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寅恪、傅斯年，本是一段惺惺相惜之佳话，后却演变成不谐频出之憾事，其间微妙之处，颇让人喟叹玩味。说起民国学坛，有这么两位独步一时之人。一位惯于独来独往，凭依自身学术造诣扬名立万，备受尊崇；一位集学术功底、组织才干甚至个人魅力于一身，不仅著述传世，尚为后人留下制度性的遗产。前者为陈寅恪，后者即傅斯年。陈、傅二人之交谊，本是一段惺惺相惜之佳话，后却演变成不谐频出之憾事，其间微妙之处，颇让人喟叹玩味。

二人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之际。陈氏之弟陈登恪乃傅氏北大同学，经其引介，1923年傅、陈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刚从伦敦大学转学而来，此后彼此交往达近三年之久。正因皆一心向学，不受时局纷扰之影响，故二人交情之深与日俱增。1924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留下这样一段记载:“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道:“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但他说俞大维对傅更佩服，私下常对人讲“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子”。

当然这个傅胖子的学术兴趣本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依德的学说，到柏林后又迷上物理学。然不出两年，其关注点便转移到比较语言学方面。这其实颇受陈寅恪之引导。在傅斯年当时上课记录中，有一本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或许共修过同一教师的课程。

日夜如切如磋，朝夕砥砺辩难，陈、傅两人彼此可谓甚为投契，就在傅斯年初返国内时，陈氏曾赠诗一首，颇能窥知二人相得之情:“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矄。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此诗大致涵括两层意蕴:其一，认为如王国维这般“正始遗音”的重镇忽然凋零，其身后的学界空留绝响，诸辈暂难企及；其二，希望如傅斯年这样的“元和新脚”，羽翼虽未丰，但假以时日终成大器。可见陈氏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正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的宏愿相当欣赏。一向自视甚高、不轻易夸人的陈寅恪，居然用“天下英雄独使君”如此高大上之溢美词汇，其对傅氏一番事业之期待，着实不低。

傅对陈的评价亦不负其望。其后，他不仅“无中生有”地在中央研究院创设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且带领全所人员数年内于殷墟考古、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及敦煌学诸领域做出显要成绩，令国际学界瞩目，一举建立学术江湖地位，开辟学术疆土。不过，傅深知若想“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少了其时国内最精通东方学的陈寅恪助阵，自是难以实现。故他不仅力邀陈氏加入史语所出任历史组主任，而且很是例外地容许陈在清华兼课。并且为了留住陈寅恪，傅甚至破天荒地违背原则，答应陈氏在历史组主任任上“只担任一个名义，并不管实际上的事”，一切事务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由此看出，在傅氏所开创的史学宏伟大厦中，陈寅恪实乃不可撼动之关键基石。

也恰是众将易得，一帅难求，傅对陈日常生活之关照堪称无微不至。据说抗战时期，史语所南迁昆明，傅、陈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同仁们注意到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躲警报。

然作为淡泊江湖的“范蠡”，面对胸怀一统天下壮志的“项羽”，时间久了，慵散之风自然会招致其不满之意。早在抗战前夕，陈与傅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关系日渐失和。如在大库档案整理完毕后，印出第一、二等册样本。在最后一页所附启事中，傅有谩骂江叔海(按:江翰，字叔海)之语。陈寅恪阅后，认为“当其接收时，曾托江叔海先生转办一切，今忽骂之过甚，恐弟私人于江公情谊上亦有关也”，何况“现政治局面已平定解决，骂之反似不武，且学术著作上不说及此类事亦无不可也”。故他劝傅:“俟公加考虑复示后再印行，如能将删易之稿寄下付印尤妙。”不过，陈很清楚傅的“学霸”个性，知道其不会改变初衷，所以他又强调说:“如公主张不须改易原文，亦请速覆，以便装订工作之进行”，可谓留有余地。然之后一次在北平史语所驻地北海静心斋与李济闲谈时，傅斯年对陈主持的档案整理工作之进展公开表示失望，认为“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猜测傅大概是受了安阳发掘辉煌成绩的刺激，故反问道:“什么叫做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若将傅之忿忿放在其时他与陈在大库档案整理问题上所发生的歧异中进行考察，便能体味到傅这番话里，充塞着其对陈氏工作不满的弦外之音。

之后二人终趋交恶，陈氏被中央研究院解聘，颇感不快。事后他写给史语所同仁的诗中，有这么几句“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成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其中第一和第三句，主要是谈他从香港归来所目睹的时事变化。然第二和第四句，　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的不满。他认为傅氏已成学界“秦吏”，行事过于严苛，自己需要躲避一下。同时又表明他毕竟有家庭牵累，无法按傅斯年所要求的那样行事。

1948年底，北平局势愈加危急，傅斯年发起“抢救北平学人计划”，陈寅恪自然在列。可陈家在飞到上海停留不久便决定前往广州，而且是由陈主动写信给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要求前往。此后傅氏极力电催陈氏来台，而终未成功。可知陈氏不赴台湾，与傅氏交谊之不谐，似亦可视作一因。1950年，当傅以台大校长身份在省参议会接受质询而猝逝时，不久陈寅恪便赋《霜红龛集望海诗云<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一首。《霜红龛集》的作者是明末清初大儒傅青主，恰喻指傅斯年，“望海诗”更是对隔海相望的傅氏而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人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透过此事，不难知晓陈氏慨叹昔日被自己誉为“天下英雄独使君”的傅胖子，终先行一步，“霜红一枕已沧桑”。人生不过百年，世事却反复无常。这二位学界天才之因缘，也随之划上休止符。惟这段意味深长、余韵无尽之往事，尚留人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