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40年代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合影，二排左三为浦江清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长生殿》时在堂上清唱了一段《小宴惊变》，“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飞雁。”至今还是余音缭绕，这也是我仅记得的一句《长生殿》曲词。

先师浦江清先生治学广博而严谨，不轻著述。他体弱多病，而长年注力于教学工作，殚精竭虑，厚积薄发，把多年研究的成果都容纳在讲稿之中。尤其是1954年以后，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不断修改教学大纲，加强了思想分析和学术批判。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文艺理论，认真备课，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最终因病猝卒，英年早逝，夙志未能尽展。50年后，浦先生的女儿汉明女士与其夫婿彭书麟先生，才把先生历年的讲稿整理成《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分“宋元部分”和“明清部分”，先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作为当年听课的学生，读了浦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得到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快乐，又不禁感慨万分，还想写一点学习的心得。

那时文学史和作品选读合成一门课，都由一位教师承担。先生一星期上五节课，非常辛苦。其优越性是文艺欣赏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先生在讲解作品时还长吟朗诵、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感性的领悟和艺术的享受。先生对戏曲有深入的研究和特别的爱好，自己又擅唱昆曲，在课堂上讲到戏曲名篇时，就会为我们唱一段作为直观教学。先生对戏曲的研究是全面的、立体的，从音乐歌唱、舞台演出、剧本文艺到历史文献，无不深究精通，有独到的造诣。他早有计划写一部对戏曲音乐和文学综合研究的中国戏曲史，可惜未能实现。这从讲义“宋元部分”里戏曲的比重，也可以看出一点迹象。先生精通西洋文学，在清华研究院做陈寅恪先生助手后又潜心研究东方学，因此他在讲戏剧的起源和发展时是把中国戏曲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的。讲义“只以剧本的文辞作为文艺作品来欣赏，只以剧本的思想内容作为文艺作品来批评”，也只能讲一些重点作家作品，但先生还是随时随地注意戏曲史的传承。例如讲《窦娥冤》时一直联系到程艳秋排演的京剧《六月雪》，既说明了“《窦娥冤》有不朽的生命，一直活到今天的剧坛”，又指出“悲剧气氛冲淡了，不如原作之佳”。如果不是对整个戏剧史有全盘的考察，就作不出这样的论断。

我特别赞赏汉明女士把浦先生以前讲中国小说史的讲稿补充收入了讲义。在“宋元话本”一章里，加入了“小说的起源与发展”一节，就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先生对宋元话本作过仔细的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讲到宋元话本的成就时，他说：“没有宋元话本就没有后来明代的拟话本小说、长篇的章回小说；没有这些无名氏文人，就不可能产生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宋元话本的重要地位即在于此。”当年我回到北京大学做浦先生的研究生时，他就指定我第一年写一篇“宋元话本”的论文，可见他对这个课题的重视。

读到讲义的“明清部分”，不仅重温了浦先生当年所讲的课程，而且还补上了好多没听过的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国文学史的课改为四段，浦先生从1954年开始讲第三段的宋元明清文学史，把作品选读和文学史合为一门课，分量很重。浦先生开这门新课，备课非常辛苦。我们听的是第一遍，第二年又讲了一遍，讲义有所增订，第三年教育部发布了新拟订的教学大纲，讲义自然又有修改。可是1957年春季应该开讲明清文学部分时，浦先生却因病情日重，不得不到北戴河去休假疗养，谁知竟一去不返。所以这第三次编订的明清文学史讲义，并没有人听讲过。我们1955年春季听讲明清文学部分时，因为内容太丰富，进度一再延迟，讲到清代中期，已经快放暑假了，最后赶进度，不得不草草收场。这是当时学习苏联一条龙式的文学史教学大纲所决定的。据我所知，中国文学史的讲稿，往往都是讲不完的。后来接着浦先生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史的吴组缃老师，就在《宋元文学史稿》的前言里说明了这种困境。

明清文学的重点是戏曲小说，有许多长篇巨著。那时我们同学多半未曾读过，作品选读只能挑一点讲，课外阅读怎么也赶不上教学的进度。浦先生了解到学生的要求，讲课时总要复述一下作品的故事内容，提示情节要点，然后分析人物形象，归纳主题思想，把文学史和文学赏析融为一体。当时的学习方法确有偏重文艺批评的风气，因此浦先生早在1952年准备讲小说戏曲选时曾向胡士莹先生诉说：“弟对于‘戏曲选’较有把握，而‘小说选’一无经验，不知《水浒》、《红楼梦》搬上讲台如何讲也。”浦先生编写讲稿时十分认真，努力加强了“思想批判、人物分析”的内容，同时也不忽视文学史源流变迁的概述，这在讲稿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材料太多，课堂上讲不完，学生自习跟不上，有些内容就只能省略了。现在读到先生多年积累的讲稿，才知道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听到过。尤其是讲《红楼梦》那部分，讲稿里写了30多页，既有关于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证，也有书名版本的介绍，又有人物分析和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的评论，大多是我没有听到的。我更赞赏汉明女士能把先生早年所写的《读红札记》找出来附录于后，使我们知道先生几十年来对《红楼梦》至少精读了四遍，反复地深入钻研，有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对我来说还是耳目一新的。课堂上厚积薄发，只能讲一部分，而且限于进度，又不得不舍弃了一部分，后来还由于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红楼梦》考证的影响，把一些文献考核的知识也避而不谈了。

附录中的《北大中文系邀请校内外专家讨论〈红楼梦〉的座谈记录》，也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座谈会大概开于1953年浦先生讲“元明清戏曲小说选”课程时，出席的除了系内的杨晦、吴组缃、林庚、季镇淮先生，还有校外的冯至、何其芳、徐士年先生。这是在批判俞平伯红学之前的一次红学讨论会，学术空气较为宽松，大家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有不少好的见解，也有一些争鸣，基本上还是学术性的讨论。现在看来是解放后《红楼梦》研究的一次新探索，很有历史意义。拿来和吴组缃、何其芳两位先生后来的《红楼梦》专论相比较，可见其学术思想的轨迹。

明清文学史以小说戏曲为重点，正是浦师的特长。他讲戏曲文学时总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来讲，把它和音乐、舞台表演结合起来讲中国戏剧的特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长生殿》时在堂上清唱了一段《小宴惊变》，“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飞雁。”至今还是余音缭绕，这也是我仅记得的一句《长生殿》曲词。明清文学史上讲小说的课时最多，除了《三国演义》等五大名著，也着重讲了《金瓶梅》，这在当时还是有点风险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在《红楼梦》座谈会上系主任杨晦先生说的：“一般青年人读《红楼梦》，易受不好的影响。……由于作者写得好，艺术性高，因此许多腐烂的生活也被写得有诱惑性了，这一点必须明确认识。”就知道《红楼梦》尚且如此可怕，《金瓶梅》又怎么讲呢？但浦先生大胆地讲了《金瓶梅》的许多优点及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也必须明确指出它的缺点。今天看来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浦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时曾得亲炙于王国维先生，或多或少受到过王国维学术思想的影响，如陈寅恪先生所揭示的治学方法之一：“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我们读他的遗书，多少也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我重温了这一段中国文学史，也重温了这一段知识分子学术思想改造的历史，这也是我读浦师遗稿的一点感想。（程毅中）

转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200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