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程应鏐与他的学生们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程应鏐先生（1916—1994）百年诞辰。程先生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并数次奔赴抗日战争前线；抗战胜利后，在昆明和上海投身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程先生先后在中学和高校从事教育工作。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现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我们在此回顾程先生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纪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1954年7月，程应鏐先生从高桥中学调至筹建中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出任历史科主任。1956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分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和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程先生任第一师院历史系主任，直至1957年7月。这三年间，他为现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付出诸多努力。

反右运动开始，程先生被划为“右派”，贬入历史系资料室工作。学校决定让他的同事魏建猷先生接任系主任，程先生对他说：“你和我在教育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你接手，我就放心了。”可见他即使身陷政治风暴，最牵挂的也是历史学科的建设。此后直至“文革”，程先生在政治上屡遭打击，被迫中断教学和研究工作，对学科发展更无权过问。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学校重新招生。次年，程先生复出工作。1979年改正错划“右派”后，他终于又能将满怀热忱投入到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事业中。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领域不乏卓著成果，但相较于历史学家的声名和地位，他更珍视自己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使命。在77级学生虞云国的印象里，程先生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他多次对人强调：“我首先是一名教师，不是什么学问家。”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家程应鏐先生百年诞辰。我们在此回顾程先生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纪念他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仰的一生。

读书卡片正反面都要写

1979年，程先生成为“文革”以后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的负责人。严耀中是那年唯一考上的、程先生的第一位中国古代史研究生。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按照以前的辈分，像程先生这样的学者，恐怕是轮不到他当亲炙弟子的，但当时右派平反，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老先生重回高校教学第一线，他才有幸在初入学术殿堂时，遇到一位真正有学识的老师。何况他当年是个“独苗”，程先生几乎按照传统的师徒关系，一对一地带他深入学术堂奥。

程应鏐为研究生上课，摄于1983年。

程先生非常重视基本功，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资治通鉴》是一年级的必修课。严耀中是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学生，还要读二十四史中从《三国志》到《南史》《北史》的十一史。程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上过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程，这种传统据说是陈寅恪先生确立的。此外，程先生规定，江辛眉先生的“校雠学”必须上，因为校勘、版本诸学是读史书的基础。程先生让严耀中将《资治通鉴》和十一史对读，以比较相同事件的不同叙述方式，体会其中或隐讳，或彰显的事实——这也是陈垣、陈寅恪先生训练基本功的方法。

每周六下午，严耀中会到程先生办公室去面谈。程序几乎是固定的。他先汇报一周读书内容和体会，提出疑问，程先生或点拨，或解释；然后换程先生提问；最后布置下周读书任务。

程先生的思路和视野都很开阔，交谈中，有时会从一个问题延伸出去，比如说到北魏的“平齐户”里，有人以教书和抄书谋生，他就说，在希腊被罗马征服后，一些希腊名家子弟也在罗马教书，即使在不同的文明进程里也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接着就举出一连串的名字。

程先生要求严耀中养成做读书卡片的习惯，正反面都要写：读书时要把霎那间深有体会的内容抄在正面，背面写明抄写的原因，然后分类整理；看论文时要把摘要写在正面，把心得写在背面。这都是思想的火花，日积月累，结合正史的记载和他人的论文，就能找出可以反驳或补充的地方，这就是写文章的基础。这样的卡片，严耀中在整个研究生阶段一共做了3000多张。

程先生上课的风格与一般老师完全不一样，77级的本科生们也非常喜欢听。大一时，程先生开了一门“中国历史文选”课。那一届学生年龄和基础相差很多，刘昶是其中比较小的。开学后，他第一次听程先生上课，“风度非常好”的程先生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上课不带讲稿，却能自然地引申出很多典故。

77级学生上三年级时，程先生为他们开了“魏晋南北朝史”的课，教室里坐满了人。程先生从个人的遭遇讲到历史，讲得非常生动。听过课的学生无不觉得收获很大。

刘昶记得，程先生教历史，反复强调，历史要研究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宣扬意识形态，要把人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价值阐发出来，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是能传世的。这一点是程先生在学问上对他影响最大的。

老师的寓所是向学生开放的

据说程先生只在寒暑假写自己的文章，平时的精力都是放在指导学生上的。

严耀中住的学校宿舍，离程先生家不远，有时候饭后散步，就散到程先生家去了。当时他的年龄、阅历、学术水平和程先生差距甚大，在他印象里，程先生每次都饶有兴致地和他闲聊，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休息时间被占用。“文科的研究并非只是为考证而考证、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格局是很窄的。如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一定是古今相连，学术和生活相连的。程先生愿意如此耐心地和一个毛头小伙儿聊天，是因为，他真是时刻把作为教师的本色牢牢记在心上的人。”

1985年，与妻子摄于上海师范大学。程先生家在上师大东部宿舍，过去学生常常去他家里聊天。

学生去找程先生，无论是学习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他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关心，对谁都是既热情又客气。有一次，程先生的研究生张荣明登门，程先生当天大概有重要的活动，因为，“穿着平时不常穿的西装，坐在沙发上，气度真是很不一般，有着世代熏陶出来的大家风范”。他一见学生来了，马上笑眯眯的，满面春风。

虞云国记得程先生和他讲过：学生到家里来，我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缺些什么、需要什么，作为老师，我才能有全面的把握。他还和另一位77级的同学讲过：你知道为什么以前大学老师的寓所都是设在大学里面的吗？这说明老师的寓所是向学生开放的，这样，学生才能近距离地接受熏陶。

程先生对学生登门是很欢迎的，但他并不在家中随意谈公事。他的儿子程念祺说：“爸爸的学生、同事有时候到家里来，进进出出，我们也会听到一些事情。我们关心他，到吃饭时，会询问一下，爸爸就反问我：你是古籍所的吗？你是历史系的吗？”就是这样直来直去。严耀中也记得，到程先生家里聊天，“国家大事可以谈，系里的事绝对不谈”。

程先生复出以后，行政、研究等各方面工作都很忙碌。二十年风雨如晦，光阴耗尽，他十分珍惜雨后新晴的晚年。即使分身乏术，他在如何培养学生、为学生创造更多条件方面，还是动了很多脑筋，花了很多精力。他凭借自己在学界深厚的人脉关系，经常从校外请老师来给历史系学生上课或做讲座，不少是史学界名家。陈志让、邓广铭、杨廷福、赵俪生、漆侠、胡道静、苏渊雷、靳文翰、齐世荣、徐中玉等诸位先生都曾前来开讲，使学生拓宽了视野，受益无穷。当时，复旦、华师大等学校也有很多学生专门赶过来听讲。

程先生海纳百川，又对朋友怀有赤诚之心。叶笑雪先生曾私下对张荣明讲过：“你的导师不得了啊，我们背后叫他‘通天教主’。”意思是，程先生认识的人多，总能办成事情。程先生自己摘掉右派帽子，回到领导岗位以后，也很照顾当时尚未翻身的学者，把一些没有进入高校、身份普通但很有学问的老师请来，给学生上课。比如李家骥先生，程先生就曾帮他把著作油印出来，再让他给学生上课。

当时这样做，阻力不可谓不小。严耀中就记得，有人议论程先生：把资产阶级的教授请来，把无产阶级的课都挤掉了。

青年之中，人才还是有的

虞云国在上师大档案馆里找到一封程先生当年写给李培栋先生的信。李老师是反右以前就深得程先生赞赏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反右以后受程先生牵连到中学任教，改革开放后才被程先生召回。程先生在信上说：“七七级有个学生刘昶，写了一篇论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文章，我陆续地看了一半，很有见解，也读了不少书，你有时间，等我看完了，也可以看看。青年当中，人才还是有的。”

1980年，程应鏐写给李培栋的信（复印件），其中写道：“青年当中，人才还是有的。”

虞云国认为，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这说明，程先生既发现刘昶是个人才，为人才的出现而喜悦，也感到77级、78级中，是有大批人才可以涌现出来，为我们民族的复兴事业添砖加瓦的。

刘昶的这篇《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写于1980年，当时他还是个本科生，出于学术兴趣，写了十几万字。写完以后，他拿着文章到程先生家里给他看。那是他第一次登门拜访。程先生靠在躺椅上，看上去特别累，但是他和师母见到刘昶，都非常客气。“程先生最初不知道文章有多长，就说，你放着，我看一下。等我拿出来，一看，那么多字啊！所以他让我把文章留下，他要看一段时间。”随后两人闲聊了几句，刘昶担心程先生太累，就先告辞了。

他知道程先生很忙，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一个多星期后，他听到其他班上在议论，说程先生表扬了77级一个学生的文章云云。刘昶再去找程先生，两人聊得很开心。程先生对他说，这篇文章应该赶快发表出去，所以一边推荐给上海社联，一边又推荐给学报。刘昶说：“这篇文章有些观点与当时主流观点是相左的。如果不是程先生极力促成，肯定是无法发表的。”

当年10月，程先生去北京开会，还向《历史研究》主编庞朴先生推荐了刘昶的文章。1980年12月的《上海师院学报》发表了刘昶的文章后，程先生把这期学报寄给了庞朴，《历史研究》很快就在1981年第2期上就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在《历史研究》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全文转载外刊文章。

80年代还是乍暖还寒。文章发表后，果然，学界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批评。程先生是学报主要负责人，首当其冲受到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刘昶从未听他谈起过，而是从旁人议论中得知的。“程先生只对我说，你不要怕，这是学术观点，有什么关系，要追究责任，也是我的责任。”刘昶和其他同学一两周就会去一次程先生家，不管聊什么，程先生从来不会训诫他们什么话不能讲，总是鼓励他们：要敢于有想法，敢于挑战不同的观点。

刘昶快毕业时，程先生希望他能留校任教，当时有些人认为他是反动学生，总想把他发配出去。程先生去争取，说，不留这个学生我就辞职了。这些事，他也从未主动和刘昶说起过。

程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扶持有加，他的爱才如渴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释幹》，其他学者看到后，也发表了商榷文章。严耀中把两篇文章都看过后，结合自己的体会和程先生的启发，写成一篇文章，经程先生修改后去投稿。《中华文史论丛》的作者，大都是名家，编辑部和程先生商量，能不能把他的名字加上去。程先生回复：这主要是我的学生写的文章，我是不能署名的。

78级一位学生毕业后去中学任教，在教学过程中感到苦闷，来信倾诉。程先生在身体特别不好、耳朵失聪的情况下，仍回信指点他：上课应该多讲英雄人物和贤良人士，这样才能激励我们的学生，才能达到历史教学的目的。

有位78级的本科学生写了一篇文章给程先生看，程先生看了几日，请他来取，文中的错别字都被圈了出来。这位学生事后才知道，程先生在看完文章后没几天，就去医院接受鼻咽癌手术了。

文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

张荣明在读《黄侃日记》时发现，晚年章太炎在和自己的得意弟子黄侃相处时，讨论最多的便是，“最近发现了佳弟子没有”。黄侃告诉他，发现了一个，潘重规。章太炎听后大为高兴，觉得学术的命脉得到了继承。读到这里时，张荣明就想起了程先生。

张荣明原先在安徽插队，因种种原因回到上海浦东，成天在家看书自学。1979年，他想尽办法把户口迁回了上海，当年中国社科院招研究人员，他去考了中哲史专业。考试很不容易，需要写中文论文和英文作文。上海共有四个人考过了分数线，他是第一名。但是，由于“逃避上山下乡”，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

“文革”后期，上海师范学院曾参与二十四史标点工作，主要负责《宋史》的整理，标点组后改为古籍整理研究室，1983年，在原有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

1984年，某日《文汇报》第二版刊登一则启事，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向社会公开招聘能够标点古籍的人员。张荣明看到后，给古籍所去信一封，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不久收到程先生回信：既然你有这方面才能，就来吧。

1983年2月18日的《文汇报》上关于上海师院广招贤才加快古籍整理进度的报道

张荣明说：“程先生看人是这样的，他听我讲话，就马上注意到我，注意到了，也并不会轻易相信我，而是马上安排我标点。”他标点了《朱子大全》中的30万字资料，给程先生看。程先生看完后问他：“你有这样的水平，为何不考研究生？”他如实回答：“四年前考过，政治上没通过。”程先生告诉他：“如果你品德没有问题，那么就算你是反革命，我也可保你。我已经生病了，原来不准备招学生了，你来考，我就招你一个。”程先生是坐在学校西部古籍所办公室里对他说这番话的，当时穿着一件圆领汗衫，手里拿着一支珐琅质笔套的金笔，笔身是墨绿色镶嵌一点红色。这一幕清晰地刻在张荣明的脑海里，每次回忆起来，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程先生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要考文章的，不少学生认为，这是程先生独树一帜的地方。他常和学生说：虽然我们经常批判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认为它埋没人才，但科举有一点好，要写文章，这是传统教育中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文章写得好的人，说明思路是清晰的，是有办事能力的，文理不通的人，思路也不通，何谈做事情，搞研究。

1985年，张荣明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可以常常见到程先生了。程先生有着慈祥的神态，与他接触，如坐春风；程先生又有不怒自威的风度，他一走进古籍所，有些年轻老师就躲进自己的教研室去了。张荣明说：“程先生的内在修炼、道德文章都臻完美，所以才有这样外在的气度。这样的老先生，平生‘仅此一见’，但也已经足够幸运了。”

在虞云国看来，程先生一般很少直接批评学生，倘若沉默不语，便表示不以为然了。他一直记得自己的一件“糗事”。80年代中期，一波“文化热”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加以反思批判，成为一时之势。1986年，虞云国和一位好友准备一起参加一个科学史讨论会，需要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是当时拍脑袋想出来的”，题目也颇有时代印记——《西方的神学理性和东方的理学迷信》。虞云国提供中国思想与科学的材料和想法，好友贡献西方神学与科学的资料和论点。文章写成后，在会上颇受好评。

这篇文章程先生也看了，会后某日，虞云国登门，程先生问了两句话：西方的东西你了解多少？宋明理学的书你都看过了吗？尽管说完就转移了话题，但虞云国知道，这几乎就是一个批评。“我当时对西方的了解，无非是大学世界史课程中那些皮毛，对宋明理学虽有涉猎，也远远没有到达全面透彻把握的程度。”

程先生的诘问，就像醍醐灌顶。他后来琢磨程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不能批判，而是在下结论时，应自问是否已经充分占有必要的史料，如果观点先行，再找材料，那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是背离史学正道的。虞云国说：“这是程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对我唯一的正面批评，所以铭记终身。这些年来，对历史与传统中的负面因素，我在历史随笔与史学书评里仍会进行批判与反思，但每当完稿之际，总会扪心自问，你的观点与结论，是否经得起全部史料的覆案与拷问，从来不敢再有造次。”

我的私信不要用宋史研究会的邮票寄

宋史学者张邦炜先生曾在回忆文章里如此评价：“在知名学者当中，程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办事能力极强的干才。”对此，程先生的学生兼助手们感受尤深。

1980年，程先生与邓广铭、陈乐素先生发起成立第一个全国性断代史学术研究团体——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设在上海师范学院，程先生任秘书长。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在上海师大的14年间，俞宗宪、虞云国、范荧曾先后协助先生开展工作，而后十年主要是范荧在协助操持，因为程先生认为“女孩子管账细心”。

程先生年轻时在大学里、在军队里都办过杂志，他编宋史研究会的《宋史研究通讯》也是驾轻就熟。范荧说：程先生威望高，人脉广，他要做的事情总能一呼百应。比如要在《宋史研究通讯》上开个专栏，学界的老先生、中青年学者，都很积极地响应，所以好几个专栏都顺利办起来了。办杂志需要各方面人手，上师大学报的资深编辑、历史系的资料员、印刷厂的有关同志等，都长期不计个人付出地全力支持。这其中固然有大家对文化事业的奉献，而先生独特的人格魅力更是无声的感召力。

在程先生的操持下，《宋史研究通讯》在海外影响也非常大。1987年，邓广铭先生访问日本，致信程先生：“在日本两个月，只到了东京、京都、奈良、大阪四地，但那里的研究宋辽金史的学者，老中青三代人，我大都见到了。他们对我们宋史研究会的注意，是我去日本前决不曾想到的。……他们还极重视您所编辑的《宋史研究通讯》，有许多人都以看不到这一刊物为憾。”

宋史研究会的经费是很紧张的。每年的经费，最初是三千、四千元，最多一年是五千元，加上会员每年一元钱的会费，满打满算，14年间的总经费不过五万元。程先生用这点钱维持了宋史研究会那么多年的运转，要出杂志，还要资助年会。所以他不止一次对范荧说：宋史研究会的钱，要精打细算，一分也不能乱花。有一次，程先生让范荧寄信，其中有几封是他的私人信件。他拿出五毛钱，说：“这几封是我自己的信，不要用宋史研究会的邮票寄。”因此范荧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总压着一些邮票，那是专门用来给程先生寄私信的。

举办年会是研究会的大事，程先生十分重视。1984年，第三届年会在杭州举行，程先生几乎把当年全部经费都用来资助会议，上海师大还派出了一个八人会务组前往协助办会。巧的是，范荧的婚期正是年会闭幕那一天，同事们都以为她可以不用去了。但程先生考虑到接下来范荧要负责秘书处的具体事务，还是要求她参会，但允许她提前两天回沪。

看上去，程先生似乎不大在意学生的“大事”，但是，年会结束后，程先生一上班，就递给范荧一叶很精美的诗笺，上书一首《浣溪沙》，作为她的新婚礼物。范荧注意到，词的落款是30日，年会28日闭幕，程先生是29日才从杭州回来的。“他经过这么大一个年会，前前后后忙碌多日，加上车马劳顿，一定十分疲惫，但在回沪第二天就给我写了这首新婚贺词。这就是程先生！他一切以工作为重，但同时又不乏对学生的殷殷关切。他对学生的好，从来都不挂在嘴边，而是真正放在心上。”

做人、做事、做学问

程先生的一些学生，日后陆续也都成为老师，继承了程先生的事业。对他们而言，程先生不仅是学问上的引路人，更以高蹈人格为他们树立了人师的榜样。

程应鏐晚年留影

张荣明记得，在他考上研究生后，程先生在开学的第一天，告诫过大家一句“非常简单却有千钧之重”的话：勿为小名小利所动。这不啻为人生指南——要把握住自己，要能抵挡世间种种诱惑。他后来读到陆俨少先生的回忆文章，陆先生的老师对他说过：你一下笔，就必须与古人血战一番。言下之意，今人尚无定论，要比，就须与古人比。读到这里，他觉得这和程先生给他的感觉是非常一致的。程先生所谓“勿为小名小利所动”，正是要求他们，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都是大境界！”

刘昶印象很深的是，在读研究生期间，程先生反复对他们强调：人们常说，做人做事做学问，是非常有道理的。读书、做学问是排在第三位的事情，第一位是做人，第二位是做事的能力。具体而言，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有正确并为之坚守的价值观，要关心社会现实，关心生活实践，从现实中产生问题意识，然后，才能做好学问。刘昶现在也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这样强调，并告诉他们：“这是从我的导师那里传下来的。”在他看来，程先生身上有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美德，这是他留给一代又一代学生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常说要接续道统，程先生所具有的风骨、美德和情怀，就是永远值得继承下去的道统。”

程应鏐与他的孩子们

从反右到“文革”结束，二十年恍如一梦。程先生记得牢的，都是一些小事；这些小事，他一辈子记得很牢。

1938年至1940年，程应鏐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期间因沈从文推荐，负责编辑昆明《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常与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来往，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宗蕖，“当时写充满了梦一样的东西的散文”。

1945年抗战结束前，程应鏐夫妇的长子念祖在昆明出生。程先生为此写了一首诗——《真儿初生有作》，其中两句是“汝生才两日，我心即恢拓”，他内心想必是很欢喜的。抗战胜利后，他们辗转前往上海谋事，陆续又有了长女程炎、小女程怡和小儿程念祺。

我见到程怡和程念祺姐弟，请他们谈谈父亲。程怡一开口，就说：我爸爸一生一直喜欢的，一是他的书，二是他的孩子们。

值钱的书都卖了

在姐弟俩的记忆里，小时候，“妈妈不大在家，爸爸白天也不大管我们”。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程先生夫妇在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先后被打成右派，做父亲的一直受审查，做母亲的一次次下乡劳动；及至十年动乱，更不可能正常地照顾孩子。

1960年，与母亲、妻子和儿女摄于上海。

程怡带着弟弟成天在外面玩，穿着补过的衣服，脏得不得了，手也玩得又脏又皴。她印象很深的是，爸爸一回家，就抓着他们的手放到热水里。手皴裂了，热水上去是很痛的。“我弟弟使劲地叫，洗完手，爸爸会给我们抹上厚厚的蛤蜊油，这件事情他就算做完了。”后来，程先生老了、病了，程怡给他洗，就会想起小时候被爸爸抓着洗手的样子。

那段时间，家里的衣服、被子也都是程先生洗，他们的妈妈总不在家，那时身体也不好。程念祺说：我爸爸在外面派头很好，人家觉得他很大男子主义，其实不是，他平时在家看看书，事情也都是他做。

打成右派后薪水骤降，三年饥荒来了，家里更是捉襟见肘。哥哥姐姐在学校包饭，程怡和弟弟在家经常饿肚子。当时家在师范新村（现延长路上的上工新村），附近有闸北公园，刚开始闹饥荒时，有一次，保姆把家里的粮票席卷而去，将近半个月，程先生只能带他们俩去闸北公园的餐馆吃晚饭，可以买些不要粮票的议价米饭回家，第二天给姐弟俩烧泡饭吃。

为了补贴家用，妈妈的首饰陆续都被变卖了。有个小小的翡翠鼻烟壶，程念祺小时候常听妈妈对他说，等他长大这个给他，后来也卖了，换了200多块钱。李先生晚年写过文章回忆：“我和应鏐风风雨雨的一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滩，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考验。……物质的匮乏，让我卖掉了妈妈和哥哥们给我的所有首饰。我们唯一不缺的是相互间的爱和信任。”（《我当上了小学老师》）

接着，程先生开始卖书，陆续把他喜欢的书卖出去，好让他喜欢的孩子们有饭吃。据李先生回忆，“文革”时，已经“家徒四壁，连曾引以为自豪的四壁藏书，为了四个孩子的吃、穿、上学，早已变卖得差不多了”，也因此，对抄“四旧”都少有顾虑（《在那荒诞的年月里》）。

过年过节或者星期天，古籍书店的人骑着自行车到家里挑书。唯一一次，卖出一套书后，买了一套《册府元龟》进来，其他时候都是只见出不见进的。程怡记得爸爸还有一本宋版书，在云南地摊上买的，后来也卖掉了。

但孩子们是很开心的。“我就等在旁边。”程念祺说，“爸爸卖了书会带我们出去吃一顿。到洁而精吃砂锅，或者去成都饭店，总是点那几个便宜的菜，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

1969年，程怡和弟弟一起去黑龙江插队。家里能卖的书已经基本卖完了，真是山穷水尽，连置备行装的钱也没有。程先生想把一套胡刻本《昭明文选》也卖了，拿到古籍书店，店里人劝他：“你还是拿回去吧，现在卖，三文不值两文的，你也办不了什么事。”他想了想，又拿了回去。后来，是舅舅寄钱来，每人150块，解了燃眉之急。

这辈子不用再求人

程炎读初中时功课很好，因为父母的“问题”，考高中没能录取。她的档案被扣在上海师院附中，家人想去查，对方问：你还来找我们？言下之意是，你还有资格吗？

程先生只好去找他的同学、当时的上海教育局局长孙兰帮忙，尽管“他的自尊心很强，一般是不求人的”。孙兰出面后，程先生想让程炎明年再考，觉得明年就不会遇到这种阻挠了。但到第二年，程炎就报名去新疆了。此前，大哥程念祖在1963年考上了北农大，因为那一年政策有所松动，而且他第一志愿填北农大，回避了北大。

大哥没有碰到升学的问题，程炎却碰上了。到了程怡和程念祺时，大家已经都没书读，都去上山下乡了。他俩一个读了一年初中，一个几乎初中也没念，就去了黑龙江。

1977年，程怡已经按政策回到了上海，在商店里工作。“文革”时期中断的高考制度终于得以恢复，她报考上海师范大学，而且语文考得特别好。和她一起考的还有几个小孩，都过了分数线，但都没能录取，因为都是右派的孩子。78年，程怡不想考了，她觉得自己总是碰到这种事情，考一次，受辱一次。“想想看，我爸爸他是个读书人，可是一次又一次，自己的孩子却不能正常受教育，他心里别提多窝囊，多难过。”

1978年底，程先生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改正错划右派。次年，程怡和程念祺一起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据说这是程先生晚年最幸福的事情。两人都清楚地记得爸爸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不用再求人了。

在程怡心里，若谈读书的事，哪怕是随意聊聊，爸爸也是一位可以像好朋友一样一起讨论问题的人。有一次，她看黄节先生的《阮步兵咏怀诗注》，《咏怀八十二首》里“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这首，前面一段写着，嵇康死了，所以阮籍才会有那样的悲愤。她问爸爸：“这话不对啊，我看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嵇康死了半年后，阮籍就死了，除非你能证明阮籍的这82首咏怀诗都是在半年里写出来的。”她有点小小的得意，觉得自己“真的抓住把柄了”。程先生笑她：“哎哟，你好像还真能看出点名堂来呢！你再去仔细看看，嵇康到底什么时候死的，有明确的说法吗？”程怡再去看书，发现嵇康卒年确实没有明确的说法，不同的考证，要相差8年。

程先生的学生虞云国说，这看上去是讨论文学史的细节问题，却有先生心境的观照。“他的日记里，在57年以后读阮籍，是把自己的遭遇、心境与古人对照起来的。”程怡觉得爸爸太能忍，遇到有些人、有些事，实在太不像话，他也不发火，什么也不说，忍着。她很不以为然，对爸爸说：“你充什么忠厚长者啊？”把程先生气得不得了。

很有点野性

程先生年轻时写的文章里，自认为：“我的不羁的性情，家里人都知道。从小倔强固执，遇事不容旁人干预。”（1940年《母亲》）他的“忍”，仿佛也不是天性如此。

数次政治风波里，有几件事，程念祺记得特别清楚。

一件事是听说的。57年反右派开始，程先生被污蔑。他在楼上办公室一拍桌子，楼下办公室的日光灯“哐啷”一下就震落了。程念祺当时还在读小学，听了这些议论，幼小的心里，“对父亲甚至很佩服”。

另一件事发生在“文革”中。1963年程先生写《南北朝史话》，1964年写完，但因时局不能出版（按：此书“文革”结束后才出版），预支的300元稿费也没有要。造反派却无中生有，说北京出版社来信，要他交回预支的稿费。程先生自“文革”开始后就受尽欺凌，每天要写交代，还要面对此种无事生非，心里是非常恨的。

“爸爸和历史系的魏建猷、张家驹两位先生一起，给造反有理兵团写了一张大字报。写完了，也没贴。是妈妈在旁边一直催，让他们赶快贴，赶快贴。”总算贴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造反派聚在这张大字报旁大骂，还用毛笔批道：不许右派翻天。爸爸看到了，走过去，掏出钢笔，在上面写了‘留下你的狗名’。”

这当然是要吃苦头的。造反派把他揪去，让他站在高凳子上挨批斗，打得脸上出血，还把红油漆浇在他头上。回到家，程念祺看到爸爸这幅样子，“呆掉了，都要哭出来了”。“我爸爸笑笑，说，这帮王八蛋，把我搞成这样。”程先生指挥儿子去漕河泾买了四瓶去油渍油，又让他去把张伯伯叫到家里清洗干净，说张伯伯住校外，这个样子，下了班如何回家。叫来了张家驹，程先生又让程念祺来来回回地到学校老虎灶去拎水。这件事情是程先生挑的头，他说：“是我害了你张伯伯。”

程应鏐夫妇与张家驹夫妇、魏建猷夫妇。

1986年，程应鏐与沈从文、张兆和摄于北京。

凡此种种，程念祺一直觉得，尽管父亲看上去文质彬彬，完全是个绅士，实际上却很有点野性。从1957年9月起，程先生的日记称《严谴日记》。他当时“认罪”态度已经好了，承认自己是右派，时时严厉地自谴自责，所谓“严谴”。多年以后，程念祺才看了《严谴日记》，看了，又觉得做儿子的是不该看的，看了实在难过，知道爸爸那时实在可怜。

程先生41岁被打成右派，他的妻子也受牵连成了右派。程念祺是这样形容妈妈的：决不自轻自贱；从不世故；性格中有与生俱来的顽强的“自我”。所以，她不计后果地宣称：“如果程应鏐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在社会主义学院里，负责改造她的人启发她向自己的过去告别，也就是“要在思想上和丈夫划清界限”。她觉得自己“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也不愿委曲求全”，并且“不能讲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的话”。这就算改造失败，她被打发到了乡下。

程念祺说，“文革”中爸爸碰到事情，妈妈是从来不劝着他的，反而老是在旁边怂恿。师院附中的红卫兵很厉害，会打人，魏建猷先生到程先生家里躲红卫兵，甚至要呆到晚上近11点。红卫兵跑到程家楼下来，要找魏建猷，他丝毫不见爸爸有一点慌张。至于妈妈：“更凶，更厉害，她就在楼下拦着红卫兵，不让他们上去，说，我和你们师院附中的红卫兵没有关系，你们是夜闯民宅。”

“李先生是个性很强的。”这一点，程先生的学生们也异口同声。所以，程先生既为妻子每受自己牵连而倍感自责，更要担心这般孤勇刚烈，会招致更多无妄之灾。在日复一日的“改造”中，他自己的确是慢慢学会了忍，他妻子却一直活在那个顽强的“自我”里，没被改造过来。这“自我”，令他欣赏，尽管也令他担心。

程念祺说，妈妈性格真是很拧。“她在家里是乱来的，爸爸一般都不响，一笑了之。等爸爸真的急了，吼一声，妈妈就不响了。”还说：“妈妈既不漂亮，也不会持家，有时还不讲道理，但是爸爸和她一直感情特别好。”正如李先生自己所回忆的：五十多年相濡以沫，即使在那荒谬的年代，我们相互支撑，从未背叛过对方（《我当上了小学教师》）。

老友见怜

程先生写于“文革”时的交代记载：“五七年以后直至六〇年摘去帽子，我除了和我的母亲，姐弟通信，和一切朋友的音问俱断。”

1962年，他们全家搬到上海师院（位置在今天的上师大）东部宿舍。这之前的住处远离单位，对周遭的态度体会不深，一搬过去，第一天，一些孩子就用土块朝程先生丢，一边喊着：“老右派，程应鏐。”

程先生不断被批判，如陷孤岛，唯一的退路是书。68年以前，他在一个生产队里劳动，白天送蔬菜、拉砖瓦、拉粪车，到了晚上，“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开始便已和我结识的《资治通鉴》便成了我的精神情侣，慰我寂寞。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到哪里，读下去，忘记了一切”（《至乐莫如读书》）。这样的日子，生活过得“昏沉而宁静”，因为“人们都远远地避开我，仿佛避开洪水猛兽”（《永远的怀念——沈从文先生》）。

朋友也不是没有。程念祺说：“爸爸这个人呢，还是有些好朋友的，他当了右派，真正的好朋友，他常常提到的那些，还有燕京的同学，都没把他当外人，还是对他很好。”

在上海师院，程先生和魏建猷先生、张家驹仍保持了私人往来。57年他被批判，发配到资料室，历史系决定让魏先生接替他当系主任。魏先生专门到程先生家告知这个安排。这件事后来程先生对程念祺讲起过两次。程先生去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接受改造，“学业”结束回来那天，中饭也是在魏先生家里吃的。魏先生并不在乎他是个右派。

程炎在新疆阿勒泰，关节炎很严重。程先生寄钱到北京，托熊德基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在张家口买一个皮筒。熊先生把钱又寄回来，说现在买不到好的皮筒，自己有个旧的，就送给他了。而熊先生寄来的皮筒是新的，实际上是他买给老友的。

1963年，因燕京的老同学周游（《北京日报》首任总编辑）向吴晗推荐，程先生开始写《南北朝史话》。他回忆说：“当时，谁都不会发表我的文章，更不会出我的书。由于老友的见怜，要我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南北朝史话·后记》）

后来周游先生也被打倒了，程先生很关心他，有一次程念祺去北京，嘱咐他打听一下周伯伯的消息。程念祺迂回辗转地打听到了周伯伯家里地址，尽管知道爸爸和他关系很好，但是，由于从小的处境，要去敲这种高级干部的门，还是比较忐忑的。敲开门，周先生问：“你是谁？”“我是程应鏐的儿子。”他马上变得很热情，开心地朝妻子喊：“罗雯啊，应鏐的儿子来啦。”

当程怡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古典文学课程时，她逐渐体会到，在人与人的交往方面，爸爸和韩愈是很像的——彼此有倒霉时，有风光时，而老友之间的交情不会变。“从爸爸身上，是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秉性的。”

程先生晚年生过几次病，程念祺陪伴他时，才听他讲起一些往事。比如，有一次他上街，在车站，突然有人拍拍他肩膀，叫：“老程！”回头一看，是谭其骧先生。这是57年以后了，谭先生遇到他，还是那样热情。

从反右到“文革”结束，二十年恍如一梦。程先生记得牢的，都是这些小事；这样的小事，他一辈子记得很牢。

故乡

1984年，程先生69岁，在《甲子新春试笔》诗中写：“三十四年渡海客，可堪更忆故乡人？”从1947年到达上海，到1994年去世，程先生在上海度过47年。他是江西人，讲话一直带着江西口音，也常常回忆故乡。

1947年是程应鏐夫妇来到上海的第一年

1980年代初，在上海师院历史系前。

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蛮子》。蛮子是他家族中的一个小弟弟，样子有些粗野，但程先生直觉他“心很深，小小的灵魂一定有点不平常”，并且，“他那倔强朴质的乡下人的性子，很使我喜欢”，所以总是企图亲近他。乡间担心日本人要打过来，人人如惊弓之鸟，大人也不许孩子再唱“打倒日本”一类的军歌。蛮子却很固执地要唱，挨了母亲打，抽咽不止。程先生替他擦眼泪，鼓励他尽管唱，他们“就此要好起来了”。

蛮子后来到上海来，在程先生家吃饭，一个脚就架在凳子上。程先生看着他，只是笑。孩子们觉得这个“蛮子叔”很奇怪，后来看了爸爸写的文章，才明白他是想起了在故乡看到过的蛮子小时候的样子。程念祺说，只要是老家来的人，程先生见了都是很高兴的。

程怡小时候听爸爸讲赵匡胤，程先生念成“赵quang胤”。程怡到了大学里也这样念，同学们哈哈大笑，说她念错字。“怎么可能错呢？爸爸就这样念的啊。”后来才知道这是江西话。江西话里，k打头的字会念成q打头。程怡的奶奶姓“况”，她就自称姓“quang”。陈寅恪先生也是江西人，“恪”念成“que”，可能也和方言发音有关。

程先生缠绵病榻时，医生嘱咐他最好唱唱歌，气道能通一些，对身体好。据说程先生声音很好听，唱歌却不擅长。他遵医嘱，躺在床上唱，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用日文唱的劝降歌，这是他年轻时在八路军宣传队里，两个日本俘虏帮助他们进行反战宣传时教唱的。另一首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完全用江西话唱。

程先生是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的。他的家在土库，是一处栋宇连绵的豪门府第，他5岁即入读的私塾就设在家中的望庐楼。程家祖上有过“一门三督抚”的显赫，太高祖程矞采及同族的程焕采、程楙采皆官至总督或巡抚，盛极一时，始建土库。程先生正是从如此高门巨族里走出来的“程家大少爷”，尽管他对这些，并不曾在意过。而对故乡本身，他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在他笔下，有故乡的山水、清风、雾霭、星光，有渺小却坚忍的乡人。他在家国沧桑时远行，四海漂泊，这些离乱中带不走的，都随着他的记忆，到了远方。

（本文撰写参考《流金集》诗文编、《留夷集》《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等，配图由程先生家人、学生提供，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