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他的一席讲演征服了英国人——记李赋宁先生

接下来我要记述的作译者，便是对我馆英语出版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赋宁先生了。

李赋宁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土木系，后转外文系。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即在西南联大任讲师至1946年，联大随着抗战胜利而解散，李先生即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二年后获硕士学位。1949年建国后，李先生中断攻博，于1950年回清华任副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北大即任教授（当时36岁），直至2004年去世。

李赋宁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知名学者，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大三时他给我们讲过一年欧洲文学史，大四给我们开过西方文论课。

　　他是我馆的老作译者了。早在上个世纪的1962—1965年，他就和王佐良等四位先生为我馆主编过《英美文学活页文选》；改革开放后，李先生等又在这些活页文选的基础上选择和扩充，遍约全国多所高校的英语界专家学者，编成一部《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每篇英语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与注释”，辑成厚厚一册，大32开精装本，共1200多页。由于是名家主编，名家选名篇，名家讲名篇，此书于1983年9月出版后，立即成为全国高校英语系师生的必备书，到上个世纪末，即1999年5月已8次重印，迄今仍是我馆的常销书。

　　李赋宁先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专著《英语史》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我馆出版的。出版过程中，为了此书的某些内容增补及作者看校样的时限问题，我曾去过李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与他商讨问题，李先生对我这个昔日的学生十分客气，而且完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其对待晚辈的谦和态度一如当年。

　　我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李赋宁先生于1997年我馆百年馆庆时在专门为国外与境外来宾开的庆祝会上的讲话。百年馆庆时，有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外来宾和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境外来宾，由于要配备翻译会延长会议时间及主席台座席次序难以安排等原因，当时馆里决定，在有我馆全体员工和上级首长参加的正式庆祝大会之前，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为国外和境外来宾单独安排一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只限于馆有关领导和外语编辑室全体同志。馆里请李赋宁先生作为我馆作译者代表用英文发表一篇讲演（未配翻译）。

　　记得那天李先生讲得特别有精神，他一头白发，挺立在麦克风前，用不快不慢的语速、一口略带美语腔调的标准语音娓娓而谈，他的英语讲演辞用词精准典雅，句法跌宕多变，是一篇上佳英语文章。当时，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OUP”）亚洲地区出版总监斯恪先生（Alastair Scott）正好坐在我身边，我见他对李先生的演讲听得十分专心。记得李先生曾讲到“publisher”在中文里不应该译为“出版商”（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商人”），而应译为“出版人”（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人士”），因为publisher虽然要出书谋利，不谋利便无法生存，但作为publisher，其更为重要的追求应该是出书育人，以出书来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像OUP和商务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出版社无不如此（大意）。

　　对于这几句话，斯恪先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在会议间歇时，我告知斯恪先生，李赋宁先生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英语界第一流学者，在我馆出版过《英语史》专著。他早在1946年就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除英语外，还精通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斯恪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和OUP一样，只有你们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著名老出版社，才会有这样优秀的作者（authors）啊。”当时，我馆正在与OUP加强合作，已经出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字中文本的第三版和第四版。这两版的译者都是港台人士。此后，在我馆与OUP商讨出版“牛六”（《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时，OUP便欣然同意由我馆来负责中文本的组译工作，组织内地高校的译者来翻译，再由两家的编辑分头审稿。我想，在推动我馆与OUP的合作上，李赋宁先生的这一席讲演也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

　　由李先生作为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国家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其第一卷和第二卷在上个世纪末由我馆顺利出版，第三卷（含上、下两册）也于2001年出版。可惜的是，李先生于2004年5月就去世了，其时，我也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而改任《英语世界》杂志社社长了，故而，在我后来去李先生的蓝旗营新居向师母徐述华先生表示慰问并送上唁金时，只能代表杂志社了，而李先生早在西南联大就与该刊前主编、我馆已故编审陈羽纶相识，担任过该刊顾问，还为该刊《识途篇》专栏写过文章，所以说，李先生在多个方面为我馆作了贡献。

天下何人不识君——记许国璋先生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出现了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我馆那时出版的由许国璋先生主编的《英语》1—4册就成了当时我馆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许国璋先生，1934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6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1947年12月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这套教科书由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教师分头编写，而由许国璋先生总其成，他以先进的英语教学观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并结合中国人学英语的特点规划大纲，指导课文与习题配置，因而选材精当、复习题设计科学、课文深浅循序渐进，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每重印一次，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抢着来订货，我馆王府井门市部（一排小平房，位于今涵芬楼书店北侧马路边上）每次开售此书更是热闹非凡，门市部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挤不进来的购书读者于是在门市部外面向南北两侧排起长队。那时，我们中午到食堂买饭时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排队“长龙”。

　　我初识许先生大约是在1984年于天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至今还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集体乘宾馆门前的一辆大巴赴火车站返京时，宾馆大堂内忽然出现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女服务员，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轻声交谈，“哪个是许国璋？”“看，楼梯口那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就是！”七八年后，我向许先生提起这件事，我说“许先生，您真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啊！”他老人家听了满脸笑意，连连摆手让我不要谈这些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国璋英语”（那时大家都这么叫，《北京晚报》上各种英语补习班的广告上更简化为“许国璋一、二”、“许国璋三、四”等等）需要修订，还出现了版权纠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要求许先生从我馆收回这套教科书的版权而改由他们出书）。为此，时任我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的林尔蔚同志带着我几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统称“北外”）许先生家登门造访，与他商谈“许国璋英语”的修订与版权事宜。林尔蔚同志态度谦恭，说话语气诚恳，许先生对我们也很谦和，由于双方都能相互谅解，故提出的处理方案虽然不同，但每次磋商的气氛都很融洽。我们每次去许先生家谈完正事后还常拉拉家常，他和许师母每次都坚持“留饭”——在北外校门边一家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因此，许先生每次到我馆来，林尔蔚同志都亲自接待，并且也坚持“留饭”——到外面找家饭店吃顿饭。每次用餐到中途，尔蔚同志都示意我先去柜台结账，以免许先生又争着要“买单”。一来二往，许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日益紧密，最后发展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友”的程度。最后，尔蔚同志出于对许先生身在北外的这一具体处境的谅解，毅然作出让步，达成协议：“许国璋英语”仍由我馆出版，其修订版（改名为《现代英语》）的一、二两册改由外研社出版发行，我馆则出版其三、四册。一、二两册的销路显然会大于三、四册（前者是入门阶段的用书，后者是进一步深造的用书），我们甘愿吃亏（到后来，由于读者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各样引进的与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层出不穷，《现代英语》的销售已不再有“许国璋英语”当年的热销盛况了）。

　　为了对我馆表示一点“补偿”的心意，在此期间（好像是1991年左右），他答应把自己的心血结晶——一百余篇有关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外语教育、文化与翻译、英国文学等领域的论文编成“论集”交我馆出版，我们当然欢迎。当时，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帮他整理这些文章。1993年，许先生赴欧洲讲学回京后，由于辛劳过度，没多久便病倒，1994年9月许先生在北京病逝，许师母不久也随他而去，令人伤感。

　　1997年5月，我们赶在许先生离世三周年前夕，出版了《许国璋文集》第一卷，1999年1月出版了第二卷。许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语言文字卷”的副主编，这两本《文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极高，例如《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与其语言哲学》等文，表现了许先生学贯中西的极高学术造诣，令人钦佩。出于胶片老化等多种原因，该书至今未重印，目前已是一书难求，《文集》第一卷在网上的销售价格已高达200多元（原价28.50元）。

　　2015年冬，北外举办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馆总编辑周洪波同志出席并讲了话，这充分体现了我馆对作译者的尊重，也足以告慰许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一次成功的组稿——记王佐良先生

上文提到的初识许国璋先生的那次会议，是由教育部于1984年在天津召开的，是教育部属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改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次年会。编辑室的领导派我去天津与会，任务有二，一是了解全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走向，二是鉴于到会者都是英语界的领军人物，让我去看看有无组稿、约稿的机会。

王佐良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39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教员、讲师。1947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入牛津大学，成为茂登学院研究生，师从英国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教授。1949年9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去世。

　　在那次会上，我组到了山东大学英语系编写的一套英语教材，这套教材还是编得不错的，曾多次重印，但总的印数不多，因为采用这套教材的，大多限于山东省内的高校。而令我更难忘记的一部书稿，却是王佐良先生撰写的《英国散文的流变》。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名家，其英诗汉译早就脍炙人口。他也是上文提到的我馆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一书的首席主编。他那时已担任了北外副院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

　　由于王先生地位太高，到会后我未敢冒昧接触他，不料在一次用午餐时，我与王先生邻桌，背靠着背，椅子靠得很近，我听到了王先生对那一桌的人（大多是英语界名流）说：“……现在大家研究英国文学，重点都放在英诗和长篇小说上，很少看到有人谈及英国散文。我倒是想写一点有关英国散文方面的东西……”听到王先生的这番话我心头一动，于是在当天晚上我大着胆子找到王先生住的单间。我记得，单间的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叩门，王先生听见了，从房间里说“请进”，我就走进去了。见到王先生，我急忙掏出名片递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想和王先生谈点事。”他那时正在看电视（似乎是足球赛），听了我这话以后便把电视关了，请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他边转动小沙发边说：“噢，你是商务的，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于是把他中午在餐厅里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听了王先生的话，我们商务对王先生打算写的这本书很感兴趣，不知道书写完没有，这本书愿不愿意交给商务出版？”

　　他听到后很高兴，但他告诉我，他现在担任了行政职务（指北外副院长），杂事多，会多，太忙了，只能抽空写一点儿是一点儿，现在刚开了个头，接着他又明确表示：“我当然愿意把书交给你们出了，你们商务在学术界名气太大了，外研社成立的时间短，和你们可比不了！”

　　我听了急忙钉牢一句：“那就谈定了，王先生这本书由我们商务出了！”——其实，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编辑，对书稿并无拍板权，但我料定我馆有关领导肯定会接受王佐良先生这样的名家之作的。

　　我临走时王先生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并且告诉我，他白天电话忙，打不进去要耐心多等一会儿，后来他想了片刻，又拿起笔来在名片上写下他家里的电话，以便我与他联系。我对王先生做事考虑如此周到十分钦佩，但我后来从未给他打过电话（哪敢真的打扰他呢），有事多半是写信。

　　大约隔了两三年，王佐良先生才把稿子寄来。该书由我担任责编，出书后王先生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对书的封面设计和版式都表示十分满意，那时，我馆是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每隔两年署里都要对直属社的出版物评一次奖，在某一年的评奖中，王佐良先生这本填补了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空白的《英国散文的流变》获得了“编辑奖”，那张奖状我至今还保存在手边。

摘自《7位令人难忘的商务印书馆作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