外文化史上，罕见的文化大迁移。胡适先生曾说：“联大迁昆明是悲壮的一件事，师生徒步历时六十八天之久，走了三千余里，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在这一壮举中，黄钰生带领旅行团全体师生，为抗战八年中的西南联大，掀开了历史的第一篇章。

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教师合影（右五为黄钰生，居中蹲者为闻一多）

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旅行抵达昆明，学校负责人与旅行团辅导团全体合影。前：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

　　西南联合大学以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校委会常委；并轮流担任主席。三校的分工是，北大校长负责总务，清华校长负责教务，南开校长负责建筑设备。蒋梦麟与张伯苓是挚友，梅贻琦是张伯苓办南开中学第一班的优等生，三位常委的关系，为三大学的团结合作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西南联大八年中，张伯苓常驻重庆，联大校常委工作委托黄钰生代理。黄参与校领导层的常务工作，同时还担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并为师院学生讲授教育学和心理学。此外他还先后领导或学生委员会、建筑设计委员会、大学校舍委员会、校务会议司选委员会、教师进修班委员会、联大计划内迁四川委员会、赴四川叙永勘查校舍和建设分校任务、联大遭受日机轰炸后损失救助委员会、四大学招生委员会、抗战胜利三校复员迁移委员会和三校复员第二次迁运委员会等达十六、七项之多。黄在西南联大的建校历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骨干作用。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闻一多教授遇刺身亡。黄任“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主席，其悼念亡友的挽联，正气凛烈、情真意叨，感人至深。茫茫人海同乡同学同事同步行三千里，回首当年伤永诀；莽莽神州论学论品论文论豪气十万丈，横视古今有几人。

　　黄完成的另一项重大也是影响深远的任务，是担任联大建设长期间，多方奔走呼吁购得大西门外一百二十亩荒地，并筹划督促建成一片土墙草顶的“新校舍”，西南联大才算有了自己的教学基地。梅贻琦校长与黄钰生，同为南开学校张伯苓校长亲淑门生。在西南联大领导班子中，凡不属于教务、总务、训导等部门主管的学校临时大事，梅统交黄负责。黄从不负所托，悉心完成这些工作：梅离校赴渝述职期间，由黄代行校长职权。黄为西南联大所建立的功业，可说仅次于梅贻琦校长。

　　黄钰生是一位有理想、理论和经验（继承南开学校的经验)，且知人善任的教育家。他主持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成绩斐然。尽管联大内大师云集，但在办学能力方面，则鲜有能办好联大师院这所“校中之校”了。这个学院有一套管理班子，有自己科系的办学体系和学生管理体系；还有一套自己的附属学校一一幼稚园、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联大任命黄自兼附校主任。黄集多种任务于一身，勇挑重担，锐意求精。他不但为云南培养优秀中小学教师任务要求，而且为办好师院附中，也费尽心力。如为师院附中延聘名师——杨振宁、任继愈、孙毓棠等人，制定教育管理细则，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等，终使师院附中成为昆明最负盛名的优秀中学。

　　黄钰生高瞻远瞩地为师院未来的发展走向做了精细的筹谋。他从一九四三年起就开始准备，一旦抗战胜利，联大三校北返时，使师范学院能及时脱离联大这一母体，而成为独立的昆明师范学院。为达到这一目的，黄特意制定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过渡时期办法草案”。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三校开始复员后，昆明师范学院即以黄钰生主持建设和苦心经营的，原西南联大“大西门”外的校园为校址，按黄既定的计划，顺利地独立。它成为西南联大和黄钰生先生，留给云南人民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该师范学院，现在已发展成为“云南师范大学”，全校拥有教授近七百人、二十五个学院、多学科和研究所的高等学府。发展至今，该校已为国家培养了各类高质量的人才，达十万人之众。云南师范大学附中，也继承了联大师院附中的优良学风和传统，成为云南省基础教育的模范。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及附校，对云、贵、川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影响至深至远：体现了西南联大和黄钰生院长，为西南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优质人才的宏伟蓝图。

1986年黄钰生（右）与陈省身合影

一九八七年，时值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之际，缅怀过去抗日战争暑期的峥嵘岁月，继承联大爱国精神和勤学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南开大学师生共建“西南联合大学延校五十周年纪念碑” ；作为西南联合大学原领导层中，硕果仅存耆老的黄钰生，抚今追昔，特为文并手书，以永志不忘：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碑

　　集三校之俊彦 育四海之英才

　　安贫乐道 师生同侪

　　科学民主 壮志满怀

　　念八年之既往

　　迎廿一世纪之即来

黄钰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

　　黄钰生先生于一九九O年，溘然长逝，享年九十二岁；一生高风亮节，功在联大，遗爱西南。（张溪秋）

转自 《世界日报》2004.8.29-31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