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冯至(1905-1993)，现代诗人，翻译家。1939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1964年9月由北京大学西语系调任现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

洪涛生、冯至合译《琵琶记》德文版木刻插画

20世纪30年代末，傅吾康在中德学会

1940年，冯至（1905—1993）发表《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此时当在西南联大时代，其署名为冯君培，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卷第1期。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38年、1939年，都是在普鲁士科学院（Preussische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的学刊上，可见冯至还是相当注意德国汉学的学术进展。这种传统的渊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冯至求学北大时代的老师胡适之那里。虽然我们现在未必能找到直接证据，但胡适与福兰阁十分友善，后者对作为后辈学者的胡适颇为推崇，推荐其为普鲁士科学院外籍院士；日后在瑞士开会相见甚欢，乃成忘年之交。

福兰阁在其回忆录中很少提及中国学者，譬如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等均未列名，却少有地提到了胡适，他们同在苏黎世的国际史学委员会的东亚历史委员会，该会由法国学者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胡适和福兰阁三人组成。他推崇胡适乃“作为语言革新者而闻名的中国文史学家”，还说“我和胡适有好几天待在一起，非常愉快地交换意见。我们没有再相见，因为一年后爆发了新的战争”。但他没有提及的是，两者之前早有“文字之交”，胡适的日记正可补充。确实，他是作为中国代表到苏黎世参加国际史学大会的。此前因有福兰阁推荐胡适在先，所以两者虽然初见，却如老友重逢，彼此很是惺惺相惜。1938年8月27日胡适记载：“下午史学会的Far Eastern Commission（远东委员会）开会，我出席，遇Prof.Otto Franke（奥托•弗兰克教授），此为第一次相见，甚慰。他是推荐我为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普鲁士科学院）的人，但他向未见过我，我甚感激他。今日相见，他也甚高兴。他生于一八六三（年），今年七十五岁，而精神不衰。”两人年龄至少相差一代人，福兰阁比胡适大了近三十岁，这却阻挡不了他们的彼此欣赏。次日晚上，胡适即约了与福兰阁一起吃饭。隔了两天，即8月30日，又在一起吃饭，福兰阁告诉他《四十自述》有德译本。8月31日，“下午与Prof. Franke（弗兰克教授）同去参加游湖，天大雨不止，稍减游兴。然路上与Frank……诸人谈,是一得。”到了9月3日，“晚上与Professor Franke去看马戏（Circus）。马戏甚好，其练野兽部分，比Barners&Bailey有过之。连日许多烦闷，一齐暂时忘了。”次日即“送Franke行，彼此都很恋恋。他今年七十五，后会不易了”。

当初冯至求学北大，主要是在德文系，这决定了他的基本知识结构；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按照冯至自己的说法，“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的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从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雏形也许是不健全的，道路也许是错误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后悔过，只要提起北大的彼时彼地，便好像感到一种回味无穷的‘乡愁’。”虽然算起来已经是相隔两代人，但冯至并未在学术上留有情面，他在文末点出：“福氏在他第一篇论文里有一点小的错误。即是把李贽的朋友刘东星与刘晋川当作两人，其实晋川是刘东星的别号。至于福氏把《李温陵传》的作者袁中道误为袁宏道，则由于国学保存会排印《焚书》时黄节的跋语，吴虞作《明李卓吾别传》亦沿其失，现容荣肇祖在他的《李卓吾评传》里已经纠正了。”这里对中国历史上人名的误识，其实并不能算是太大的错误；但至少说明冯至读书是很认真的，将其作为一件很严肃的事业来做，而且也可以说是学有根基，很明确地指出了对方的硬伤所在。1940年前后的冯至，处于颠沛流离的西南联大时代，不可能再在德文学科本身的发展上大显身手（连这个专业也暂时取消了）；故此兴趣有所调整，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研究放在心上，也是情理中事。如果我们能结合其时其境当更能理解，好在冯至留有日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材料。1940年1月11日记称：“袁守和来，执李贽文去。”显然，指的就应该是这篇《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当时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也在昆明，他早年毕业于北大，1929年至1948年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馆长等职。此前他和冯至等往来颇频，所以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他很可能扮演了一个助推师的角色。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在1935年的北平，正是袁同礼，推荐冯至出任中德学会的中方干事，使他获得工作，同时能在北平赡养照料老父。其时袁同礼既是北平图书馆的馆长，同时也兼任中德学会的理事。福兰阁是德国汉学界的元老人物，此时已经是近乎耄耋高龄，之所以仍能得到中国学界的不断记忆，除了学术因素之外，显然也与人际脉络有关。这点我们看他的公子傅吾康的经历，也可以得到印证。

日后傅吾康的回忆录中，就已经提到与冯至在德国相识。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1937年到北京的时候，冯至虽然还挂名担任中德学会的中方常务秘书，但实际上已去上海同济任职，而按照傅吾康的说法，“冯博士在德国学习期间，我就大致上认识他”。冯至的留德时代（1930—1935），虽然主要求学于海德堡大学，但也曾有一段时间在柏林待过，所以认识大名鼎鼎的汉学家福兰阁当属意料中事。就当时留德学人圈子来说，关注与自身学脉关联的“汉学”也是很正常的。他们在此期间也有书信往来，冯至即便远在昆明，也曾给傅吾康致函：“发中德学会傅吾康[Fran⁃ke]信，内附有H.威廉信。”这是1940年3月6日的事情，显然冯至一函二用，既直接写给负责中德学会事务的德方干事傅吾康，也有关于卫德明的信。这有些费解，这信是卫德明发给冯至的，冯至又转给傅吾康的；还是冯至请傅吾康转交给卫德明的呢？后者的可能性应更大些，因为卫德明当时在北平，是中德学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曾担任过常务干事职务。

其实，若论冯至与德国汉学界的系统接触，一定不能忽略他出任中德学会中方干事的这段经历，因为中德学会说到底就是德国汉学家的一个组织，是他们在中国尤其是北平的立足点。而正是通过与汉学家的接触，冯至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德国汉学并产生一定的兴趣。1946年8月13日，傅吾康到中德学会和四位从大后方来的前成员会谈，其中就包括冯至，还有蒋复璁（1898—1992）、毛子水（1893—1988）、姚从吾（1894—1970）。这种关系显然继续得以发展，到了1948年，傅吾康“得到了现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教研室的教授兼系主任冯至的邀请，担任他教研室里的教授职位，这个职位是由于卫德明去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而空缺出来的。”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中国日耳曼学与德国汉学的密切互动。冯至对中国日耳曼学的建构煞费苦心，当初他就曾介绍德国友人鲍尔（Willy Bauer）到同济任教，但似并不愉快，后来改去了西南联大；1947年下半年时，冯至致函德国友人鲍尔：“这学期开始我在为设立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而奔忙。这事我已办成。你有兴趣到我们这里来吗？你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欢迎你来。不像过去在同济，我们在北京大学是不会失望的。”鲍尔是日耳曼语文学者，而卫德明、傅吾康则都是汉学家。可见，冯至的眼光是相当融通的，既要拓宽视域与汉学家交往，也不放弃原来日耳曼学的旧交。而就中国日耳曼学的汉学介入而言是有传统的；当初在蔡元培最早设立的北大德国文学系建制中，就是既有如欧尔克这样的日耳曼学家，也有卫礼贤这样的汉学家的。

而从这段叙述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冯至与卫氏父子也颇有渊源。且不说作为傅吾康前任的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尤其值得提及的则是卫德明的父亲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冯至入北大德文系要比张威廉、商承祖等晚一些，先是1921年入预科，直到1923年才进入德文系正式登堂入室。对于当时的师资情况，冯至表示了遗憾，因为不但顶梁柱欧尔克教授走了，“其余的那位在德国享有盛名的东方学者W.博士也辞了职回到法兰克福去当大学的中文教授。”这里说的显然是卫礼贤。虽然冯至更为倾心的显然是欧尔克教授，但卫礼贤显然也是学生们所关注的。冯至当时也确实曾与卫礼贤有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当时《小说月报》请卫礼贤撰写《歌德与中国文化》一文，日后被收入《歌德之认识》（温晋韩译）一书。冯至则受托将此文中所引用的歌德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译为中文。

卫德明因为与冯至年纪相近，所以可能彼此的共同语言更多些。冯至在出任中德学会中方干事时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组织出版《中德文化丛书》，“学会和商务印书馆订有合同，出版《中德文化丛书》。冯至每星期去三个下午，主要是校阅书稿”。卫德明的重要贡献不仅是“子承父业”，更在于对《易经》西传过程中的薪火相续，1943年冬季，他在北平期间就在哈斯（Wilhelm Haas）家中给在华德国人继续讲授《易经》。卫礼贤虽然早在1930年就驾鹤西归，但此前已由贝恩斯（Cary F. Baynes，1883—1997）着手英译德文《易经》，此人非常重要，值得提及，因为正是作为荣格弟子的她将这部德文译本转译为英文本，使之成为英语世界最受欢迎与最流行的《易经》英译本。

冯至的知识形成过程无疑是饶有意味的，他对德语诗人的兴趣，让我们感觉到其走向德国、走向世界的那种诗与思的敏感；而他与德国汉学界的“亲密接触”则为他提供了可能的阔大知识空间。这一切都还与其时的语境因素关系密切，譬如蔡元培时代北大德文系师资的“德汉并举”策略，譬如20世纪30年代北平中德学术空间的形成，譬如中德文化因缘本身的文化交易必然性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除了前面提到的卫礼贤之外，洪涛生同样对冯至颇有影响。按照姚可崑的叙述：

我还陪同冯至去拜访过他在北大时一位给他讲德国文学的老师。这人名叫洪涛生（Hundhausen），是一个畸人。他本来是律师，到北京来办理一个已故德商在中国留下的一大笔遗产。可是他爱上了中国文学，他与北大某同学合作，翻译了《西厢记》、《牡丹亭》、陶渊明诗等。冯至出国前也帮助他译过《琵琶记》。他独身住在广安门外一座叫作“南河泡子”的小岛上，几间简陋的平房，四周是葱茏的树木，他过着朴素的隐士般的生活。使我惊讶的是，别的鸟他不养，却养着一只猫头鹰。猫头鹰在中国是不祥之鸟，在西方则是智慧的象征。他进城时也到我们家中小坐。冯至说，他去德国留学选择了海岱山大学，就是洪涛生向他建议的。北平解放后，他作为德侨被遣送回国，听说他到德国不久，好像“水土不服”，就逝世了。

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在德国汉学史上也属另类人物，但却不容忽视。他有点类似库恩、查赫，非纯粹学院中人，但以翻译，尤其是改编型翻译而著称。可在中国德文学科史上，洪涛生确实很重要，李书华回忆北大，提及两位“德文系教授：杨震文（丙辰，兼主任），Hundhouse”，后者当然指的是洪涛生。我曾指出，在北大德文系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由欧尔克到洪涛生的变化，就是由日耳曼学家到汉学家的主导过程。但说到底，还是学术优先的原则，正是因为像海里威这样的德国教师不能如欧尔克那样有足够的学术底蕴与权威，才给了洪涛生这样的人物以很好的机会来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德文系的学术发展。

考察冯至与德国汉学家的交谊过程，我们或许应注意到，其一是语境因素，即在作为重要的学术教育机构的北大德文系，从一开始就得以与德国汉学发生亲密接触，这种“师资”因素必然会影响到学生辈的人际网络和价值取向；其二，北平中德学术空间的构型为其进一步接入汉学家圈子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尤其应当提及中德学会的创辟之功以及它的人才筛选功能；其三，冯至本身的个体因素也是重要的，这其中既包括了他生性中的德国情结，也有家庭因素的考量（譬如要留在北平照料老父等）。

而从更长远的目光来看，冯至作为一个杰出的中国现代诗人和中国日耳曼学的奠立者，他是在二元维度的知识交融中得以形成的。其一，冯至本身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是文学谱系中人，是创作者；其二，冯至的国学整体修养是好的。无论是对李贽的讨论，还是日后研究杜甫，显示出他不俗的传统文学修养。但我总觉得冯至应算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他本来该有着更其广阔与宏大的学术前途的，其问题或许在于，其一，没有立定一个纯粹学人的求学立场和伦理意识，所以他对德国学术虽然有所体悟，但却未能如陈寅恪等人那般深入骨髓地“身心融之”；其二，他没有勾连出一条探究中德文化与精神的可行之学术道路，譬如歌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应当可以深入而且借为“立己之学”的，他对歌德是有着非常亲近的学术感觉，诗人的敏感和感性思想史路径发挥得很好，但现有的知识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少了一种学术红线意识；其三，缺乏应有的学科史自觉，尤其是理论自觉，从冯至的个体经验来看，他对振兴或发展德文学科或日耳曼学是有着热情的，无论是所言所行都可证之，但这一点没有表现和落实在学术上，就是文章和著述。他晚年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从未去自觉梳理过学科史，这一点比较一下德国汉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福兰阁等人都有多次回顾学科史的努力，而无论颜复礼的梳理如何地有问题，但他们都是有相对自觉的学科史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