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举世公认，梁启超是位思想家、教育家、人文学者，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改革的先驱。如果说他也曾做过“实业梦”，怕是没有人肯相信。但他确实做过这样的“梦”，最近发现一封他写给女婿周希哲的信，可以提供一点点旁证。

此信看上去是个长卷，与梁启超通常所用信纸略有不同；信的书写格式也很随意，只在信的末尾提到希哲，抬头却很突兀，没有按照习惯先写称呼，然后另起一行，进入正文，而是直接表示“有一事”，请“弟”相机而动。

梁启超写给周希哲的信

信的末尾，有“任公”签名，并注明时间为“十一月三日”，但并未注明年份。这在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信中很常见，不足为奇。惟信中提到令娴来信，叮嘱他“招待新闻大王”一事。查《梁启超年谱长编》，民国十年(1921)十一二月间，梁启超在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恰恰提到了不久前“一晤新闻大王”，由此可知，此信写于民国十年(1921)。这时，周希哲已从缅甸转调菲律宾，担任马尼拉总领事。

信中所述，欲与美国合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一事，便是我所谓“梁启超的实业梦”了。在他自然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富国强兵是他那一代人的理想，他的维新变法事业也少不了经济的支持。当年流亡日本，他就经营过广智书局。这且不表，民国初年，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梁启超不仅自己认股三千，还动员二弟梁启勋、女婿周希哲认股，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范旭东是他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范静生的弟弟，他对久大的关心呵护，固有这方面的意味。此后他对中原煤矿公司的支持，则与他在此信中提到的王摶沙有关。王摶沙，字敬芳，不仅是中原公司的董事长，还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创办人，担任过公学校长。民国九年(1920)三月，梁启超欧游归国，马上被他邀请，去中国公学演讲，一度还想把校长的位置让给梁启超，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帮助公学走出困境。由于蒋百里等人竭力阻挠，梁启超亦志不在此，不久遂作罢论。

虽然梁启超表示，他的“实业梦”已“蓄志经营多年”，而支持他做这个梦的，却是朋辈中这些有实力的企业家和金融家，譬如他在信中提到的刘厚生、王摶沙、丁在君诸人。王摶沙已如上述，他掌管的中原煤矿公司，不仅在河南省首屈一指，即使在全国，当时也是规模较大的官商合办的煤矿公司，撑起焦作煤炭生产的半边天。梁启超在信中敢说河南煤矿百五十里在吾侪手中，大约就是王摶沙给了他底气。刘厚生，本名刘垣，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做过农商部次长。他与近代大实业家、立宪派领袖张謇(字季直)过从甚密，梁启超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称他为“张季直手下第一健将”，并称“近三四年与我关系极深”。梁令娴来信曾提到，缅甸华侨富商林振宗欲回国办矿，梁启超告诉她：“刘厚生注意矿事十年，规模宏远，渠办纺绩业获利数百万，尽投之以探矿，彼誓以将来之钢铁大王自命，所探得铁矿极多，惜多在安徽境内，倪嗣冲尚在，不敢开办耳。现正拟筹极大资本办铁厂，林君欲独立办矿，或与国内有志者合办，吾皆能为介绍也。”

这封信作于民国九年(1920)七月二十日，距他给周希哲的这封信不过隔了一年零三个多月，说明梁启超对于中国的实业一直是很热心的。这位林振宗先生曾答应捐资五十万给中国公学，后因他所经营的石油运输业在与英商的竞争中失利，资金耗尽，无力兼顾国内新的产业，捐资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丁文江，他长年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何处有佳矿，应该如何开采，是非常内行的。他还是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就是前面提到的刘厚生。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境内，今属辽宁省北票市。它本是京奉铁路局官办的一家煤矿，民国十年(1921)，丁文江加盟，将它改造成一家官商合办，以商为主的股份制公司。梁启超信中所言热河有一煤矿甚好，即指此。

恰恰是朋辈手中所掌握的这些资源，激发了梁启超要在实业上有一番作为的灵感。于是，他希望女婿周希哲相机游说一个叫伍德的美国人，请他出面在美国企业界寻找适当的合作者。按照他的设想：“兹事非大资本不办，尤非有外国人合办不能。消除国内种种阻力，环顾全球自然非谋诸美国人不可。而美人中非有眼光有品格之人，吾侪亦不愿与共事。”而且，他确信，“将来全世界时局之变化，我中美两国各有莫大之责任”。他说：“此事就资本关系论，就内部应付论(即对付国内军阀)，就将来中美两国对第三国之防御政策论，吾认为由中美合办之必要。”这番话恰好透露了当时他对国内、国际局势的看法，由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国民自办钢铁厂虽有必要，前途还是很令人担忧的，这大约正是他坚持要与美国人合作的初衷。

梁启超肯把如此重任委托给自己的女婿，一方面固然是要借助周希哲外交官的身份，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方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对这个女婿一直另眼相看。周希哲是马来西亚华侨，家境贫寒，曾在商船上做事，后经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缅甸、菲律宾、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他与梁令娴的婚姻，就是梁启超促成的。对此，梁启超一直很得意，许多年后，他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还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他很看重周希哲，认为“希哲之才，在外交官方面在实业方面皆可自立”。他对女儿令娴说：“吾日来极感希哲有辞职之必要，盖此种鸡肋之官，食之无味，且北京政府倾覆在即，虽不辞亦不能久，况无款可领耶？　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更做数年官，恐将经商机会耽阁，深为可惜。汝试以此意告希哲，若谓然，不妨步步为收束计　(自然非立刻便辞)。”

他的这番话是在民国十年(1921)七月二十二日给梁令娴的信中说的，过了不足三个半月，他便给周希哲写了这封鼓吹他实业梦想的信。不过，限于国内政治环境的种种不如意，他的实业梦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中原煤矿后被国民政府强行占有，无奈中的王摶沙，也只能寓居北京，与梁启超等坐而论道；而丁文江也辞去总经理一职，离开北票煤矿，参加英国庚子赔款善后谈判去了。但梁启超的用心，有一点，还是一以贯之的，即希望希哲辞去外交官，去实业界另谋发展。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垮台之后，他既面临去留问题，梁启超再次劝他下海经商，而且很希望借助自己的人脉关系，给女婿铺一条路。可惜时不我待，由于梁启超突然病逝，此后，周希哲脚下的路，也只有靠他自己去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