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泉

神庙空寂

东岳庙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现存的建筑在清道光七年（1827年）重建。屋脊坍塌后，暂时停止开放。每天都有乡邻来坐坐聊天，紫砂壶中，藏茶更换得勤，味道永远粗粝悠长。

从成都请的修复专家们还有一周就要入驻东岳庙。每次修复都大费周章。许多传统技艺已经失传，就连砌砖这种最基本的步骤都不同了，从前要用糯米浆加石灰，如今人们却习惯用水泥。砖石的质地和规格更是难以复原，要保证修旧如旧，并不容易。

神像其实早已不知去向，窗棂将阳光借进空寂的建筑，镂下斑驳的花纹。1940年冬天，东岳庙的神像被抬出，再也没有抬回来。

那一年，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最终落地李庄。乡民们请走神像，放进桌椅黑板，东岳庙做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校舍。作为回报，工学院架起电线，李庄人用上电灯，比南溪县城还要早十多年。

同济大学迁校，最初看中的是南溪县，却遭到婉拒。举棋不定之际，一纸十六字电文却从偏僻的李庄发出，“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电文起草者，是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他和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惠、李清泉、江绪恢等乡绅、袍哥的抉择，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延续一线生机。

与同济大学一起来到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他们如同蒲公英一般四散进李庄的土地，同济大学占据了镇中心的各种古建筑，史语所去了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则搬到上坝。几个月间，李庄人口就从三千六百人激增到一万五千人。从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李庄的名字，后来，从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就可以顺利抵达。

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随着人潮离开昆明，来到李庄。他们不肯做“中国的白俄”，便只能在奔波动荡中迎向未知的命运。

最奢侈的味道

李庄上坝的这处梁、林故居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的竹林深处，能找到刚刚成熟的柚子，只是味道有些蹊跷，不甜不酸也不苦，与寡淡的时代不谋而合。

院子里那棵大桂圆树已经不知所终。据说当年梁思成一住下来，就往桂圆树上拴一根竹竿，每天不辞辛苦地带着年轻人反复爬竹竿。到野外测绘古建筑时，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容荒废。

梁思成与刘敦桢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两大支柱，分别担任法式组主任和文献组主任。小小的院落里，梁家与刘家的住所占据两侧，中间是长长的办公室，几张旧桌椅摆放得挺整齐，每走一步，木地板也会随着吱呀作响，仿佛时光沉闷的回声。

进院的三个小房间里，当年住着中国营造学社的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卢绳、王世襄和罗哲文。空间都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床、一个小桌。罗哲文的屋子正中还竖着一根立柱，每次上下床估计都得把身躯蜷缩起来。

院落的布局是根据罗哲文的记忆复原的。当年罗哲文是中国营造学社招聘的练习生，梁思成曾手把手地教他使用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多年后，罗哲文成为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如今，当初这些年轻人都已不在人世。

川南多雨，房间里永远潮湿、阴暗，老鼠和蛇时常造访，臭虫更是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病中的林徽因受到特殊优待，有一个帆布床，其他人都只能睡光板和竹席。物资紧缺，物价仍在飞涨。每个月梁思成收到薪金，就得立刻买米买油，稍有延迟，它们就可能变成一堆废纸。梁思成开始学习蒸馒头、做饭、做菜、腌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着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倘若生计还是难以维持，梁思成就得去宜宾，把衣服当掉，换些食物回来。被当掉的还有他钟爱的派克笔和手表，那时他就会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把那件衣服清炖了吧。

考古学家董作宾，当年也随史语所寓居李庄。他的儿子董敏保存着一本简陋的小本子。那时，父辈们偶尔会信手画上几笔，给小孩子们玩。梁思成画的一幅小画，是一个精致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汤。梁思成在旁边写道：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

这就是梁思成最想念的味道。

旧报纸上登的都是旧闻，所幸，想读书可以去史语所借。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从昆明迁往李庄的原因之一。简陋的家里竟还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慰藉着困窘的时光。从史语所借来几张莎剧唱片，就能让林徽因兴奋得像个孩子，她会模仿劳伦斯·奥利弗的语调，喃喃地讲着哈姆雷特那经典的念白：“Tobe,or not to be:thatis the question.”梁思成与林徽因心中，其实早有答案。生存还是死亡，根本不是问题。

沙漠中的金鱼

流亡之中，故人并没有失去联系。

这一年的11月，费正清来到李庄，他生了重病，一直卧床，傍晚五点半就要点起菜油灯和蜡烛，天黑得早。李庄的艰苦远远超出费正清的想象，他感叹：“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或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更被频仍的国难烘托得愈发悲怆。

梁思成的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他的背比从前更驼了。回望北平的时光，时常有恍若隔世之感，他在信中写道：“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

所幸，流亡的日子里，他见到了另一种奇迹——那些散落在深山之中的古老建筑，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逃过了千百年光阴的侵袭，大美无言，遗世独立。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总会有丝缕微茫，能够照亮一隅，慰藉人心。

研究经费极其微薄，中国营造学社却还是考察了李庄周边的古迹。莫宗江、卢绳测绘了李庄旋螺殿和宜宾旧州坝白塔，莫宗江、罗哲文和王世襄测绘了李庄宋墓，刘致平则调查了李庄的民居和成都的清真寺。此外，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代表，陈明达参与了中央博物院在彭山的崖墓发掘，莫宗江则参与了对成都王健墓的发掘。抗战胜利看起来遥遥无期，工作可以消解每一天的焦虑与期望。

1943年初夏，李约瑟来到李庄，在梁家受到“煎鸭子的款待”。当时童第周在同济大学任教，李约瑟对这位蜚声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同样心生好奇，执意要看看他的实验室。不料，他只看见一台旧显微镜，以及几尾金鱼。那台德国造的显微镜是从旧货店买来的，花了童第周夫妇两年的工资。童第周没有额外的实验设施，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天晴时到阳光下做实验，下雪时则借助雪地的反光。李约瑟不禁感叹，童第周解剖金鱼做研究，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条困在沙漠中的金鱼。

中国营造学社同样被“困在沙漠中”。李约瑟离开几个月后，刘敦桢也向学社的同仁们辞行。迫于生计，他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职，前往重庆。陈明达则前往西南公路局工作。中国营造学社只剩下四人。林徽因写信向费慰梅哀叹：“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中国营造学社却没有作鸟兽散。1944年，梁思成甚至恢复了停办八年的汇刊。同样在这间昏暗的房子里，他们将论文编排好，在药纸上誊抄，绘图，再用石印印在土纸上，自己折页、装订。梁思成在复刊词中描述了同仁们所做的努力：“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做了一点实地调查”，两期汇刊中有多篇文章正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的考察成果，而战前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以及费慰梅对山东武梁祠的考察，也都在这两期汇刊中有所交代。

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一直是梁思成的夙愿。他曾为此奔波多年，进行过大量详尽的寻访、考察和测绘，也曾一次次与不同时代的古建筑狭路相逢。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没有料到，起笔时已然国难当头。

当刘敦桢专注于书写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考察古建筑的系列调查报告时，梁思成则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卢绳负责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辽、宋的文献资料并执笔，还校阅补充了《中国建筑史》的全部文稿。为了减轻脊椎的压力，梁思成用一个花瓶抵住下颌。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在昏暗的菜油灯下，与命运较量。写作让他们短暂地忘记了现实的苦厄，一次次重返那些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许多年后，人们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时代，同样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时钟重启

1999年，作家岱峻几经辗转，终于在李庄上坝找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满地觅食的鸡群镇定自若地从脚边溜过，两间房子做了鸡舍，还有一间堆满杂物，墙上有一块标牌，字迹模糊——“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率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前往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从此终结，一段新的旅程由此开启。

寓居李庄的文化人也在那时陆续离开。每一艘消失在江流尽头的轮船，都会载走一段记忆。李庄重新沉寂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空城。

对于故乡显赫的往事，年轻人并不知晓，老人们选择了沉默。1949年后，前往台湾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被看作战犯，留在大陆的梁思成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罗南陔、张访琴、杨君慧等乡绅领袖则在李庄操场被当众铲除。从前的荣耀都已沦为伤疤，面对暧昧不清的时局，遗忘是最有效的方法。

当年离开李庄以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仁们凑钱刻了一块石碑，他们在“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中写道：“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岱峻没能找到那块碑铭。据说，1966年，一个姓田的社员将石碑背走，抹平旧日的字句，去凿刻毛泽东语录。石碑从此下落不明。

转自《文汇报》201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