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茅

李荻生（1938年5月3日—2014年9月30日），1958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习，196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72年10月起，先后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北京轻工业学院、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工作。1989年至2003年，历任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政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其间还兼任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校长、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工委书记、海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初识荻生同志是1993年11月，当时我任市外经贸委副主任，随外经贸部石广生副部长去北欧招商，回京后一下飞机就被召到市委组织部谈话，通知我市委已决定我到海淀区任区长。因人代会换届在即，要求我尽快去海淀区委报到。因过去没有去过海淀区委，一路打听才找到区委办公室，见到区委书记李荻生同志。在简单地表示欢迎之后，他问我：“张茅同志，你能熬夜吗？”我回答说，自己是工人出身，习惯早睡早起。不久后我就领教了荻生同志熬夜的功夫。

海淀区是北京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部队、中央、国家机关最密集的地区，为中央服务、为国家科学教育发展、部队等驻区单位服务是历届海淀区领导的首要任务。首都无小事，海淀无小事，这些中央和市委的要求，我们时刻铭记在心，不敢有丝毫懈怠。而为高校服务，配合高校做好稳定工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我们把这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人、北、清、师四所重点高校，因荻生同志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曾留校工作，我曾在师大、人大、北大三所高校读书，因此我们和这四所学校的领导同志都很熟悉，如人大李文海校长、北大任彦申书记、清华贺美英书记、北师大袁贵仁校长都是荻生同志和我的老师、同事、同学，无论工作还是个人关系都很融洽，我们常去这四所学校和领导交流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解决教师住房困难的“广厦工程”，北大、清华两校在蓝旗营给教师盖住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亲临现场、选址视察、协调拆迁，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师生活的关心。但因资金紧张，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土地出让金有较大缺口。荻生同志和我商量，所缺三千万元由海淀区负责解决，支持两校改善教师生活条件，这对当时财政状况并不宽裕的海淀来说也是一个需要魄力的重大决定。另一件事是一次在人大，李文海校长反映校门口流动摊贩、环境脏乱，希望区里帮助解决，荻生同志当场表态，全国就这么一所人民大学，维护好周边秩序，区里责无旁贷，当即要我安排区政府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对人大校门口加强执法，使环境得到改变。高校的同志们也很支持区里的发展，如北大任彦申同志就提出北大是全国的北大、北京的北大，也是海淀的北大，经荻生同志亲自做动员报告和学校的工作，一批北大学生毕业后到海淀区工作，提升了海淀干部的素质。

荻生同志很重视海淀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视主动为中科院服务。当时的周光召院长和后来的路甬祥院长也很尊重区领导。记得有一次中科院开年终总结大会，还把荻生同志和我请到主席台就座，使我们深受感动。周光召院长十分开明，大力支持联想企业发展。联想有重大情况，除了向周院长报告外，也常到区里汇报，我们与柳传志、段永基、王小兰、王文京等企业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应他们的邀请参加一个很小范围的企业家定期聚会。当时，海淀区诞生了一大批体制外的无上级主管民营企业，有些企业党的关系在区里、在街道，他们为企业的领导班子和其它重大问题也常向荻生同志汇报。荻生同志以物种多样性的原始森林作为比喻，提出减少行政干预，让高新技术企业少受干扰、自主发展，使他们能够扎根海淀，直上云天。

荻生同志善于从大局出发，抓重点问题，海淀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上敏感地区，时常有一些突发事件，处理不好就会影响首都乃至于全国的稳定。荻生同志常对大家讲，作为一个地方领导干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应知道出了事会怎样处理。在区委召开的维稳工作部署会上，荻生同志讲，大家要坚守岗位，保一方平安，有情况及时报告，没情况报个平安，我白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一席话增强了同志们的信心，工作有了主心骨。

海淀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驻区单位的知识分子多，思想活跃，民主气氛浓厚，每次人代会从议程开始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意见，代表委员们对政府工作监督力度也很大。荻生同志十分重视听取不同意见，经常和那些爱提意见的同志交流，和他们交朋友，但同时也善于做好思想工作，在原则问题上给予积极的引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到区里换届的那次人代会，开了八天，我到各小组与代表见面，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有几个代表提出，根据前任区长的作法，为了考察我对区情的了解和表达能力，要求我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脱稿说报告，我认为这个意见不妥，因为区长代表政府作工作报告，是一件很庄重严肃的事情，不是代表个人发言，而是依法代表一级组织，向人民代表和全区人民报告工作。在全国人代会和北京市人代会，总理、市长都是照稿报告，如果要对我进行考察，可另找时间进行，双方各执己见，态度都很坚决。荻生同志作为区委书记，最后表态，依照有关规定，区长依法向人代会报告工作，至于用什么形式应由区长决定。在重要原则问题上把握方向，支持了政府工作，从此海淀区人代会说报告的习惯也改过来了。回想起那时的海淀工作，耳边经常的不同意见、尖锐的批评和比较严格的监督使当时在海淀区工作的同志们心存敬畏、严于律己，也使我们的工作少走弯路、少出错误，这种思想活跃的民主作风应大力提倡。

荻生同志平时话语不多，更很少官话、套话，善于把握大局，抓住要害，一锤定音。和荻生同志一起工作四年时间，他善抓大事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我好好学习。当然我们在工作中也有分歧和不同意见，但能够通过充分的沟通得到解决，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表现。

荻生同志身患重病后，我曾多次到医院探望。他为人坚强乐观，很少说及自己的病情，总是和我共同回忆在海淀一起工作的日子，回忆一些工作过的同志们。在他尚能下地走路时，每次都手拉手把我送到电梯门口。老班长、老大哥的深厚感情，令人感动。荻生同志不幸故去，这篇短文，是我对他的纪念。

转自《北京日报》2014年10月23日