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1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根据2007～2008学年度第27次校务会议的决定，宣布王振民教授担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本刊于第一时间走访了王振民院长，听他畅谈法学教育理念与清华法学院的发展蓝图。
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复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为清华大学法学学科的发展和我国法学教育改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宪法学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方面有多项成果，为“一国两制”的实施、解决港澳回归后面临的法律难题以及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台问题，作出了较大的成绩。2004年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2006年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和社会职务，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青年领袖论坛（The Forum of Young Global Leaders）”成员。
1999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2006年被评为上年度“全国十大英才”之“新锐英才”。2006年获得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2007年获得北京市“五四奖章”标兵。
记者：您于1996年便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了题为《略论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文章。文中提到诸多法学教育改革的问题，时隔12年后，您认为我们今天的法学教育相比当日有哪些发展进步呢？
王振民：进步还是挺快的。当时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法律人才不够。法学院数量少，招生人数也少。而现在全国已有600多所法学院（系），每年招收各种法律专业学生十多万人。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没有关系，法学教育不够职业化，基本上属于普通的人文社科教育，没有突出自身的专业特点。近年来大家逐渐形成了共识，即法学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对法学教育性质认识的这种转变，不仅有利于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而且对于司法公正的确立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十分重要。这种共识的形成是巨大的进步。
记者：在进步的同时，有哪些新问题产生呢？
王振民：数量问题解决了，但导致了另一个问题：法学专业泛滥、失控了。有点名气的大学几乎都办起了法学院，数量太多！其直接后果就是参加司法考试的人数急剧增加。而且我国司法考试对所有专业毕业生都开放，这不利于选拔真正的法律人才加入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队伍。许多大学的法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在急剧增加，有些甚至出现了博士生比本科生多的现象。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将法学教育从一个极端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现在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清华这样的大学，办法学院一定要强调质量，培养精英。
还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也是矫枉过正的表现：原来法学教育不够职业化，可是现在又出现了一种倾向，完全把法学教育看作浅层次的技能教育，当作一种技术，忽视了法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即忽视了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应该有什么样的追求，什么样的职业理想，而仅仅强调操作性、技术性的训练。结果很多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专业技术很强，但是没有职业理想和追求，缺乏职业道德，培养了不少有知识、有技巧但是缺乏专业灵魂的法律工作者。这样可能会更糟糕，甚至会导向法治的反面。其实国外发达国家法律教育尽管是职业教育，但是在专业教育中包含着分量很重的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的教育。
记者：您很早以前便在清华法学院开设过一门“法律职业与道德教育”课程，这应该是国内开设这类课程的首例？
王振民：是的。法学教育不能失去自己的方向，不能失去自己的价值追求！我认为现在一方面要坚持法律教育的职业性，同时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理想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法学院应该作法治建设的推动者、维护者，而不能培养法治的破坏者，这一点应是非常明确的。
记者：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期，经济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的调整、文化的反思等等。在这一背景下，您认为清华法学院应有怎样的定位和目标呢？
王振民：不管是从学校的要求，还是从社会和校友的期待来看，清华法学院的定位都是很明确的。清华法学院应该成为国内、国际一流的法学院。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目前，清华法学院在国内位居前列，但是决不能说到此为止，我们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达到最前列。这也是社会的要求，清华大学拥有优厚的资源和条件，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把一个专业、一个学院办成国内最好的。如果说法学院自1995年复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实现了第一次飞跃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实现法学院的第二次飞跃。
衡量一个法学院水平的高低，我认为有两个标准。一是看我们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发挥什么作用，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什么贡献，是否在国家的法律领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还有就是看我们清华法学院对法学理论的贡献有多大，对国家法制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有没有形成一整套主流的、关于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学说。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记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您看来现在法学院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王振民：最迫切的问题，我认为是在培养学生上要下大功夫、真功夫，用清华大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在培养学生上“发力”。一是要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开设的课程要真正对学生有启发。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每一堂课都会终身难忘，但是总能从一些课程中获得这样的体验。还要重视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培养，除了法律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有基本的道德培养、人文素质培养。一个人最终能否成功不是仅看他有多少知识、有多大能力，还要看其他相关的基本素质，针对后一方面的培养，我们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把一个人培养成才是很复杂的过程。从法学院来讲，我一直在想，将来对每一个学生我们都要认真去琢磨，针对这个学生的特点制定特殊的培养方案。对每一个学生都要这样去琢磨、去悉心培养。凡是进了清华法学院的学生都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包括本科生，应该像培养硕士生、博士生那样，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清华应该培养的是精英，是将来社会各方面的领袖，所以在学校要给他们相应的特殊教育。老师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更多地放在培养学生上，要让老师安下心来从事教育、从事培养人的工作。以前老师们只重视“教书”和研究，忽视了“育人”。其实“育人”和“教书”同样重要。以前自己念书的时候，跟法学院的教授谈话，甚至到他们家里去请教，都非常受益。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老师愿意坐下来与本科生谈话、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不多。包括培养研究生的时间也很少。今后我们要对老师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也相应地会给他们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在办学条件上，如办公室、物质待遇等各方面，要让老师们能够安心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记者：您如何看待推行素质教育与目前就业压力之间存在的矛盾？
王振民：我一直有一个理念，我认为清华的毕业生不应该存在就业问题。只要是清华毕业的，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如果找不到工作，那说明培养失败了。学生自己应该有竞争力，能不能找到工作，本身也是一个学生综合能力、综合素质的表现。如果他的综合表现非常好，我绝对相信他能找到工作。我不鼓励我们的学生用“关系”去找工作，我鼓励他们，第一份工作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去找。不管做什么，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如果一个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是靠“关系”拿到的，这对他的一生都有很不好的影响。找工作也是一种锻炼和培养，如果自己都找不到工作，那还谈什么将来治国理政、解决他人乃至广大人民的问题呢！我一直主张，法学院的学生出去不能找不到工作。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是自己找到的。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靠关系办事的情况，但是我相信社会一定给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留有空间的。即使是学生个人或者家庭有关系，我建议他们也不要用，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去安身立命，去创业，去服务国家和社会。
我接触过好多国内外的名人，像美国AIG的前主席去年在我们这里就曾讲过：千万不要为钱而工作，而要为一项事业去做事。一个人如果是为追求金钱去工作，可能会很富有，但是一辈子可能会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一定要去追求一种理想、一项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工作问题，因为你在干一项事业。要找事业，而不是找工作。清华的学生应该有这种自信。我相信清华的学生在能力和素质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有这种意识，树立这种意识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记者：法学院在就业倾向上会给学生怎样的引导呢？
王振民：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学生到国家主流机关、重要机构和行业，还有那些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清华的学生要追求事业，要干大事。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关键是你的方向在哪里。方向正确了，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终究会有收获。如果计较物质方面的东西太多，往往让人迷失方向。只要坚信自己做的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知道自己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大方向是正确的，就不要计较眼前的得失。
学生可以出国留学，但是一定要记住出国的目的。出国本身不是目的，出国应该是为了以后回来更好地服务中国人民，服务中国社会。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现在有很多出国的学生，都是很好的人才，在国外也是对世界做贡献，但是相比之下现在的中国更需要人才。我们国家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时期，法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大家来做贡献。我们将继续引导毕业生包括留学生去国家需要的机构和地方工作。
记者：清华法学院的复建与香港法律界有密切的联系，您认为法学院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这一联系呢？
王振民：我们还会进一步与海外大学法学院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们有很多学生参与交换项目，我们希望学生在法学院受到的教育是比较全面的，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他们要接触到中国的基层、中国的农村、中国的西部，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两方面的因素对于学生的成才都是很必需的。
还有，我们希望借助海外的力量进一步改善法学院的设施，如法学楼、老师的办公室、进一步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到法学院任教等。
应该鼓励学生到中国的基层去实习。我们现在在河北、新疆等许多地方都有实习基地，让学生能有一段时间去锻炼。我们有意识地让学生既要到中国的最基层了解国情，又要到海外一流学府去学习，这样他才会把法学的基础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记者：您对于今后法学院校友工作的开展有什么规划？
王振民：法学院对于校友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从1995年算起到现在，法学院已经有十三年的历史。这期间毕业的校友只有两千多人。现在就需要对这些毕业生的情况作一个基本的掌握、跟踪。一方面是希望把现在法学院的情况告诉校友，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把工作当中对法学教育的看法反馈回来，让校友积极地参加法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不仅是清华法学院的校友，我们更广泛的清华校友资源也是应该发掘的。我知道，很多校友对法律教育非常关心。我曾在整理材料时看到，早在1980年就有在美国的校友提出了清华大学应该恢复法学院的建议。我们从中体会到海内外广大校友十分关心清华法学院的建设，关心国家的法治进展。
记者：如何去接续老清华法学院的传统？
王振民：我们现在也在总结。我自己的印象是，1949年以前清华法学院存在的历史不是太长，但是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非常突出。如强调国际法的教育，培养外向型的法律人才，后来中国处理涉外法律问题的人才，不少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这个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应该继承下去。其他学校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可能比较困难，清华有这样的条件，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任务，培养能处理涉外、跨国法律事务的人才。随着中国由世界大国转变为世界强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涉外法律业务，需要大量的相关人才。坦率地说，国内很多法学院不具备培养这样人才的的条件，如果清华、北大不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别的学校就更难做了。
记者：我们知道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对于一所学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能否请您概括一下您的法学教育理念？
王振民：嗯。（沉思片刻）培养中国未来法律精英，为二十一世纪输送治国之才，兴邦之士。
（《清华人》200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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