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发出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呻吟”——回忆拜访郑敏先生兼谈她的晚期诗

2018-12-21 | 邹汉明 | 来源 《草堂》诗刊201810期 |

郑敏,“九叶派”重要女诗人。1920年生于福建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52年在美国布朗大学研究院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60年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1949年出版《诗集:1942——1947》。

上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一帮学生在威廉·燕卜荪的指导下,追随艾略特、奥登诗风,将中国新诗的步伐推进到一个与国际诗坛近乎同步的现代主义诗歌阶段。这对汉语新诗的发展至关重要。

但随着抗战胜利、联大解散、国共内战以及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现代主义的诗歌探索,在共和国建立以后就彻底中断了。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悄然出现了一个诗歌流派——九叶派。不同于文学史上的其他流派,其确立总是批评家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叶派却是一拨年龄相近的诗人在创作高潮过去多年之后的一次自我认同或命名。现在看来,九叶派的命名充满了偶然性和随意性。九叶中的一叶郑敏先生在一九九六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讲到了这次命名的经过:

在离王府井不远的一个小胡同里,我应邀走进一扇木门,在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里三面有房间,在右手的两间屋子里正坐着几个未来的“叶”,等着我从西北角赶来参加一次聚会。这是一个早夏的上午,推开门我第一次见到房子的主人辛之和夫人赵友兰……此外我还第一次会到陈敬容和唐祁、王辛笛。大概就在那一天我们决定将被遗忘了近半个世纪的青年时诗作,再一次出土……这本集子应当叫什么呢?经过一些七嘴八舌的讨论后,终于由辛笛拍板定名为他所想到的“九叶集”。

之所以命名为“九叶”,按照辛笛的说法,他们这些人似乎不能以“花”自居,那么就退一步称一片“叶”。这固然是一种退避或谦逊,但也可以看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诗坛,现代主义仍是一种边缘身份的认定。郑敏的文章还有一个地方需加注意,那就是,九叶派的九位诗人,彼此之间未必熟悉。即如郑敏自己,时至这次议立九叶派的一九七九年,她也还是第一次见到陈敬容、唐祁和王辛笛。

一九八一年,收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曹辛之(杭约赫)、郑敏、唐祁、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九人诗歌作品的《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叶派”正式登场,随即盛传一时。尽管它的命名后来饱受争议,不过,这个“流派”也渐渐地为文学史的书写所接受了。

当九叶派出场的时候,“九叶”中创造力最强以及对中国新诗贡献最巨的诗人穆旦,其时去世已经第四个年头了。

穆旦祖籍浙江海宁,出生在天津。一九九六年九月,李方编辑的《穆旦诗全集》由中国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那时我尚在桐乡的一所乡村中学教师,一边艰难谋生,一边参加了诗刊社的诗歌函授,指导老师邹静之知道我身处僻地,消息闭塞,交流极其有限,有一天,他亲去书店买了包括这册《穆旦诗全集》在内的一套二十世纪桂冠丛书邮寄给我。迅速通读穆旦的全部诗歌之后,我对家乡的这位诗人产生了兴趣,一时心血来潮,萌生了要撰写穆旦传记的计划。一九九九年七月底,我因文学创作调入嘉兴的秀洲区文化馆,客观上有了外出采访的时间。世纪之初,得着一个机缘,我开始走南闯北,自费寻访与穆旦有过交集的人士。其时,我已经在温州采访了同为九叶派的诗人、批评家唐湜。晚年的唐湜已经言语不清,但还是将一册穆旦纪念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赠给了我。随后我想到远在北京的郑敏既与穆旦同为九叶派,猜想她一定知道穆旦的情况,于是,在二〇〇四年初,我北上清华大学,决意到安家在清华园的郑敏先生家里采访。

我与郑敏不熟,贸然敲门显然不妥当,怎么办呢?得找一个介绍人帮忙引荐。当时我与《中国诗人》的魏胜吉有联系,魏认识郑敏,告诉我可以帮忙引荐,并约定北京见面的时间。谁知我买好车票,魏却因事无法赴约。

那几年,我与邹静之老师联系很多。其时已经电话邹老师,告诉他我在北京。邹老师问清楚了我住宿的地方。因为上一年非典的缘故,他那一年刚买车,是一辆崭新的吉普车,晚上,他自驾开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我住宿的白纸坊与我会面。车停下,我坐在他的吉普车后座,坐在驾驶室的他,回过身来跟我聊天。问我在北京想见哪些人,我说只想见见郑敏,主要是向她了解穆旦的情况,并讲了与魏胜吉相约而魏电话说须得十天以后他才到北京的情况。邹老师就跟我说,他来跟郑敏联系,叫我不必等魏了。那时,静之老师可谓名满天下,各地的电视台都在播放他编剧的《康熙微服私访记》,他说郑敏老师一集都不肯落下,看后对电视剧的评价还很高。他还说,老太太思维敏捷,看出了剧中满含的讽喻。随后,静之老师问我有没有纸。我从打印有我诗歌的一刀A4纸里抽出一张。他快速在纸的背面写下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带着它径直去找老太太。十多年后,这一页字纸居然还完好地保存着:

郑敏老师:

邹汉明先生是嘉兴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参加过诗刊的青春诗会,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最近在写有关他家乡诗人穆旦的文章,很想拜访您,不知您有没有空。您的身体还好吧!祝您健康。

晚生

邹静之

2004,元月

第二天一早我去诗刊社。林莽老师接待了我,并热情地带我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北京餐。席间我谈到此次来京的意图,林莽老师二话不说,拿起电话,拨通了郑敏先生,将我的情况以及明天拜访的计划告诉了老太太。

上世纪70年代的郑敏

次日上午,我从第十四届青春诗会的同学张绍民家出发,摇摇晃晃坐了三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几乎横穿了整个北京老城区。赶到清华大学的时候,已近午时,我在路边买了一个烤番薯权充午饭,不料,剥开热气腾腾的番薯,吃了一小半,一个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我只得重买一个。摊主是个小伙子,也很有意思,他微笑着把第二个烤番薯递给我,并坚持只收一块钱。在清华这样的文明重地,连一个卖红薯的小伙子也这么善解人意,这倒是真的让我心头一热。

在校门口,我给郑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因考虑到老人通常有午休的习惯,约定下午两点半见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太太的声音。老太太时年八十五岁,一对一答,口齿相当清楚。她先问了我的名字,然后,在电话里开始详细地给我指路,比如,让我在清华附中下车,过北边的天桥,还说这时候我的眼前就会看到一家西北超市,右首有个胡同,那就是清华的荷清苑,最后告诉我她住几幢几单元几号。交代之周到,简直像老祖母一样,不厌其烦,生怕我走了冤枉路。

拜访像郑敏先生这样一位祖母级的诗坛前辈,空手荡过去,自己都觉得太没有礼貌。于是我就想着该买一束鲜花上门。为了买一束鲜花,我在清华园里来回走了个把小时,好在我有的是时间。最后总算在校医院门口看到了一家鲜花店。隆冬的时节,看到怒放的鲜花,心头不免一暖。我高高兴兴地捧回了一大束鲜花,有香水百合、红玫瑰、康乃馨等。捧在手里,一路上不时收获老师和同学赞许的眼光。走到荷清苑门口,有位老太太还凑过来嗅了一下,头一侧,对着我微微一笑,说,真漂亮!

这一句“真漂亮”,就好像是我此次拜会郑敏先生的一次预演。进门时,老太太看到我手捧的鲜花,相当愉快地“哦”了一声,说:“这么漂亮的花!”没有客套的寒暄,也不让我脱鞋,径直引我到客厅兼她的书房的小沙发上坐下。两只单人小沙发中间,是一只普通的茶几,一盆盛开的水仙花,隆冬里捧出的那一簇纯白,看着让人生出敬意,刚开花的水仙,叶子紧密,向上,着意衬托着花朵似的,更不用说它的散发着丝丝缕缕的清香了。客厅不大,对面,靠墙有一架钢琴,莫扎特音乐的翅膀这会儿屏息着。从这一架钢琴我们略略感知到主人是沐浴过欧风美雨。此外,房间陈设简单,没有多余的杂物。我的座椅靠窗,阳光从窗子里打进来,橘红的一束光正好落点在黝黑的琴盖上,滑亮亮的,这一刻,“窗明几净”这个成语忽然就从我的词库里跳了出来。随即泡上茶来,一簇炒青,在开水里慢慢散开,茶香袅袅,我喝了一口。为了谈话的安静,通往餐厅的门已经拉上,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老太太来到我的旁边坐下。老太太开年八十五高龄了,嘴唇上浅浅地抹了一点口红,短头发,本人比我照片上看到的来得清瘦,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发福迟钝的模样。老太太耳聪目明,一举手一抬足,看上去也就六十多岁的样子,那是诗在诗人身上起到的润及灵魂的作用吧。一念至此,我自己也被诗感动了。

房间开着暖气。因为刚才步行了稍长的一段路,身上已经走暖。我脱下外套,搁在自己的膝盖上。没有任何的拘束,就像面对一位邻家长辈。我摊开随带的小笔记本,拔下笔帽。我们的交谈开始了。

我这次拜会郑敏先生,原是为了解穆旦而来的,我想从那些与穆旦有过接触的同行那里,能够了解到一个活生生的穆旦,一个活生生的诗人形象,再参照穆旦诗歌文本交给读者的形象,两者汇合,来得出一个“我的穆旦形象”。毕竟,诗人全部的诗歌,集中创造的就是这么一个诗人自己的形象,这跟小说家把自己的形象分散在众多创造的人物形象中的创作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开门见山,郑敏告诉我,对穆旦,她恐怕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告诉我。我说,没关系,只当我来看看你吧。你的组诗《诗人与死》我非常喜欢,我以为这组诗是九十年代中国诗歌一个很重要的收获。郑敏说,谢谢你,这样认为。《诗人与死》是十年前(1994)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组诗,凡十九首。收录在《郑敏诗集》(1979—1999)里,诗集我这次带在路上,一读再读。我这样说,绝不是虚言。这组诗的复杂与深度,后面我会谈到。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出生于天津。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

穆旦与郑敏,曾经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穆旦生于一九一八年,比郑敏长两岁,他是参加了联大长征的学生。穆旦写诗很早,南开中学时就是学校有名的小诗人了,联大期间不仅参加几个文学社,其诗作不断发表在昆明的《益世周刊》《中央日报》甚至香港的《大公报》等副刊上,已经是非常著名的新诗人。穆旦一九四〇年七月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随后就去参加远征军做杜聿明的翻译去了。郑敏一九三九年跨入西南联大,她就读的是哲学系。郑敏在《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关于我自己》一文里回忆说:“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郑昕先生的康德和冯文潜先生(按,冯至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郑敏诗歌创作很早,文学的启蒙也是在中学,进入联大后,因听冯至先生的歌德,同时读到了冯先生的诗与翻译的里尔克作品,她发现了这位德语世界的大诗人,从此走上诗歌创作。里尔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郑敏的晚年,十九首《诗人与死》的写作,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里尔克《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那种抹不去的影响。

按理,郑敏与穆旦在西南联大有所交集,但,老太太明确地告诉我,她与穆旦在联大“根本没有见过”。她归结于“我不是外文系的”,“他那时在缅甸……我四八年后到美国去了”。

但就在郑敏去国之前,他们见过。那是在南京,时间应该在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穆旦南下,到上海(主要去巴金萧珊夫妇家)路过南京吧,由杨苡带去,郑敏说“来看过我两次”,老太太笑着告诉我:“他(穆旦)还没有结婚,从北京去南京办事吧,在咖啡馆里见了一面,五分钟都不到。也没有仔细地谈诗。”

两年以后,郑敏撰文《再读穆旦》(2006),回忆她与穆旦的这一次见面:

他请我去新街口喝咖啡,我们谈到了晚上,聊了很多对教育和诗歌的看法。我意识到他是一个个性很鲜明、很有历史感的年轻人,这在二战后的中国,是一种优点,但是当历史正在选择道路时,个性强的个人的处境,往往并不如所想的那么容易。

“五分钟不到”和“谈了一个晚上”,这里,两人见面的时间,回忆时有所出入。但,郑敏跟我谈到的对穆旦的印象,并无多大的区别。郑敏是学哲学的,长于分析,他给我讲述的穆旦是这样的:穆旦在南京住赵瑞蕻(联大同学)杨苡夫妇家。他人很特别,和他的诗一样特别。他就像个诗人。他说话非常直率,整个行为也非常直率,让人吃惊。一般人在不是很熟的时候,说话总有所保留,穆旦不是,他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五十到七十年代,他这样的性格,很难保护自己,所以他后来的经历非常不幸。这样的性格也缩短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谈到这里,老太太回顾神来问我几岁了,我如实相告。老太太夸张地说,完了,你不会知道。我报以微微一笑,没有打断她的话。老太太笑着看着我,停顿了一下,最后说,历史没有写下来,历史只写在活的人的心里。

因为我的追问,郑敏谈到了穆旦的私人生活,在她的印象中,穆旦的感情生活是很丰富的,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在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阶段里,穆旦的感情波动很大。我插了一句,问那时候穆旦是不是女朋友很多,还经常换。老太太说不是。她的意思我后来明白了,她想告诉我的是,穆旦渴望爱情,他谈女朋友,散掉了,不得不重谈一个。穆旦后来的妻子周与良,郑敏还记得是林徽因等介绍的。穆旦在南京住了一段时间(她说记不得了,可能是半年)后,很快就回去跟周与良结婚了。

无需过渡,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穆旦的诗歌。郑敏认为穆旦诗有非常突出的强烈的感情,是一种拜伦式情感的强烈和法语诗歌的凝练这两者的结合(我并不赞同这种认定)——这也使得穆旦在九十年代被重新发现了。郑敏承认,穆旦的诗歌文本很有想象力,但他的特殊的语言风格也只有他来写,他的路也只有他去走。作为诗人,郑敏看重语言,认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汉语语言比起白话文草创阶段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了,穆旦创造了一种欧化的汉语诗歌语言。有意思的是,我后来看到郑敏在《诗人与矛盾》一文里,以欧化的语言分析穆旦的语言特征:

穆旦的诗充满了他的时代,主要是四十年代,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尝到的各种矛盾和苦恼的滋味、惆怅和迷惘,感情的繁复和强烈形成诗的语言的缠扭,紧结……穆旦的语言只能是诗人界临疯狂边缘的强烈的痛苦、热情的化身。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然而这正是艺术的协调。

一九八七年,在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的纪念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中,收入了郑敏写的这篇《诗人与矛盾》。她主要从结构上分析穆旦诗《春》和《诗八首》的技艺。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郑敏对穆旦的了解其实并不那么深,缺乏回忆的细节,退而求其次,她就以剖析诗歌文本的方式来迂回曲折地纪念自己的同行。当然,郑敏除了创作、翻译,评论也是她的特长。藉此,她不独对穆旦,也对全体九叶派诗人所处的时代做出了一个总的评价,那就是:“穆旦在四十年代写出的这类感情浓烈、结构复杂的诗,说明中国新诗发展到四十年代已经面临丰收和成熟。”

这一年,郑敏还为穆旦写了一首诗与思结合的作品——《死了的强者——穆旦逝世十年纪念会》。其中有这么一行:

我们努力说,却永远说不清。

20世纪40年代末的郑敏

撇开穆旦,我发觉诗与现实才是我们之间共同的话题。因为郑敏的九叶派诗人身份,我顺着她的思绪谈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诗。老太太果决地说,这些诗被活埋了(按,我后来在《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中看到了她同样的比较详细的表述:“‘遮蔽’这两个字还不太合适,应该说被埋葬,也可以说是把我们当作旧时代的殉葬品给埋葬了。”)。但那是一个存在。四十年代,中国站在西方民主阵营那一边,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服务于抗战的共同的历史背景。而战争也迫使封闭的中国社会开放,融入英美主导的国际社会,这样,英美风格的诗歌就更多地进来了,他们联大那时就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的诗歌潮流。这个观点,其实在她的谈论当代汉语诗的一篇长文里已经表述过了,那篇文章在谈到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时,郑敏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的现代主义真正进入创作的成熟,而且留下自己的足迹的是四十年代,这里有历史的因素,文化素质的因素。只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文化的血液循环时才可能使中国新诗发生这样一次震动。”又:“世界二次大战迫使中国向世界开发,成为民主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堡垒,因此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也达到高峰。”郑敏当然也讲到了一九七九年九叶派开会的事,告诉我,那是曹辛之和陈敬容写信给她,她才去王府井参会,开黑会似的,还担着心呢。但曹辛之有政治嗅觉,感觉到了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气候。郑敏讲到了九叶派在诗的语言上与当时的主流诗形成的一个极大的反差,在这之前——她含蓄地说——只有主流的诗,没有非主流的诗——现在是非主流一下子介入了现实。

一个早在四十年代就写下《金黄的稻束》的诗人,后来却有三十年时间不碰诗。“九叶”(事实上是八叶,穆旦一九九七年去世,此时已去世两年)在王府井聚会之后,郑敏恢复写诗,她写下的第一首诗的题目就是“诗呵,我又找到了你”,俨然梦中醒来的感喟。此时,诗人发觉找不到诗的形式了,于是写了《寻觅集》;因为一九八五年后,在大学教美国诗,就写了《心象集》,接受了超现实主义。我们随后谈到了罗伯特·勃莱等超现实主义诗人。没错,郑敏不仅很早就翻译了罗伯特·勃莱的诗,还翻译了一篇我一读再读的勃莱的诗论——《寻找美国的诗神》,当面听到这样的敬意,老太太显然有点惊讶。这种惊讶,毫不掩饰地从她富有表情的脸上绽放出来了。

郑敏深入地研究过美国诗,比如,她一再地提到纽约派诗人阿胥伯莱,评价很高。在谈到今日中国诗坛泛滥一时的口语诗时,老太太笑着看着我——她拿我打起了比方,来比对我们现在的口语诗和美国七十年代的口语诗的不同——她开始随口陈述诗的内容——比如,今天有个人来,我们谈了诗……我们的口语诗写到这里就完了。但美国诗不,它接下来还会有某些暗示时代问题的句子。老太太批评我们的口语诗写得太实了,缺少美国口语诗的虚的那一部分。“美国诗,”她说,“写实是为了写虚,写完后让人看到一个人的灵魂。”

经由美国诗,我们又回顾头来谈中国诗。八十五岁的老人,思维敏捷,言辞还不乏锋利。她认为,中国新诗并没有建立自己的传统。她说她的十问(此处我听不分明,可能就是回答王伟明先生的十二问)激怒了很多人,但,她是作为一个诗人提出这些问题的。言下之意,她是非常严肃地来探讨中国新诗存在的问题的。比如,她接着举例给我听:你根本没办法教人家学习新诗。新诗的诗学也没法教,新诗的分行没有定规,新诗的音乐性也没法谈。不像古典诗,有一套程式,可以拿到课堂上去教去学。另外,汉语诗歌的特点到底有没有形成?汉字的丰富性又怎么发挥?这些都是问题。确实是问题,我补充着谈了一些,我说,现在连诗行中间或尾部的标点符号到底用还是不用,也都还没有一个定规呢。

郑敏这几年特别关心新诗与传统的接轨。对汉语的特点有所研究。“找回汉语的灵魂”几乎成为她晚年诗学的一个集中表达。去西方兜了一圈,她开始重视中国古诗的境界来了。现在她每天读一点《论语》,尽管她没有写古诗,创作的诗歌也仍采用西方诗的形式,但,她希望自己在研读的古书中找到古人超前的智慧。这方面,我引述穆旦的经验提醒她,穆旦晚年在给忘年交郭保卫的信中,曾经不无沮丧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有时想从旧诗获得点什么,抱着这目的去读它,但总是失望而罢。它在使用文字上有魅力,可是陷在文言中,白话利用不上,或可能性不大。”穆旦非常清楚,古诗中的形象,太陈旧。古诗中陈词滥调特别多,郑敏在自己的访谈中其实也已清楚地表达过了这种谨慎。

这个下午,是在密集的谈话中过去的。和老太太的交谈,是我这一生曾有过的快谈中非常融洽的一种。我这不是采访(关于穆旦的采访已经完成),我也没有录音。我们是完全敞开了心灵在作着对等的交流。我刚到她家时给她看的邹静之老师的那封介绍信写在我的诗稿《北冰洋的礼物》的背面,顺便也请她翻过来读了我的这首诗。交谈到这个时候,她突然停下了,有所期待地说:“我喜欢看比较多的诗,我只看了你一首。”她的眼神告诉我,她想再读几首我的诗。可是,很遗憾,我昨天去诗刊社,将稍稍满意的一组交给了杂志社的李小雨老师(次年,冠以《爱情笔记》的这组诗发表在《诗刊》第二期《每月之星》栏目),但我还是很快翻出了《最近二十年》《锄头与肖像》两首递给她。这是小五号字的打印稿。老太太不得不摘下老花眼镜,凑到眼前,几乎是贴着A4纸在读,安静,凝神,细致,这么认真地读诗,发生在从西南联大走来的一位老人身上,很少见。老人对于诗的热力,就这样聚焦在这一时刻。

我记得她读完《北冰洋的礼物》时曾问我:现在这样的写法很多吧?我的回答是不多。这次她对《锄头与肖像》感兴趣了,她快读到这首诗的结尾了,自言自语道:一首诗的结尾很重要,好的一个结尾能提升一首诗。我提醒她,《锄头与肖像》之类的诗是发表不了的,所以也没给刊物,也不想为难编辑。忽然,她停下阅读,看着我,说:“你得做得隐蔽一点。”我读过老太太的诗集,知道她前几年写过《流血的令箭荷花》《开在五月的白蔷薇》以及《给失去哭泣权力的孩子们》《每当我走过这条小径》等好诗。我忽然理解了她,也理解了她的“隐蔽”的诗。

交流中,郑敏非常想了解今日诗坛以及我们这些年轻诗人的情况。她一再地问我。她甚至问我现在我们是怎么进行诗歌交流的。我不知道她关不关注网上的诗歌论坛,只是告诉她,网络交流现在非常方便,我们有时会把写好的诗放在网上。不过,网上作品,数量大,好诗并不多。老人家给过我邮箱,她大概只利用网上收发邮件的便捷,不曾浏览网上风风火火的诗歌论坛。

整个下午,两小时四十分钟,要么她谈,要么我说,几乎没有停顿。老太太也没有喝一口水,精神好得惊人。我们谈了穆旦,九叶派,谈了美国诗,谈了对现代汉语的认识,谈了最近她对诗的思考,谈了教育也谈了对古诗以及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其间还绕道五四,谈到了我们视野中严重的文化自卑感。这种谈话,我也从来不是被动地在谈论,老太太兴致很高,她谈的时候,我听。我那年三十八岁,血气方刚,她有些观点我不同意,我就谈我的看法。我谈得也不比她少。我们实在是相互交谈,就像两个老早就熟悉的朋友,也根本感觉不到年龄的差异。老太太的一颗诗心,丰盈,自然而年轻。以她八十五岁高龄还在写新诗的,国中也仅她一人了吧。她成名甚早,可谓硕果仅存。其间我一再谈到她了不起的一点,她还是一个在不断思考现实问题的诗人。她对社会问题、哲学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作为诗人个体的问题。这样的诗人,太难得了。

而这样的谈话,简直就是一种思维的乐趣了。所以老太太一再地抬头看着我,说:“今天真是怪事。”我知道,她所谓的“怪事”,是事先没有想到,我这个小她四十六个年头的晚辈,和她还能够有这么多共通的话谈到一起去。

燕谈之乐,是两颗心灵——老灵魂和小灵魂有了“交通”(这是《圣经》里的一个词),但“交通”的内容,有时候相当沉重。我记得谈到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明的担忧时,她停下来,反问了我一句:“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太悲观了一点?我是只剩下最后这几天了,可你应该有一个系统的工程去做。”她认可我的方法——鼓励我以我读新诗的经验去把那些活埋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挖掘出来。

时值美伊战争结束不久,老太太非常震惊于我们普遍的冷漠,写下了《黑夜悼巴比伦》《丧钟为谁而鸣》等诗歌。当然,最重要的是,她写下了纪念好友唐祁的《诗人与死》——十九首献给知识分子受难的诗。

20世纪80年代,郑敏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

诗写到这个年纪,我曾问老太太,对诗的形式怎么看,还重视不?她很快接上话题,说她每写一首诗,都在找一个新的形式。

言谈间说到十年前她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诗人与死》,这里的诗人,就是九叶派诗人唐祁。唐祁非常不幸地死去了。郑敏从昔日诗友的身上,看到了一代人的受难史。组诗长达十九首,好像要完成一个任务似的,她每天写一首,可写完第十九首,她说她再也写不下去了。我说十九首是一个好的数字,不是有“古诗十九首”吗。老人苦笑了一下。

她说她在诗里藏了一些东西。她也担心读者读不出来。我以自己年轻的阅读经验告诉她,不用担心,这个非诗的世界,也总有一些知音读者存在,并且,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知音读者在成长,他们长大后,会非常仔细地来阅读你优秀的诗歌文本。他们会以深谙诗艺的经验来解开你诗中的密码。我也谈到了我的阅读要求,告诉她像阅读她这样的诗人,会期待在她的诗歌中找到她的经验。而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正是中国的经验。如果她这一生如此丰富的经验不进入诗歌,那岂不太可惜了。闻听此话,老太太很欣慰,嘀咕道:“我还以为别人不会理解我诗中藏着的那些东西呢!”

郑敏写到了自己的经验吗?那么,她的经验是什么呢?他的经验,我以为就是以一颗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感性而不乏理智地打量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

这组诗,不仅有郑敏自己的经验,也有唐祁的经验,甚至还有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验。

《诗人与死》是一组复杂的诗。其实,它的形式、句式都不复杂。全诗采用里尔克《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的结构。里尔克的诗悼念一个小女孩的死,郑敏悼念诗友唐祁的死,这可能就是这首诗写作的一个灵感的起因。郑敏不仅引入了里尔克十四行诗的形式,一生也在践行里尔克的现代主义诗歌观念,这位德语诗人关于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的想法,郑敏同样无保留地接受了下来。晚年的郑敏,因为高寿,看到的死亡也实在太多了,她的关于死亡的分行也水到渠成般地多了起来。作为一名思想者的诗人,或曰知识分子写作,郑敏一直“好奇地想和(死亡)这种神秘经验建立一种在世的友谊”。这使得她的诗与晚年的心态都显得达观。穿透诗行间的隐喻,我们读到了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历经磨难之后对文化和文明的忧思和担当。大概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性格,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五月份召开的“郑敏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讨会”上,诗人西川把《诗人与死》中“发出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呻吟”(按,诗的原文是“我们都是火烈鸟/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没有发出失去了身份的呻吟”)称为新诗历史上最高贵的一行诗。

自从郑敏重新写诗的一九七九年以来,老人家关注现实,反省历史,批判的锋芒不时在她娴熟的满把大词之间闪耀。她在她的分行中忧心忡忡地献上自己的思考。随着“晚节渐于诗律细”,一些更隐晦的涉及现实的诗,也“隐蔽”地挟裹在隐喻之中,这使得这个颤栗的老儿童,“在剥着宇宙的果壳”时,也还不至于损伤自己的指甲。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感时忧世的。当满眼都是乌云的时候,她会说,我们这里总应该有所改变吧。诗人对未来也寄予了希望。当我开始抱怨我的小区看不到凤凰台之类的芝麻绿豆事,她就说,没有理由不让老百姓知道更多的事实啊!

她给我带去的她的几本旧书上签名,还开起了我的玩笑。写好,不忘交代我:“你得解释一下,我这样的题词。我还真没有这样写过。”

她翻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交给我。让我去附近的复印店复印了一份带走。

她找来一个小本子,要我记下穆旦那远在美国的大儿子查英传的伊妹儿,关照我一定要跟他联系上。

一个月后的三月十一日,我在嘉兴收到老人家寄来的香港突破出版社出版的繁体版诗集《早晨,我在雨里采花》。我电话过去表示感谢,她跟我说,那天谈得高兴,忘了给我书了。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诗集第二辑,发觉辑名《心中的声音》后面加了一只括号,里头“未刊稿”三个字,我心念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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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恩师郑敏先生

    今年1月3日清晨,“九叶诗人”中的最后“一叶”郑敏先生踏上了远行的征程,那一片舞动了一个多世纪的叶子带着它灵动的哲思飘向了天空,飘向了远方,也飘向了生命的永恒。去年初秋我得知先生得了重病,且先生已是年过百岁的老人,对于先生的远行我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但先生的离去仍令我神思恍惚,心中久久难以平静。回想30多年前跟随先生读书的7年时光,我的眼前立时浮现出先生与我相对而坐,和我滔滔不绝地探讨中西诗歌、哲学、...

  • 212018.06

    新诗深入内陆:纪念穆旦诞辰百周年,兼谈“中国性”

    今天,在纪念这位伟大诗人和翻译家诞辰百周年之际,我想和大家一起回到查良铮还不是“穆旦”(虽然他已经发表过诗作,但所用笔名还是“慕旦”)的那个时刻,回到....

  • 192008.09

    清华志愿者向全国大学生发出倡议

    秉承奥运精神 做奋发有为的当代青年全国的大学生朋友们: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盛大帷幕已经落下。

  • 252008.08
  • 262015.08
  • 172020.08

    郑敏的花园

    上 篇郑敏先生寓所的窗外,有两个花园。一个向东,谓之:东花园;一个朝南,谓之:南花园。其中,东花园是她精心莳弄过的,她为之还写过许多优美的诗句。《清晨,我在雨中采花》,即是其中的一首,以此为题的同名诗集,...

  • 192017.01

    【活动报名】清华校友子女寻根之旅,我们向您发出邀请

    亲爱的清华校友:海外校友子女夏令营一直受到海外校友的普遍赞誉,今年的夏令营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以下为夏令营活动的具体介绍及报名信息,供广大校友参考。清华校友子女—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安排】校友一对一:全...

  • 042009.09
  • 052022.01

    陈善科:拜访梁思成先生

    1962年4月上旬的一个周末晚上,我和10 多位同学一道去拜访梁思成先生,梁先生在客厅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批青年学子。那天晚上,他的心情特别好,始终笑容满面,妙语连珠,侃侃而谈了三个小时左右。梁先生首先向我们介绍了1962年2-3月在广州参加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的情况。他说,这期间,戏剧创作座谈会也在广州举行,3月2日,周总理向两会人员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